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今天的很多人来说，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从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到国民党高官，直至成为中共潜伏在隐蔽战线的一位特殊人物，阎宝航的一生充满了种种传奇色彩。但因为各种原因，他的故事却长期被遗忘于主流的历史宣传中。直到几年前以阎宝航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热播，一段往事才渐渐清晰起来。由此也让我们看清，为了今天这个政权的诞生，有多少已知和未知的无名英雄。
红色特工阎宝航
从基督徒到社会名流
1995年11月1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仪式：驻华大使罗高寿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授予我父亲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大哥阎大新代替父亲接受了勋章。这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尽管它迟到了半个世纪，但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却是极大的安慰。
从父亲留下的照片看，他给人的是一个宽厚儒雅、风度翩翩的学者形象，其实父亲出生于辽宁海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出生的1895年，正好是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的那一年，他的一生也因此打上浓厚的时代烙印。
因为家庭贫困，无力供其上学，直到12岁他还在村里为人放猪。但是父亲的求知欲极强，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先生便免费接纳了他。就这样，父亲在村里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父亲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他不仅学习成绩非常好，还长于各种运动，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队员。
当时在沈阳，有一个来自西方的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它也是当时关外东三省最大的一个民众组织。青年会经常举办智力讲演、科学讲演等活动，吸引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年学生，他也很快成为活动骨干。1918年，父亲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做干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美国人普赖德，他非常欣赏我的父亲。
青年会在沈阳算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由此也吸引了很多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青年，张学良就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位。青年会有一个不错的网球场，张学良特别喜爱在此打网球，由此两人得以结识。父亲比张学良大5岁，他经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的活动，比如学习英文或是舞会，也介绍少帅结识了不少西方友人。张作霖当时对我父亲也非常赏识。
父亲年轻时崇尚“教育救国”。1918年4月，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父亲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和几位同学一起，在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学校免费接收失学儿童，也免费供给课本与文具，使很多贫苦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东北首创。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奉天贫儿学校”越办越好，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发展成拥有6个分校和一个试验工厂的完善的教育机构，父亲因此也成为在沈阳有名的社会人士。
“贫儿学校”也得到了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注。张学良不但自己慷慨解囊，还让奉军中的高级将领带头捐资。郭松龄也对学校特别支持，他的夫人韩淑秀不但捐款，而且做义务教员，所以父亲与郭松龄夫妇的关系也特别密切。1925年冬天，郭松龄举兵反奉失败，郭松龄与韩淑秀被张作霖就地枪杀。父亲得知这一消息曾潸然落泪。为避免受牵连，他曾到一位国际友人家中躲避，后由于张作霖并没有牵扯其他人，他才又复出。
1927年，在张学良赞助下，父亲去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社会学。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和在伦敦大学教中文的舒舍予----也就是后来的老舍也结下深厚友情。父亲借留学之机曾去丹麦考察，我就在这期间在沈阳出生。老舍跟父亲建议说：就叫这个孩子“丹麦”吧！所以“丹麦”成了我的小名。我记得小时候动不动就有大人喊我唱个丹麦歌，其实我也不会，我就唱些乱七八糟的英文歌，后来大人又嫌“丹麦”麻烦，改成了“丹丹”。
1929年，父亲学成回国，此时总干事普赖德要卸任回国，他便劝说父亲接替他，出任总干事。过去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总干事都是外国人，父亲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也是非常少见和难得的。在父亲的领导下，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得特别快，张学良赞助他一笔钱重新改造，将青年会一个小楼盖成4层大楼。青年会的旧址现在还保存在沈阳。
政治之路
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时，完整地读过《圣经》，他也在普赖德领引下接受了洗礼，那时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几个孩子出生时都按基督教传统接受洗礼。但后来，随着东北时局的变化，父亲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活动，他的人生之路也慢慢开始变化。
