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福剑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在短时间内吞噬掉社会大量的注意力。《环球时报》微博4月10日如是说。该微博愤愤不平，“实际上这些年互联网对私域的深入几乎是全方位的，舆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模糊不清。当一位基层小官在饭桌上有不雅言论被曝光到网上，或某个大学团委书记的婚外情被抖出时，就会遭到网上的穷追猛打。而一些反体制者出了丑闻时，又会有“捍卫隐私权”的声音为他们辩护。”“很多人其实都在涉及隐私的公共事件中持‘双重标准’，这表明价值判断在相当多的时候仍是‘至高无上’的。”
毕福剑是不是反体制者姑且不论，《环球时报》微博所说的现象是双重标准吗？
我们知道，公权力的腐败抑或是失德，引发的危机要比私域的失雅严重一万倍。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在霍姆斯看来，政府滥用权力和司法腐败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整体危害，远远超过了普通犯罪分子。因此，宪政法治的核心和重点，绝非一味不择手段、罔顾程序、从重从快打击触犯刑律的小民百姓。而是应当正本清源，注重对政府权力予以程序性约束和制衡，防止执法者和当权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利用手中特权和国家专政机器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任意欺压无处伸冤的小民百姓。
公权力的腐败和失德，引发的是政府严重的信任危机，长此以往，政府的公信力必然要掉进“塔西佗陷阱”。在民主国家，执政党会视自身清廉， 正义和尚德为生命，因为稍有不慎，便马上看到选票的脸色。这种竞选的压力，使执政党如履薄冰一样，使公权力得到最严厉的制约。同时，公民也不要求执政党对公民的私域空间做更多的约束。就像是官员的财产公示一样，对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则要求公开，而却无权过问普通公民的私有财产。而我们的特色制度，由于缺乏某种压力，常常分辨不清这些道理，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却做了。比如，在区伯事件中，陈佳罗或陈检罗，作为警官明显的构陷公民，钓鱼执法。然而这样严重的陷公权力于不义的恶行，纪律检查采取了沉默，而其相应的报刊却对毕福剑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当然，从毕福剑党员的角度，责成央视公开批评，应该更符合伦理。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毕福剑毕竟不是公权力的使用者。即便私德受到质疑，然与公权力的滥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层次应该是清楚的，这里不存在双重标准问题-----那就是，公权领域失德，瑕疵，腐败，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人人喊打！未赋予公权力的公民私德，出现失德，瑕疵，多加宽大和包容。切记在这个领域不能无限上纲，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另一则中青网的消息称：“毕福剑欠全国人民一个道歉。”
笔者的观点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双重标准！在当今的特色社会环境，道不道歉，应该毕福剑本人决定，别人似乎不应“说三道四”。
比方说日本，这个国家其实都是在向中国学习，过去是有遣唐使，把文字都学去了。有人说，你要是想看唐代的文明，你就去日本，你要看明代的文明，你就去韩国。你要看全部呢，那你就去台湾。是不是这回事，我也不知道。反正你在大陆看到的是道德滑坡。随地吐痰，大声喧哗，不知排队，犯了错也不知道歉等等。
日本侵略了中国，安倍他不愿意道歉，却去参拜靖国神社。你侵略了人家，还弄了人家的女人当慰安妇，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做错了事，不知反思，不知悔改，不知道歉，反而要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让中国人民愤怒不已。
其实冷静的分析呢，日本也还是在向中国这个老师学习。学什么呢，就是犯了错不道歉。
犯了错不道歉，这是中国人的特质和国粹。比方说，安徽泾县农民程朝穆在土葬后，坟墓被公务人员强行挖开，棺椁被浇柴油烧成灰烬。已经违反了2012年修正后的《殡葬管理条例》。泾县民政局强制挖开坟墓，现场焚尸的做法虽然是被严令禁止的，但你能看到泾县政府公开道歉吗？
湖南衡阳人大的贿选案，56名省人大代表行贿，动用资金1.1亿。衡阳市委作为领导机关，保证监督不利，严重失职，你能见到市委向衡阳的选民道歉吗？
反腐败打老虎，拍苍蝇，100位高官落马，折戟沉沙。但作为党管干部的组织部门，在用人上不是失察就是带病提拔，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有谁见到组织部门道过歉？
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修建楼堂馆所，但政令不出中南海，地方政府的豪华办公楼犹如雨后春笋，让全世界都汗颜。明显的违背中央政令。但建也就建了，有哪级政府向人民道过歉？
国企改革，由于权力结构失衡，党委的保证监督形同虚设，致使国有资产流失惊人，有哪级党委向人民道过歉？
收入分配改革，养老金双轨制改革多少年进行不下去，底层民众的利益一再受损，有那个领导人向人民道过歉？ 由此联想到更多，由于改革不彻底，不配套，形成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有人为这种失误道歉吗？再往前，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3000多万人，谁道过歉？不但不道歉，社科院的李慎明不还是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矢口否认吗？这样的态度与安倍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
中共建政之后，有了《共同纲领》，但却急着照搬斯大林模式，一大二公，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向邓小平一样，摸着石头过河，按着《实践论》的观点，谨慎行事，何至于整个经济体制推到重来？有谁为此重大失误向人民道过歉？ 不但不道歉，还向人民展示了一堆的“自信”？
组织上犯那么多的错不道歉，却要求稍有瑕疵的具体党员向全国人民道歉，难道不是双重标准？这能让人心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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