美国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其经济遭受了自上世纪初“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重创，尽管通过三轮“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措施，国内“实体经济”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因而在遏制中国的总体战略部署方面作出了“文武兼备”的重大调整，包括
（1）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建立新的地区自贸经济体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简称 TPP) ，来对冲中国经济在地区以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并且通过种种手段抗衡人民币逐渐过渡成为国际货币，特别着眼于人民币跟中国其它贸易伙伴的货币作为直接贸易支付的安排，从而保持美元在「世界经济体」内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
（2）制造地区以至国际局势的紧张，甚至不惜引发美国以外的地区军事冲突，从而营造美国介入地区事务以至争议的“切入点”来牵制中国；
（3）通过政治外交及军事声援，鼓励其亜太盟友以“自助及互助”的形式扩军备战，从而联合起来对抗中国；以及
（4）通过社会文化及意识型态渗透，特别是国外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简称NGO）以提供予中国社会福利服务的名义来争取一般民众的好感，以至参与中国大陆地区内的所谓“维权”活动，来煽动地方民众对中国地方政府部门的不满，甚至引发民众与地方执法部门的暴力冲突，并声援那些少数民族分裂份子在中国国内外的恐怖活动，从而影响中国政府的管治威信以达到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最终影响中国的全面崛起。
必须指出，美国之所以要遏制中国崛起，并非单纯是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是因为美国要实现“全球霸权主义”从而企图支配中国以至全球的战略目标使然。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的对抗问题。
以当前俄罗斯跟美国的矛盾为例，就是一个能够清楚说明“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对抗问题的好例子。自前苏联“变天”后成为今日的俄罗斯联邦，其政治、经济、以至社会文化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向西方的相关制度型态靠拢。
然而，由于当前俄罗斯国力承接前苏联国力的余威而仍然可以抗衡美国的支配，并且有潜力及倾向挑战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一霸独大”的地位，美方因而从来未有放弃过对俄罗斯在政治外交、军事、以至经济方面的打击和遏制，因而造成两国在国际政治、军事舞台长期处于交锋的状态。
美国的“北约东扩”并且在俄罗斯的西面及南面方向外围设置“反导防御系统”的问题上清楚说明，美国仍然视政治、经济制度向西方国家型态靠拢的俄罗斯为遏制目标。
美国跟中国的矛盾也是由于上述的逻辑使然。
美方对中国全面崛起的关注程度远比对俄罗斯为大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力”（Economic power) 作为”国家综合国力”（National comprehensive power）的主要组成部份之一，是比俄罗斯更具成为超级强国的潜力，并且在可见的近期在GDP绝对值増长方面很大可能会超越美国。
自中日两国同时宣布由2012年6月1日起，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人民币对日元直接交易从而作为两国贸易支付的安排，成为当前世界两个第二及第三最大经济体，最终决定跳过以美元作为贸易支付手段而直接以本国货币支付的一个突破性举措，这个安排更加强化了美国对中国将会在近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Economic superpower）龙头地位的判断。
经济力突显军事跃进潜力
中国的“经济力”将会超越美国的潜力，在美方看来，是中国在“军力”(Military power) 方面最终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强国的主要基础之一，而另外一个的重要基础就是中国的“军事技术创新”。根据美国官方及部份所谓民间智库所作出的评估，中国的“军力”随着“经济力”登上世界龙头地位而最终超过美国是一个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因此从历史经验作出「中国到时必然会挑战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判断。
美方得出这个判断，是基于美国历史上就已经根深柢固的战略思维模式。
首先，美国立国二百多年来的军事战略思维体系，是一种“先胜”的攻击型的战略思维，即只有自身永远保持总体国力处于全球最强状态才是国家永远安全的唯一保证，无论这个最强状态是“经济力”的还是“军力”抑或者是两者之总和，而后者被美国的一众战略家视为保证获得前者的前题，失去自身总体国力的绝对优势使美方缺乏“国家安全感”。所以，长期以来，美国都以种种手段追求军事实力以及经济实力超强的绝对优势 。