父亲回国时，日本人在东北频频制造各种事端，父亲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力开展反日活动。他们成立了“东北国民外交学会”，多次与日本交涉，也进行反日宣传。那时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吗啡馆，贩卖海洛因等毒品。父亲出面组织了“辽宁省拒毒联合会”，由他出任会长，以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组织学生协助警察搜查毒品。1930年，他在奉天小河沿将3次查获的海洛因487包、烟土400两，总价值近百万元的鸦片当众焚毁，还邀请各国驻沈阳领事前往现场观看，唯有日本领事不到场。父亲的举动大快人心，沈阳人称父亲“今天的林则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父亲在半夜里听到枪炮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其他几位群众领袖来到英国领事馆打探消息，英国领事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建议他去日本领事馆交涉，父亲等人于是又来到日本领事馆。当时日本领事馆对日本关东军的行动也不全然掌握，日本领事林久治郎正好到关东军的驻地接受指令，留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父亲的身份，让他们在那儿等。父亲等人后来觉得形势不对，悄悄溜走了。
日本人占领沈阳后的第二天，日本军警到东北国民外交协会搜捕抗日分子，并悬赏5万大洋拿阎宝航的人头。9月23日晚，父亲乔装成牧师，由奉天迫击炮厂的英国工程师泰尔斯开车，把他们几个人带到皇姑屯车站，然后接去北平。
日军进城时，沈阳老百姓纷纷出城避难。母亲带着大姐、二姐、大哥、二哥还有我，5个孩子，她自己已有9个月身孕，一起逃到沈阳东郊教会办的坤光女中躲起来。当时沈阳城内风传日本人要抓阎宝航的家属，气氛十分紧张，但牧师说也无法长时期提供保护。
大姐明诗后来告诉我们，有一天晚上半夜有人来敲门。原来是父亲的好朋友、开表店的赵世涛大爷，他猜到我们会躲到这里，所以找过来。母亲担心我们一大家子跟着赵大爷走会连累赵大爷，但赵大爷非常仗义，还是坚持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皇姑屯车站。但是到了车站以后，发现那里人山人海，到处是要到关内逃难的流民。车厢也早挤得水泄不通，根本上不去。赵大爷情急之下一下子跪下了，说：“同胞们，这是抗日英雄阎宝航的家眷啊！”这时奇迹出现了：车厢里自动让出一条路，很多人把行李扔出窗外，伸出双手，把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扶到车上。
当时我只有两岁，没什么记忆。大姐后来回忆：中途我们这节车厢被卸下来，以减轻负载，夜半荒郊之下这节车厢的人就坐在地上等待，每当远处有火车开近的声音，坐在地上的人就举火呼救。直到后来最后离开沈阳的一个火车头，挂上我们这节车厢徐徐前进，才最终到了北平车站。到了之后听说前列火车中途遇到土匪抢劫，想来我们全家也是万幸。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多人流亡到了关内，父亲成为东北政治力量的代表，他也利用自己这种身份，呼吁国民党抗战，早日收回东北。到了北平，妈妈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是我的小弟，父亲为他取名“明复”，意为早日光复东北。
也许同为基督徒，宋美龄对我的父亲十分信任。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和宋美龄亲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长和指导长，父亲则在宋美龄的推荐下出任书记兼干事，还曾和蒋介石共用一个大办公室。1935年，父亲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实际上是大副官的角色。据一些老人回忆，当时有一些达官贵人，他们的夫人要想见蒋夫人，都要先在我父亲那儿登记、打电话，然后我父亲请示蒋夫人。在别人眼里，他是蒋宋身边的红人，再加上他是张学良的好朋友，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
旷世之情
张学良晚年曾对我和明复说：“你父亲很能干，他到蒋先生那儿做事是我介绍的。”回首父亲的一生，张学良是对其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扮演着张学良的高级幕僚角色，张学良对我的父亲也十分信任。“九一八”事变后，父亲知道张学良内心很苦闷，他们几个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少帅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为名到了西安。其间，他和张学良还进行了一次长谈，张学良向他明确表示不想参加内战，也透露自己和共产党联手的想法。父亲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便爆发了。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高崇民、卢广绩等几位东北军领袖一直奔走于各方，为和平解决此事，也为营救张学良而努力。
12月28日，戴笠通知父亲，说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父亲后来回忆：“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了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
宋子文、宋美龄一再向父亲承诺说，一定会放汉卿回西安，他们愿意以自己的声望作保证。就这样，父亲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又飞到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50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要员。但张学良却仍未被释放，这让他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从西安回来后，父亲曾四次去奉化见蒋介石，请求释放张学良，都未果。1937年2月中旬，父亲第四次去奉化请蒋释放张时，蒋介石同意让父亲和张学良见一次面。当时，张学良被囚禁在奉化雪窦寺。父亲后来回忆，两人相见时，外面监听的人的影子都看得见。没办法，两人只能长时间地握手，这次见面只有半小时。父亲离开时，几步一回头，张学良始终站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去……这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面。
一晃到1991年。这一年，年逾90高龄的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终于获得自由。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从美国发来电传，说汉公想见我和明复；过了几天，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又打电话再次转达此意。当时正好吕正操要去美国探望张学良，我便陪同他一起去了美国。
1991年5月29日下午，我们终于在纽约见到了张将军。张学良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问：“你父亲玉衡是怎么死的？”我一时哽咽……临行前，当时主持对台工作的杨尚昆主席特意在天津接见了我和明复，叮嘱不要过多地提伤心事，所以我也没有多讲。
张学良对父亲的死很伤心，他知道父亲死在秦城监狱，而他留在大陆的四弟张学思也死于秦城。提及此事时，他说了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他的意思是张学思脾气不好，所以被折磨得很惨。他又说到自己：“我是天不怕地不怕，明天把我拉出去枪毙，今天晚上我照样睡大觉。”
张学良对我和弟弟好得不得了，我们喊他“大爷”，就像喊自己的亲人一样，完全没有生疏感。他和赵四有时打小麻将，我不会，总是输。赵四说：“明光你不用给钱了。”他马上说：“不行不行！”然后一张一张地数好，放在兜里，像个老顽童一样，很有趣。
