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的成立撬动了自二战终结时成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引发世界格局的连锁变化，同时也说明中国崛起之势成。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贯唱衰中国的美国学者沈大伟提出的新“中国崩溃论”遭受强烈质疑。两件事的发生确有其内在联系。前者证明世界范围内执政者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认可，而之前意识形态论者所长期坚持的“中国崩溃论”自然没有了市场。
在这些表象背后，中国作为一个特例的成功，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与西方价值观不相符合的新探索实践方式的成功。一种基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价值观和模式因应时势呼之欲出。这将是对已有的西方掌握话语权的价值观的颠覆、补充和重构。中国模式或有可能得到其他国家效仿，而已经全面拥抱中国的越南不过是最先行动的一个。
中国崛起提携意识形态
在美国高呼“亚洲再平衡”却因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伊斯兰国兴起而自顾不暇之际，中国抛出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两大动作仿佛突然打翻多米诺骨牌，撬动国际格局。对于美国而言，似乎局势有些失控。传统盟友英国率先倒戈，欧洲大陆“双雄”德法亦不再矜持，菲律宾也在申请截止前抛弃美国劝戒和自利性太强的TPP，韩国、澳大利亚也没有过多顾及美方颜面。
至此，姑且不论亚投行所囊括的地区范围和蕴藏的潜力，单就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韩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立场大幅转变，客观上都说明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执政者不同于意识形态工作者，必须在适当时机做出及时决定，其选择必须基于国家战略利益，相较而言会更为理性和务实。尤其是已经历经国际风云变换的英国的做法，更具有风向标意义。
英国等国家不顾美国劝阻纷纷加入亚投行，其实是以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制度模式和未来前景的认可。囿于传统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定位的媒体和舆论亦需及时调整适应这种形势变化。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一向不被西方观察者看好的中国在事实上的“逆袭”，对其不合时宜的价值观造成冲击和挑战。比如美国矫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所提出的新“中国崩溃论”就遭到了来自中国广泛而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之前尚且停留在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层面，现今却有相当一批非官方学者和民间舆论的参与。
中共十八大之后，执政者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尽管批评声音依然不低，但似乎随着中国国内外形势好转也逐渐拥有了更多受众。在国内，腐败的政治生态逐步扭转，政坛中一些不可控因素被剪除，而且在消解经济危机的同时维持了较为稳健的发展态势，未来的改革顶层设计也备受期待；在国外，则表现为中俄两国关系的强化，夯实了与传统友谊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惊喜”表现。
在传统发达国家发展危机挥之不去，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又纷纷陷入动荡的情况下，中国所表现出来的升势就更为引人注目，并且逐渐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不久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华所展现出来的全面拥抱中国的姿态，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先声。事实上，如果把所有国家都作为发展探索者来看的话，中国可视为一个相对成功的案例。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借鉴经验就成为该国自然而然生发的责任。当然，学习接收与否取决于各国自身。对此，双方都不应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种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
中国模式“四大玄机”
亚投行的成立其实就是中国开始承担国际责任的一个重要开端，因为这将借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家生产能力为相对落后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经验方面的外部帮助。但是对一国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该国自身的政治共识、制度模式和发展路径，或者说是价值观、意识形态。自进入近代以来，各国大多将西方价值观奉为圭臬，套用其一系列议会、政党、社会、市场和舆论制度，但成功者仅日本、韩国等具有特殊国情和机缘的极少数。
相较之下，道路探索时长绵延2个世纪，崛起之路称不上平坦的中国更具有代表意义。中国成功突围的原因当然也有自己的国情因素，但其实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并推广的经验。首先，中国并没有采取完全西化的道路，而是基于本国国情进行有条件有选择地引入、探索和消化。因此，其他国家也需要参照本国国情，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审视西方价值体系，以渐进的方式改进和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执政者采取措施抵制西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
其次，要有持续稳定的国家局面，尤其是政治层面的巩固统一。就中国而言，中共一党执政是维持这种形态的保障。其他国家大多已经奉行民主选举和多党竞选机制，执政团队的频繁更替和激烈竞争在国家发展初期阶段会释放很多负面影响，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遏制此种情况，至少也要保持政局稳定和政策延续。再次，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应是一国发展的重心所在，不应过于急切地苛求价值观和上层建筑的超前国际化。邓小平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被历史证明的战略选择，中国狠抓30年不动摇才取得了今天这般的成就和地位。尽管在此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已取得的物质基础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的后盾。反之，如果没有持续增长的国家力量，没有源源不断的财政收入，何谈治国理政？
此外，还有需要重视的一点是，要不断提高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尽管中国贫富差距依然很大，但是不可否认，基层民生仍然有较大水平提高。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自然转化为对执政党的长久支持。不仅专政国家需要对此保持警戒，以直接选举和选票争取合法性的民主国家同样需要注意。对希腊、台湾等陷入“福利”泥淖的国家和地区而言，或许需要遏制其不合理的欲求。
各国执政者需要克服的一个理论症结或许是，中国的成功是否证明了其长期坚持的“民主”这一普世价值的错误？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民主”确是一种可以普世的价值观和发展方向，但其是抽象宏观的，要求精良复杂而且适用本地特殊情况的制度设计。这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经验总结，如果操作不当很容易招致动荡。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普世价值即“共和”与之相生相克。也即需要以共和保障和限制民主的实现，避免其消极因素。中国或许正是较为适当地处理好了“民主”与“共和”之间的关系。
当然，中国的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还要注意到，中国自身在探索过程中也有着深刻的教训，现今发展模式的取得更是经历过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历史曲折。全领域腐败、生态恶化、制度缺陷、文化畸形，都是中国正是以高代价努力改变，而后发国家需要避免的重要问题。
对于后发国家或陷入危机之中的发达国家来说，选择性参考和借鉴，以及改造自身更是一个复杂工程。但即使中国不去主动宣传自身成功的“秘诀”，他国也会主动去进行解读和引鉴。比如，与中国国情类似的越南就做出了全面学习和对接中国的姿态。对此，中国的顺水推舟也是其责任所在。这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各国学习中国的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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