其次，进入廿一世纪后的“信息化战争”(Information warfare)，都是以高端科技的武器和战法样式致胜，战争的“胜负机率”依赖于本身是否具有高端科技武器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并被认定为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虽然不是最终能够打胜仗的“充足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然而，高端科技战争的进行是一种“技术密集型”（Technological intensity) 的军事作业；但“技术密集型”的军事作业却意味着“资本密集型”(Capital intensity) 的本质，而“资本密集型”本质的战争则需要强大“经济力”的支撑。
因此，这个逻辑现实对于经济正在下滑，甚至会失掉世界最大经济体地位给中国的美国而言，使美国对华政策急速由“相对友好”、“中性”、转变至视之为“强大对手”并且必须“出尽百宝”予以遏制，甚至准备在必要时“孤注一掷，不惜一战”。
由于美、中总体国力在进入廿一世纪首十年明显呈现此消彼长之势，尽管美国军事实力特别是现代“信息化战争”的发展在“绝对值”上仍然优于中国，但美国还是调整了对中国实施包括军事遏制的具体操作，由“独力介入”转变为调动盟友“集腋成裘”的形式从而更符合美方的经济效益，中国在近期与好几个周边邻国的疆域主权争议正好成为美方的“介入点”。
鉴于中日70年前的历史伤痕，经济和军事崛起的中国使日本越发集累不安感和无助感，美国正好看穿日本对中国崛起不安的心理状态，是可以利用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遏制中国的“铁心盟友”，因此不惜养虎为患，决意扶持日本实现“军国主义化”的目标，使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区内当上遏制中国军事崛起的“头号打手”。
美国利用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构想，不只是局限于要求日本军事对抗中国，还希望日本能够在区内带头领导与中国在区内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对中国实施军事围堵，并且在中国的东面方向对钓鱼岛实施军事压力﹑在南面方向联合澳洲﹑菲律宾﹑越南﹑以至从西面方向联合印度跟中国实施军事压力，为在必要时跟中国打“围攻战”作出“区域战略部署”。
美国利用日本牵头遏制中国
随着日本自民党在2012年12月的众议院大选及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中赢得超过起过半数议席，总裁安倍晋再度成为日本（第96任）首相之余，并使自民党成功控制参众两院。在2012年众议院大选前，安信晋三公布了自民党《竞选政纲》的主要内容：
（一）推动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包括改变“日本自卫队”为“国防军”和争取最终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
（二）大幅扩充军事预算；以及
（三）强化钓鱼岛以及西南诸岛的军事防卫，其目的就是加强第一岛链的军事存在。
2013年2月21日，安倍晋三在第二次当上日本首相后访问美国，并且获得总统奥巴马接见，奥巴马重申强调《美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军事同盟的基础。安倍晋三访美回国后即作出一连串的部署，包括推行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并且改革日本自卫队为“防国军”争取军事上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发展弹道导弹以应对所谓朝鲜的核威胁，以及协同美国在日本设立2个X-波段雷达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从而加强第一岛链的防御网。
2014年4月23起的一周内，美国总统奥巴马官式访问了亚太四个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亜、以及菲律宾，并且先后跟日本和菲律宾公布和签订了《美日联合公布》（US-Japan Joint Statement）和《美菲加强防卫合作协议》（US-Philippines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并正式明言《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和支持日本军事上行使“集体自卫权”。
然而，自安倍晋三第二次当上日本首相以来，经济上却未能能通过所谓“安倍经济学”来改善日本的经济困难的形势，民意持续走低，因此在2014年底再次解散国会提前大选。最终，自民党在安倍晋三营造“中国威胁论”的炒作下，再次在是次选举中获得大胜，为安倍晋三推行他所谓的“日本正常国家化”政策为名，其实是实现“日本军国主义化”为实的政策转向背书。