也是在张学良的建议下，1991年，我出面成立了“阎宝航基金会”。张学良不但赞助资金，而且还亲自给基金会题写会名，都有亲笔信。我想，这也是当年的“少帅”用这种方式，来铭记他们那段特殊的情谊吧。
“阎家老店”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我们在重庆村17号的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我记得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1942年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妈妈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们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父亲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有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弟弟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补丁的军服，明复赶紧把妈妈喊过来。来的青年告诉妈妈，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时因为日军施放毒气，他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后来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他就找上门来。说着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妈妈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洗澡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来是吉林农村的孩子，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眼睛又不好，妈妈留下他让他做厨师。开始他煮的饭都是生的，菜也烧不熟，后来才慢慢学会，妈妈还帮着他找了位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回了东北，父亲后来还去看望过他。
类似的故事在“阎家老店”有很多很多。几十年后，父亲当年手下一位普通员工的女儿告诉我，她7个月时得了急性肠胃炎，她父母走投无路，最终找到我们家。妈妈把她手上唯一的一枚金戒指摘下，让他们当掉，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救了她一命。
“阎家老店”能支撑下来，与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大。母亲和父亲是青梅竹马，是同村高家的二姑娘，年轻时唱山歌很有名。父亲与她结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她到河边，把她的裹脚布给丢掉，所以母亲是“解放脚”。
母亲因为家里贫穷，没念过书。父亲每天早上总是去厨房教母亲识字，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高素桐，后来又改为高素。父亲到了青年会工作以后，母亲对城市很生疏自己又不识字，本不愿意进城。父亲于是让我舅舅动员她，舅舅说：“你再不去，你的位置就让别人占了！”她这才勉强到了沈阳。母亲对父亲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结，凡是父亲做的事情，她都鼎力支持。父亲那时每个月都要把一半的工资拿去办“贫儿学校”。进城后，母亲把我的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接了过来，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不容易，但母亲从不抱怨一句。
母亲很要强，她一直努力提高自己。在沈阳时，她每天晚上去平民识字班学习。大姐回忆，妈妈上课时，由她带着我大哥和二姐。夜校设在一个大庙里，乌鸦到处飞。奶奶对姐姐说：“你妈妈不容易，非常坚强，你要多帮帮你妈妈。”靠着这股劲，妈妈从一个字不识，到了后来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父亲到国外留学后，妈妈在国内自学英语，她在家用器具上都贴上英文名字。
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母亲经常跟着他去参加一些活动，她落落大方，举止非常得体。有一次，南京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与宋美龄一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她的一只高跟鞋鞋跟突然断了。母亲镇定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竟然没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笑谈。
那段时间父亲仍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在重庆期间，父亲除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夜间空袭，造成数千人在防空隧道里窒息而死的大惨案。时值盛夏，臭气逼人。负责善后的父亲在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昼夜不曾合眼，最后竟昏倒在泥水中。
但很少人知道，父亲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各种思潮交汇碰撞之地，这里也是共产党在东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也得以结识不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共最早在东北建党的书记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他当时就住在青年会里，在总干事的大保护伞下活动。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父亲有时听他们讲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对此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1927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提出入党要求，结果因为苏子元去了苏联学习而不了了之。
父亲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1937年元旦，父亲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父亲还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9月，父亲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刘澜波叔叔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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