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如松认为，“电击”政策是短暂的止疼药，更可能是麻药，长期对中国经济肯定是毒药。
正处窗口期的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调控政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潜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时至今日也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中国GDP增速更是在2012年出现“断崖式”下降，从前十年年均10%以上的增速骤降至7%。放眼未来，有研究机构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恐降至4.5%。
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0日发布的2015年3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环比下降0.5%，同比上涨1.4%；PPI环比下降0.1%，同比下降4.6%。
澳新银行驻中国经济分析师周浩表示，这两个数据基本符合预期，没有什么大的意外。而市场可能比较关心的还是PPI，跌幅稍微收窄一点。但从整体来看，通胀下行压力并没有明显缓解，通缩风险还是存在。
中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周期还是在展开，没有大的变化。CPI还是比较差，在1.5%以下。维持二季度降准降息各一次，三季度降准一次。另外，要关注近期电价下调对PPI的影响，PPI短期内还是会有下行压力。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表示，CPI、PPI双双好于预期，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稳。由于春节结束，需求减弱等因素，3月份CPI上涨1.4%符合预期。但3月份CPI环比下降0.5%，显示CPI通缩风险仍值得关注。PPI降幅收窄至-4.6%，主要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企稳。价格环比下行压力仍然存在，需求企稳只是刚刚开始。
华泰证券称，短期内通缩威胁出现了缓和的迹象，CPI方面猪肉价格的回暖、房地产新政可能带来的居住价格回暖都是边际上的因素；PPI方面联储鸽派言论和国内财政的逐渐发力也可能为PPI的改善带来动力，价格因素有向好的迹象，但还维持在很低的位置。
目前需求的扩张还没有明显出现，工业产出也还在很低的位置，从PMI暗示的库存周期来看，微观层面企业的经营十分谨慎，经济尚且需要政策的持续呵护，经济收缩期对于总需求的管理要注重持续性及预期管理才有益于供给端的扩张。
目前财政部及发改委多举措为地方财政筹措资金，该机构认为财政政策会出现逐渐发力的过程并带动经济的短周期企稳，同时降准、回购利率下调等回补流动性缺口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政策也是合理的选择。
一季度经济数据疲弱、房地产活动持续下行，终于促使决策层在3月30日放松了房地产政策：二套房首付比例从此前的60-70%下调至40%，公积金贷款购首套房的首付比例从30%下调至20%、二套房首付比例从60%下调至30%。
另外，个人普通住房销售免征营业税的标准由5年下调为2年。这是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幅度的房地产宽松政策。
瑞银认为这次的房地产宽松政策不会催生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而仅会缓和房地产下滑幅度。即便在本次下调之后，房贷首付比例依然较高。
瑞银预计这些措施可以改善购买力、提振市场情绪，从而稳定销售。他们估计下半年房地产销售应有所反弹，全年销售可能仅小幅下跌5-10%，这应有助于缓和房地产建设活动的下跌。
知名经济学家如松认为，这是一种“电击”政策。是短暂的止疼药，更可能是麻药，长期对中国经济肯定是毒药。
瑞银认为已出台和未来可能出台的宽松措施将帮助支撑房地产销售、缓和房地产建设活动的下滑幅度，但难以扭转行业下滑趋势，更谈不上在结构性供大于求、供需基本面转变的背景下催生新一轮房地产泡沫。瑞银今年房地产新开工面积将在2014年下跌11%的基础上再跌10-15%。
鉴于经济开局乏力，瑞银认为在未来几周、几个月中将有更多宽松措施出台，包括加快基建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以及加快放松服务业管制等有利于增长的改革。
瑞银预计货币政策也将趋于宽松，包括在二季度和下半年降息、以及1-2次降准。年内房地产政策也可能进一步放松。
而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42940.30亿元，同比增长3.1%，意味着未来一两年供给还在继续增长，需求被透支之后，意味着问题更加严重。
如松认为，从有关的数字上看，未来形成的这个窗口期也非常明显。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717亿元，同口径增长1.7%。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65亿元，同口径增长21%。1-2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5,756亿元，同口径下降30.7%。1-2月累计，全国政府性基金支出4,493亿元，同口径下降18.6%。无论从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还是政府性基金收支来看，完全是一种不可持续的行为。
3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5年GDP增长目标在7%左右，CPI目标在3%左右。
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院院长高培勇认为，这样的形势，有结构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相互交织的作用，有些是乐观其成，但也有些是被动接受，但各自占多大的成份，目前还说不清楚。社科院财经院综合经济战略研究部副主任汪红驹也表示，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处于“告急”状态。
如松认为，工业和服务业是“皮”，金融业是“毛”，金融业形成的财政收入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数字给出了这个窗口期。
中国财政部近日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积极扩大专项债券投资者范围，鼓励社会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加上此前发布的关于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的办法，这意味着，社保基金等进入债券市场的大门已经完全打开。
现在采取的刺激房地产和社保购买地方债等政策，目的是加大地方财政的收入，利于地方政府用债务的手段进行集资，然后通过地方政府投资拉动经济，最终的目的是恢复经济增长，在这个窗口期采取“电击”的政策，倒也可以理解。但这依旧属于短期激素性行为，或许可以起到电击的效果，也可能电击的效果很差。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但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还正在探明过程中，或者说正在寻找中高速增长的均衡点。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指出，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靠三大投资带动。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占20%-25%、房地产投资占25%、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
中国的高投资必须降下来，三只“靴子”必须落地，目前，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这两只“靴子”已经落地了。基础设施投资高峰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实际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制造业的投资也已经显著下降。等房地产的“靴子”落地后，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就找到了。