尽管多次声称对中国跟日本和少数东盟国家的疆域主权争议不会”选边站“，但美国一方面在政治外交方面协助日本从二战的《和平宪法》对日军力的约束进行渐进式松绑，而另一方面却积极鼓励日本在亚太地区由东海至南海扩大她的军事存在，即转变日本自卫队成为国防军、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并为美国在亚太区内“连横”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来军事围堵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一力倡议复辟“新军国主义”的日本右翼的头面政客却高调叫嚣，日本要在六至十二个月内制造出核子武器，以应对所谓中国的军事威胁。
观乎美国在亚太地区实施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种种行径，由此而引发出一连串令人质疑的问题。首先，美国作为二战时与中国、英国、及苏联于1945年签署了《波茨坦宣言》(The Potsdam Declaration)，并且为日本制订了《和平宪法》的主导国，为何却未有就日本朝野公然否定二战后作为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各项“国家行为准则”的言论表态？
其次，虽然美国再三强调《美日安保条约》包括“核保护伞”对协防日本的法理义务，以应对所谓朝鲜以至中国的军事威胁，为何日本朝野还是放出了要发展核武的试探风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无论美国声称的“重反亚太”抑或“亚太战略再平衡”（Strategic Rebalancing toward the Asia-Pacific），都是企图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然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处于经济下滑的背景下，美国的「总体遏华战略构想」怎样才可以得到落实？
现代“信息化战争”的主要特点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现代战争的样式以至战法开始从二战时期的“机械化战争”逐渐向“信息化战争”的方向发展。“信息化战争”将战争样式以至战法由过去的陆 (Ground)、海 (Marine)、空 (Air) 三维空间扩展至陆、海、空、航天 (Space)、电磁 (Electromagnetic)、网络空间（Cyberspace) 的“六维作战空间”(Six-dimensional combat space) ，战争样式具体存在并依存于网络空间的“C4ISRK 系统” (注一) , 从而决定了战法的运用，因而“制网络空间权”便成为替代“制空权”来作为决定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杀手锏。所谓“制网络空间权”，意指主要包括下列3个战争样式，即
（一）建立己方不为作战对手入侵或破坏的“网络空间”，从而使己方已经数字化的数据链遂行信息化的作战指令及行动；
（二）入侵或破坏作战对手的“网络空间”，从而破坏对方数字化的数据链的作战指令或信息；
（三）既可以建立己方不为对手入侵或破坏的“网络空间”，并以此遂行信息化的作战指令及行动，同时亦能够入侵或破坏对手的“网络空间”。上述3个“制网络空间权”的战争样式当然是最后所述的一个较为理想。然而，参战的任何一方没有强大的“国家综合军力”（National comprehensive military power, 简称 NCMP）的支撑，在实现任何一个“制网络空间权”战争样式的过程中将会面对非常的困难。
在给定“战斗意志”作为“常数”（Constant term）已经具备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家综合军力”的组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即“军力存量”(Stock of military power, 简称 SMP) 和“军力流量”（Flow of military power, 简称 FMP), 上述概念以下列公式表述：
国家综合军力方程式：国家综合军力 = 军力存量 + 军力流量：即 NCMP=SMP+FMP
一个国家的“军力存量”和“军力流量”的生成受到这个国家的“国家总体生产力”（National comprehensive productivity）的决定性制约，而这个国家是否可以发挥本身的“国家总体生产力”则起码受制于三个主要条件：即
（一）这个国家是否具有广袤的陆地和海洋战略纵深；
（二）这个国家是否存有丰富的特别是具战略性的自然资源；以及
（三）这个国家是否具备巨大的“高端军事科技存量”。
所谓“军力存量”，意指已经生产的武器资源及经训练完备的作战人力资源的总和。这个“军力存量”本身有些是具有多次使用性质的，例如兵员、枪械火炮、战机、军舰，但有些则属于一次使用性质的，例如子弹、炮弹、鱼雷、和导弹等。具有明显一次使用性质的“军力存量”当然在一次性消耗后必需补充，就算是多次性使用性质的那类“军力存量”，例如兵员的伤亡、军械长期使用的损耗，也是需要“军力流量”作同步补充的。
而“军力流量”则意指, 这个国家的“国家总体生产力”的相关部门在一段既定时间内，将技术和人力及物质转化为上述各类可供作战的资源来补充“军力存量”在作战过程的消耗。“军力流量”除了通过发挥本国“国家总体生产力”的各个相关部门生成外，也可以通过外部来源产生，但是这种外部来源的“军力流量”则受到国际政治外交、经济条件、和本身地理条件的高度制约。
