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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超级访华团改写中越历史

越共总书记阮富仲4月10日结束对中国的访问归国。这场从4月7日开始的规模巨大的访问,代表的不仅是外界看到的超大阵容,更改写了中越关系的历史。中越关系因为南海问题引发的争端至此次访问经历了关键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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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华

从中国罕见的高规格接待与4月8日发表的《中越联合公告》所显示的信息看,阮富仲此次出访在中越关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周边外交取得的巨大胜利。

尽管中越在《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上所表现出的历史延续性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两国间大的发展方向和情感脉络,但若要深刻洞悉此次阮富仲访华的玄妙之处,就需要字斟句酌地分析此次《中越联合公报》在表述及内容上较之以往有何不同。总的来说,于细微之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4月8日发表的文件中,“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成为文件开篇最为引人注目的表态。要知道,在2013年6月发表的《中越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对双方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的肯定,更遑论“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样的提法。若是在国内政治层面,如此表态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是稀松平常的宣传口号。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发表的联合公告中,以白字黑字昭告世界,其暗含的政治含义却无法让人忽视。

中国与西方世界所存在的诸多无法弥合的分歧中,首当其冲的便是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时代,其所奉行的革命输出政策曾让许多国家十分不满与介怀。而在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对所谓“正统”的定义与掌控则成为中美间无法回避的矛盾。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与“命运共同体”无不是在有意缓解这种纷争,旨在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负面预判。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提出的建构主义学认为,权力政治是由社会观念建构而成的,人类社会的主流观点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换句话说,观念与文化认同将影响权力政治的选择,尽管早期人们认为利益是影响权力政治的唯一或者说是首要要素。遵循温特的这一逻辑,就能看出,看似平常的“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选择。”是多么有分量的一句话。

公报还表示,“双方总结了中越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中越传统友谊由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等双方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宝贵财富,应珍惜、维护并发扬光大。”今年恰逢中越建交65周年,在此背景下重提中越老一辈领导人所建立的深厚情谊,相信更多地是为中越现在和未来的良好走向做铺垫。毕竟,历史早已尘封,究竟是记住中越60年代的历史还是79年的历史,则当然取决于两国现阶段的发展势头,在中越所发表的诸多《联合声明》和《联合公报》中,回顾几十年前的情谊且以如此热切洋溢的措辞记入公报中,尚属首次。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中越高层此次谈得相当愉快,事实上,通读整篇公告,较之以往有所不同的一个感受便是,整体情绪饱满热烈,情感铺陈十分明显。

阮富仲此次访华显然是有备而来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2014年5月,中国“981”海上钻井平台开进中越争议的西沙群岛海域,引发两国船只冲撞和对抗,越南国内出现大规模的反华抗议活动,美国等国家频频指责中国试图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直到7月中旬,中国宣布将“981”钻井平台撤出西沙群岛海域,中越的僵局才算有所缓解。可以说,此次访问使得中越在经过“981事件”后,再次达成身份的认同,取得政治上的谅解与互信。中越关系不仅达到自去年以来的最高峰,较之胡锦涛时代更有所突破。对中国来说,稳定周边的目标已经初步达成。

对越南来说,做出如此大的政策转变与其自身的内部政治斗争局势日渐明朗密不可分。种种迹象表明,越共中央开始筹备“十二大”之际,越共党内乃至于整个越南已然面临着权力的重新洗牌。以越南主席阮晋勇未参加2014年7月的“越共十二大文件起草小组会”,似被有意排除出越共领导层核心为标志,包括实际活动中总显得“足不出河内”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近日被国际舆论热议,阮富仲或将成为未来越南的实际“领导人”,而中美“罕见地”同时向其发出访问邀请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猜测。如果传闻属实的话,以阮富仲此次访华的表态而言,中国的周边环境无疑迎来了新的春天。一方面,自2010年12月在阿拉伯世界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实际上已经波及至东亚的越南,彼时越南的国内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分裂、阶层固化、经济改革失败、外部势力蠢蠢欲动、外交战略面临考验,种种困境下,越南爆发颜色革命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事实上,美国“重返亚太”的大战略下的一个策略,就是在东南亚地区扶植亲美政权,包括缅甸、越南在内的国家自然成为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毕竟一个不甚友好的越南或者缅甸能够十分有效地影响甚至是牵制中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2011年与2013年的《中越联合声明》均回避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肯定”这一事关越南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原因就在于越南内部多种政治势力仍在相互拉扯,“向何处去”成为越南亟待确定的重大问题。时移势转,以阮富仲为代表的坚定的践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家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越南最终避免了进行颜色革命的命运。相应地,中国减轻了大部分压力,试想一下,如果越南成为另一个突尼斯,中国的周边环境将恶化到何种地步?

另一方面,由于南海周边国家不断扩大在南海的主权要求和利益诉求,围绕以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主张重叠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日渐增多,包括美国在内的域外国家的插手都使得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在不断升级。而中国始终致力于稳定地区局势,将冲突管控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用谈判手段化解矛盾。对于双方的领土争端,此次公报以“共同管控好海上分歧”轻描带写地一笔带过,两国高层都强调友好合作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要珍惜和维护中越传统友谊,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阮富仲掌舵越南的若干年间,中越在南海问题上必然会延续这一来之不易的共识,而这也必将对中国改善周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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