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

前言

1975年7月，我离开石家庄市郊滹沱河畔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奉调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此后，曾相继在国务院财贸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工作，直到1987年十三大中央委员会落选。这十二个春秋，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我有幸直接经历许多重大事件。

经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人们，扮演着这样那样的角色。这些年来，看到不少亲历者对这段历史或其中若干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回忆文字。写历史、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看法。看法可以各种各样，但是历史却客观地存在着。

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目睹民族败亡的残酷现实，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从参加 “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奉派参与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其后则在中央办公厅、红旗杂志，直到“文化太革命”。几十年经历，由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发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过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诚然，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却是对党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1996年3月至12月，我对1975年至1987年十二年我在中央工作的经历，比较系统地讲述了十六次。2000年以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又反复进行整理、补充和修改，历经四、五年，形成了这部自述。这里涉及到一些重要人物，如邓小平、陈云，如胡耀邦、胡乔木，如赵紫阳、陈伯达。我如实地记录同他们的交往，也写出对他们的一些看法。

总之，我希望这本自述，真实地记录下我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包括我在其间的感受以及对人、对事的理解和认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至于臧否是否公允，则有待读者的评判，更有待历史的检验了。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经过

1975年7月5目，国务院办公室发出一个通知，宣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通知全文如下"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协助邓小平做了许多事情，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江青一伙恨之人骨。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造谣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私自搞起来的，诬蔑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为政研室七个负责人之一，我有责任把这一段历史说清楚。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就开始酝酿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了。

按照毛泽东主席1974年12月在长沙作出的关于中央领导人事安排的决策，"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主席要总理组阁，不让"四人帮"掌握最高权力。那时总理病重，主席要他开过四届全国人大后专心养病，工作让邓小平顶。主席的意向非常明确，要邓小平同志来接班。

1975年初，经过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邓小平同志在党、军队和政府中就任三个重要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这时，意识形态领域仍然由“四人帮”控制。中央的“两报一刊”①，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中央部门，一个文化部，一个体委，还有北大和清华"两校"，也是他们直接控制的。两个地区，一个辽宁，一个上海，都是他们直接控制的。"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这些地方和单位，只会抵制，不可能贯彻执行邓小平整顿的一整套办法。邓小平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知道，要贯彻执行自己的一套，没有舆论工具不行，没有人替他宣传不行。及时组建一个写作--参谋班子，帮助他搞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宣传，非常必要。所以，他一上任，就着手酝酿此事。

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就找胡乔木同志谈组建这个写作和参谋班子的问题。胡在"文革"中受冲击、审查多年，刚在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露面，虽然算是"解放"了，但还没有作组织结论、正式恢复组织生活呢。

邓小平把胡乔木约请到自己那里，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②。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提到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从《*********》以后，就很少有那样系统地解答人们关心的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从这次谈话可以看出，邓小平在危难之时受命担负党政军领导重任之际，在着手部署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到加强思想理论工作的问题了。已经准备为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里夺回来而组织力量了。组织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八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斗争不可缺少的。

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活，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名义、机构都还没有确定下来，任务也只是从成立像六十年代前期写“*********”那样的写作班子写文章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研室成立后，在整顿中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得多，大得多。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把此事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只同李先念商量过。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当负责人，名单也是邓与李商量提出的。

到1975年6月上旬，邓小平抓住机遇，把组建、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正式提上了日程。这是因为，一方面，整顿发展到那时，成立一个政研室这样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更加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几个月来形势的发展，邓小平已经进一不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这样一个机构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首先是整顿取得了显著成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著改观。与此同时，落实下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6月中央发文件推广江苏淮海地区整顿的经验，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总之，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第二，在进行整顿、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 ③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丁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经验主义”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巨大胜利。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被迫检讨。会后，王洪文离开中央到浙江、上海调查、工作，党中央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就为把整顿向面上铺开、向深处发展，创造了颇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人。进就势必要进人"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而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所有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会议，邓小平在这些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经过毛主席圈阅同意的中央文件，在报纸刊物上都得不到宣传，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正确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党内只有参加会议的人，看到文件或听到传达的人，才能知道中央的这些新的精神。甚至形成这样种情况，报刊上宣传的东西同党中央进行的工作，是两股道，互相打架，这里说要安定啊，那里说还乱得不够。当时，邓小平心中的大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而"四人帮"进是进行他们的阶级斗争。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进一步的斗争，这紧密联系着的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简而言之，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第三，就在这时，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组建一个写作班于的迫切需要有了现实的可能。胡乔木被起用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已病人膏肓。毛泽东探知，整理他的选集，胡乔木是最佳人选。而胡乔木的所谓“历史问题”，经过几年反复调查，证明纯属子虚乌有。既然胡乔木没有什么问题，毛泽东遂亲自指示，让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文稿交到胡乔木手里。这样，乘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作负责人，条件已经成熟。"四人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了。

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成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来在康生身边整理毛选的李鑫。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立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同康生联名向政治局写报告，提出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毛选》第五卷"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毛选》六卷也要编出目录草案"；毛主席还批准了胡乔木同志进行这项工作，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件小组)负责。陈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同志参加进来。同时，邓小平还在为递交这个报告给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的信中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写道："康生同志和我的建议一件，请提政治局审议批准。“另，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间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青一点的人，培养作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宠室就正式成立了。

