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抗战

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次战争的通用叫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词其实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发明的，在其他国家各有不同的叫法。

抗战期间的中国士兵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剑桥战争史》主编方德万，为我们讲述西方人眼中的中的抗战究竟是什么样的，是否只是“史迪威悲情”？

1980年代，荷兰人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哈佛大学读中国近代史博士时，美国历史学界不太喜欢做军事研究。这让他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方德万搬到英国。英国有很多治战争史的大家，这很对方德万的脾胃：“中国近代史上战争那么多，军事那么重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不研究战争就不行！”

那时，关于中国抗战，笼罩西方学界的主流叙事是“史迪威悲情”：在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竭尽所能帮助中国，但国民政府腐败无能，让盟军的种种努力付诸东流。

开始，方德万也认为史迪威的说法很有道理。1980年代，他到南京，读到中国学者的抗战研究，意识到史迪威视角之外还有其他的视角：美国从没被占领，美国叙事能否涵盖被占领国的经验？

家族经验强化了方德万的问题意识。他的外祖父出身于荷兰望族，1941年因帮助荷兰抗德组织被捕。1945年方的外祖父由德军押解在寒冷的荒原进行“死亡行军”，在柏林附近被盟军救起。但是为时已晚，他的身体异常虚弱，已无法救治。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这个事情我母亲一直不能忘记。战争的后果还是蛮重要的，我不能忘记这些事情。所以我写中国近代史，不光

写战争的经验，也想写个人的经验，尤其是被占领、被侵略的人民的经验，这是我必须选择的东西。”方德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方德万是剑桥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兼亚洲与中东研究院院长、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战争史》主编。200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是迄今方德万著作唯一的中译本。在这本书中，他记述了中日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交锋，也记述了中国的征兵制度、粮食供应等诸多的“战场背面”。中国又被置于地缘政治的框架之下：抗战不是中国一己的苦斗，各种国际力量既是支持又是牵制。

2015年3月23日，方德万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访问，主题是：抗战。

史迪威的贡献没有多大

南方周末：《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从1925年写到1945年，但为什么要以史迪威开头？

方德万：提到中国的抗战，国外对史迪威有非常深的印象。所以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要解释一下，关于史迪威那些固定的、流行的看法不一定很恰当。

1990年代，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关于史迪威报告就是批评他。美国人很震惊：你批评我们的英雄，那不行！有人就快要打我了。2014年我在美国的二战博物馆做了一个面向公众的报告，有一千人左右来听，我的主题是“一号作战”和史迪威：对中国来说，“一号作战”是二战末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一号作战”和中国军队第二次出征缅甸几乎同时发生。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更能清楚看出史迪威在抗战中的作用：他没做很大贡献，他的领导方法也不行。

史迪威在情报部门、训练部门工作过，担任过驻华武官，但他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部队，在利文沃思（军事学院）也没有听过指挥课。马歇尔要把史迪威塑造成一个美国的英雄：他是唯一的、在亚洲打日本人打得很好的美国人。二战以后，因为有国民党的失败，很多学者利用史迪威来批评蒋介石，以史迪威的英明、勇敢证明蒋介石的无能、懦弱。

美国《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白修德起了很大的作用。1948年经他编辑的《史迪威文件》出版，很快成了畅销书。在这本书里，史迪威把蒋介石称作“花生米”，说他是“顽固、物质、褊狭、狂妄的暴君”，他治下的国民党腐败、无能、混乱，在黑市上与敌人交易。一年之后，这种看法被《中国白皮书》固定下来，成为美国收回对国民党支持的解释。

1971年，塔其曼（Barbara Tuchman）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出版了。这本书后来得了普利策奖，影响非常大。塔其曼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都是好人，但在世界上支持的都是不好的政府：独裁、军事化、腐败、无能……不管是在拉丁美洲、中东，还是在中国，美国人都下错了注。照塔其曼的说法，史迪威失败，是因为“没有制度的改革，就不能有国民党军事结构的改革”，国民党人注定白白浪费美国“在华的超凡努力”。美国代表的先进观念无法从外部注入一个政治虚弱的躯壳。塔其曼写作的基础是白修德的报道、回忆、史迪威的文献，还有美国军方史学家罗曼纳斯和桑德兰所搜集到的资料。当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塔其曼的说法刚好回答了美国社会普遍的迷惑。

在美国学中国历史的学者，都受到塔其曼的影响。此后，易劳逸在写《剑桥中国史》的时候，有关国民党的军事行动部分，就以塔其曼的著作、白修德编辑等人的著作为基础。后来的人大部分延续了易劳逸的框架，只是在局部做些填补。

南方周末：在这个过程中，塔其曼和白修德的诉求是什么？一个是非虚构历史题材作家，一个是新闻记者，本该秉史直书。

方德万：白修德原来比较支持蒋介石。他刚到中国的时候（1939年），把蒋介石形容为“奥林匹斯山神”，说宋美龄是个勇敢急迫，相信民主进程的社会工作者和慈善家。

但是1943年他看到了河南旱灾，他觉得很糟糕，从此以后就开始批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另一方面，他跟他的老板亨利·卢斯有矛盾。

卢斯和罗斯福是支持国民党的，白修德支持共产党。而白修德跟史迪威的关系很好，他认为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批评很对。

我想，作为记者的白修德和作为历史作家的塔其曼，他们在写作的时候，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是对的。他们都以美国为中心来判断中国的政治，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要么走美国的路，要么走革命的路，蒋介石的路绝对不会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当时，这种看法非常流行。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也非常同意：国民党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要取消他，然后中国就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