就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而言，军事上的“后勤?给”跟“军力存量”和“军力流量”在概念上有明显的分别; 前者是一个关于“战役战术”上的概念，而后者则是一个关系“国家战略全局”最终致胜的概念。任何一个交战方在开战前已经能够完全掌握这个关系“国家战略全局”的基本因素，战争胜负走向已经能够在事前作出较为明确的判断。
军力“流量”和“存量”的制胜决定作用
制约和打击作战对手的“国家总体生产力”，使其“军力存量”和“军力流量”出现无以为继的困难，是自有人类战争以来制胜对手的基本战略原则。
首先，这个传统战略原则在今天的“信息化战争”中尤其重要。由于“军事技术密集型”成为“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作战的人力和物力的高昂“单位成本”（Unit cost) 使参战国需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力”作为支撑，而“经济力”却是“国家总体生产力”的主要物质基础。
其次，鉴于作战的过程是一个消耗“军力存量”的过程，并且要求“军力流量”的生成同步补充“军力存量”的消耗，没有强大的“国家总体生产力”的国家决不能在这个过程中解决这个“流量产出补充存量消耗”的矛盾现实，并且最终随着补充无以为继而“土崩瓦解”。
最后，就算是当前军事科技的突破，各个先进及富裕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发展除了包括航天以外，还大量发展陆地、空中、水面、以至水下无人作战工具或武器，从而减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但也不可避免由于“国家总体生产力”的制约，来解决“军力流量”和“军力存量”之间物质矛盾的问题。
“军力流量”和“军力存量”之间的物质矛盾在“信息化战争”中尤其突出。由于当前“信息化战争”涉及停留在“航天空间”执行攻击及监测任务的飞行器及卫星，在战争开打前，己方在“航天空间”相关的“军力存量”资源已经可能首先为作战对手破坏或摧毁，己方必须以最短时间将相关的“军力流量”资源立即进行升空?充，没有具备强大的“国家总体生产力”以支撑“军力流量”实时补充“军力存量”的消耗，己方将会在与作战对手开战之初，就会实时面对为对手的攻击导致“航天空间致盲及失聪”和“被解除航天空间攻击能力”的后果, 这个后果也同时影响己方高度依赖网络空间的其它陆、海、空的军事作战能力。
基于“军力流量”和“军力存量”高度依赖本国的“国家总体生产力”所应具备的主要条件，才可以基本应对在战时“军事流量的生成等于军事存量的消耗”或“军力流量的生成大过军力存量的消耗”的要求。如果“军力存量”的消耗大过“军力流量”的产出，该参战国将最终面对作战资源逐渐枯竭的命运。
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就是由于战线过大、本国国土直接受到以美国为首盟军的大面积、摧毁性的军事行动，一方面作战人力、物资的大量消耗，同时也没有“军力流量”的外部来源，因此在“军力流量”不能发挥补充“军力存量”消耗的作用下而最终战败。反观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越战，当时的北越就是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下长期解决了“军力流量”和“军力存量”的问题，最终把美军及南越政权“拖死”在印度支那半岛。
在过去卅多年间，美国着力发展“信息化战争”的战争样式和战法，并且在军事科技领域上维持前瞻性且目标在于超前对手几代，从而以数字管理的方法计算战争胜败的机率，并同时设计以最快速度对敌发动“一剑封喉”式的军事打击手段而积极发展太空军备，企图在必要时以最短距离和最快速度朝对手施加从太空方向垂直攻击的军事对手作出部署。这个部署的具体操作分为两部份。
首先，美国将利用可以长期停留在航天空间的无人飞行器，攻击对手在航天空间轨道运行的各类具有侦测及攻击功能的飞行器和战略及战术人造卫星，从而达到使作战对手“航天空间致盲及失聪”和“解除作战对手航天空间的攻击能力”的战术目标。
其次，美国并会利用可以长时间停留在航天空间而又储备了实施攻击的武器例如核导弹的无人飞行器，因应作战指令在必要时对地球上的目标发动垂直的战略攻击。除了着力发展“太空战”外，美国在“高超音速飞行器”(Hypersonic glide vehicle；HGV) 技术的发展方面也得到了突破，这种“高超音速飞行器”速度高达10马赫，并且可以够携带核弹头。
然而，这种战争样式和战法并非只有美国的垄断，俄罗斯和中国也同步在这个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因此未来大国间“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样式，必然涉及从航天空间方向并且以速度致胜的多种多样的军事攻击。
然而，无论太空武器以至通过高超速度的军事装备的发展，都难以脱离“军力流量”、“军力存量” 、“国家总体生产力”，以至“国家综合国力”的制约。通过比较上述概念和对现代“信息化战争”特点的分析，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尝试探讨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几个对中国实施军事制遏战略的国家，在他们本身具有的种种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来评估他们是否可以成功遏制中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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