这将是个历史性的拐点。如果在房地产“靴子”落地的过程中，政府宏观政策得当，改革措施到位，有望在两年到三年内完成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转换。彼时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均衡点将明确，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新常态。而在此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将始终存在。
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国的债务总额已经比金融危机以前翻了两番，从2007年的45万亿人民币（约为7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中期的172万亿人民币（约为28万亿美元）。债务总额达到GDP的282%，略高于美国和德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债务情况值得警觉，但可以加以控制。
报告指出，中国应该密切关注三大债务风险：首先，居民、非金融类企业和政府的债务约有一半同房地产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房地产行业开始降温，中国40个城市的住房交易额在过去十年享受了26%的增长率后开始下滑，2013年4月至2014年12月间整体下降了18%—而北京和深圳更甚，降幅在30%以上。
总体来说，虽然中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债务并没有过度扩张，但深远持久的楼市低迷可能对建筑业的影响巨大，因为它占据GDP的15%，包括成千上万的小公司，而他们将无力偿还债务。
其次，中国约有1/3的未偿付债务是由透明度低的影子银行体系（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提供的。
这些不受监管的非银行贷款者从寻求高回报的富裕投资者手中筹集资金，并放贷给房地产公司及那些没有资格获得银行贷款的公司。影子银行不仅在房地产行业高度集中，其承销的质量也不明朗，影子银行的风险敞口也不够清晰。
第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借贷的快速增长也会带来风险。由于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及地方政府增收渠道的限制，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2.8万亿美元。其中，约1.7万亿美元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欠，用于基础设施、社会住房、及其他类型建筑的投资。
一些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偿还债务仍然是个问题：2014年开展的地方政府财务审计发现，近期新增贷款中有超过20%用于偿还旧债，而债务偿付资金有40%来自于土地出让。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资深董事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说，中国政府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不可持续的债务带来的风险，并正采取措施减小这种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称，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而2014年则如此表述：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
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李奇霖称，M2不光是货币宽松就能确定的，它得考虑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也就是说只有在投资的时候才能拉动货币的增长。
当前的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房地产和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都受到一定抑制，也就是说以前撬动货币增长的两个驱动力弱化了。所以，M2有所下调。值得指出的是，M2增速目标只是一个参照。对于往年的数据，在多数情况下，实际M2增速都超过了“两会”设定的目标。
但是，2014年一年，M2实际增速开始放缓。2014年，M2增速仅为12.2%，低于年初“两会”设定的13%左右的目标。2015年1月，M2同比仅为10.8%，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1.4个和2.4个百分点，增速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主要是因为在经济有下行压力，银行风险偏好收缩时，信用派生存款的力度不够。
中国经济界泰斗吴敬琏指出，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正如，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重创，本轮金融危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并逐步演化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
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受到严重的冲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逐渐加大。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幅大幅回落至6.8%，导致全年经济增长回落至2002年以来的最低点。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防止国内经济增速持续回落，中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全面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四万亿”投资拉动内需计划，地方政府随后也推出了18万亿的投资方案。
在天量信贷资本的拉动下，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阴霾，经济迅速复苏，当年实现了全年GDP增速9.2%。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今年两会期间表示：“当时中国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成绩突出，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许多国家对此很羡慕。”
但在经济快速恢复的同时，也出现了“后遗症”。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曾指出，“四万亿”计划在当时来看确实是有必要的，但这样大量投资的刺激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产能过剩、企业库存增加，库存积压；投资效益的降低，以及环境问题的增加。而这些问题，正是目前中国实体经济疲软的症结所在。
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
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经济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
在吴敬琏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企业和各级政府举债过多造成的。
在目前中国政府机构和企业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在某些环节上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强“刺激”的办法维持高增长率。继续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吴敬琏指出，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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