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了一条不同于英国产业革命也不同于美国产业革命的道路，但似乎也有心理学依据，就是中国人很早就已经意识到“幸福的真谛”，鲍吾刚在《中国人的幸福观》里提到了这一点。这也导致了中国人很早意识到天伦之乐，天人合一等“高超的生活技巧”并不过于依赖物质财富，因此也导致了诸种无欲无求思想的萌发。
中国经济
这些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注重人伦制度而轻技术财富。对于李约瑟之谜有很多的解释，正如李约瑟不明白产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在中国率先产生，对产业革命到底是怎么在西方兴起的也充满好奇，认为这也是充满疑问，并且从来没有人很好解答过的。
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中详细解释了产权的不断明晰和保护力度不断增强，最终促成了产业革命。从羊毛的例子入手，每个人都争取自己的权利，最终促成权利保护进而推动产业革命的逻辑是非常一致的。德·索托后来在《资本的秘密》中以第三世界国家糟糕的产权保护为例，生动解释了何以资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就不能变成资产，而只是“僵死的资产”，因而无法用于灵活的市场交易，进而也就无法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路解释都集中在产权未能得到严格保护，进而不能产生经济增长上。或者说，西方世界的兴起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产权保护得力。
在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一书中，解释西方之所以走向繁荣，原因在于地理环境。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欧洲和它的美国分支拥有易于驯养和栽培的动植物、较轻的疾病负担以及有利于工业化的自然资源。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随后蔓延到欧洲大陆和美国，都是因为踩到狗屎撞了大运。当然也有人对上面的解释嗤之以鼻，柯锐戈 (Gregory Clark)认为造成东西方差异的并非地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素，或是像物权与民主等制度方面的因素，而是文化。富人变得更加富有，是因为他们推动了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思想发展；穷人继续贫穷，也是因为他们没能做到这点。为什么这产业革命始于英国？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国家缺少“坏脾气的河马和斑马”。也“不是煤炭、不是殖民地、不是新教改革、不是启蒙运动”。而是逾500年的社会安定与相对较高的富人生育率结合所导致的结果。
而且在柯锐戈看来，各种各样的产业革命突变论，外部冲击说也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的文化观倒有点熊彼特的创新和企业家的意味，但这不可避免的回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上，内在理路并不像柯锐戈自己声称的那样不是“新教”不是“启蒙”，如何这都不是，也就不可能是文化的。
所以可以想见，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多种解释，包括产权说、地理说、文化说等等，这些见解对中国对西方的想象而言，都算是推陈出新了。尤其是产权说对私有产权的强调，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但任何创新之见，又如此政治不正确，肯定是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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