邓小平报上去的负责人名单是六个人，没有邓力群。我的名字是后来加上的。我是谁提的名，不清楚。吴冷西西说是他先提的。据后来胡乔木在挨整时交待，不是他提的，是邓小平提的。邓小平说，加一个邓力群吧。

政研室成立，七位领导成员都称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做，我想，主要是可以省去任免手续，免得节外生枝，好立即上马办事。

二　我到国务院政研室之前的情况

从“文化太革命”开始，我就受到陈伯达打击。不久，又被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长期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接受审查。到1970年8月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垮台，我的处境有所改善。1974年4月，我被宣布"解放"，恢复组织生活。

“解放”我时，说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返京回家，仍旧呆在干校。当日我有一个心思，以后做研究工作吧，别的事情不想干了。

我早就想做研究工作，有心在理论上作点准备。这个准备可以说从隔离审查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了挨批斗以外，我总是抓紧时间读一点书。书有限，就反复读。主要读哲学书籍。我在干校五年，每天晚上大体上争取读三个小时书。五年下来，确实读了我过去想读而没有读的许多书。我去干校时带了五大箱书，比谁带的书都多。《马恩全集》、《资本论》、《马恩列斯文选》、《列宁选集》、《斯大林文集》和《资治通鉴》、《鲁迅全集》、《沫若文集》以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带去了。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像这一段看那么多书，而且看了过去想看而没有看的书。其中《资本论》读了三遍，读的过程中，每一段都反反复复地思考。《剩余价值学说史》三本都读了。《马恩全集》中的经济著作全部看了，哲学著作也都看了。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马恩全集》、《列宁选集》中的有关部分又都重读了。从被隔离到被解放，《毛泽东选集》反复看了二十四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凡有专门的著作，都认真重读。哲学方面，不仅把马恩列斯的著作和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都看了，而且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论持久战》中的哲学思想。在北京也好，在干校也好，我反反复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研究其中的哲学思想。宣布“解放”以后，我在干校又拖了半年，把《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搞成了一个大本子，搞完了才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 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1)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１《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 "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 “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2 意识形态领城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李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治局审看电影。

(4)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

也是这个时候，周海婴要求出版鲁迅的书信集，要求重新出般鲁迅全集，要求对鲁迅的著作深入研究。给毛主席写了信，经胡乔木送给了主席，主席同意了。

历史小说《李自成》在“文革”前出了第一卷，“文革”开始后，姚雪垠在武汉受到批判，写作停顿下来了。这时，他听说毛主席有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就给毛主席写信，要求给他一个条件，把《李自成》完成。也是胡乔木把信转给了毛主席，解决了《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问题。作者姚雪垠调到了北京。

(5)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主席的信

在音乐界，恰好1975年是冼星海去世30周年，聂耳去世40周年，音乐界想组织一次音乐会，纪念这两位音乐家。冼夫人钱韵玲向毛主席写信提出这个建议。这封信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陈莲代为起草，预先同于光远、胡乔木通过气。信寄到中南海后立即经过邓小平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照说主席批准了，就应该没事了，但"四人帮"还是刁难。一个是会议的横标，不能写"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只能够写聂耳、冼星海逝世多少周年音乐会。音乐界认为"人民音乐家"是过去毛主席的题词，一定要写上"人民音乐家"这五个大字，"四人帮"就是不同意。另外一个是演出地点，计划在民族文化宫演出一二场以外，到首都体育馆演出一次。计划进到国务院，也被张春桥卡住了。这就更引起音乐界的愤怒。李德伦找到我，我建议他向胡乔木反映。胡乔木接了李德伦的电话，讲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们搞。李德伦找到我，说想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我就把他领到我们的办公地点，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建议由他请周总理、邓大姐他们来看演出。邓大姐给李德伦他们回了一个电话，说周总理身体不好，从电视上看你们演出。

(6)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主席

在过时，我的侄子邓启元告诉我音乐学院出了一张轰动全院的大字报，那就是李春光的大字报。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写大字报的李春光是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当时，这张大字报还是有点力量的。我让他第二天抄下来。没想到大字报下面已经堆了一地煤，把下半截盖起来了。我问启元认识李春光吗，他说认识，我就让启元到他家里，不讲别的，只讲你的大宇报很好，我看不到全文了，你给我看看，让我抄一份。把大字报抄来以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段对李春光这个人的简要介绍，上班时就把大字报抄件和写的那段话一起给大家看了一下。大家都称赞这张大字报写得好，散会后，胡乔木就把大字报带走了。后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这些事情都证明了一条，政研室的成立，是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邓小平要我们或支持我们做的这些工作，不仅同毛主席当时的文艺政策合拍，而且也确实得到毛主席的认可或支持。这是非常清楚的。毛主席需要调整文艺政策，而我们又能进行，是执行他的指示。所以我们干得很欢。

除了转信以外，也翻了下报纸，六七月收集“四人帮”借批经验主义影射周总理的文章。也收了一些报纸上对军委扩大会议反映的文章。这些都转给邓小平了。邓看后说，他们的意思是清楚的。

我们还到版本图书馆，查了一下“文革”期间出版的书籍。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记得连各种小册子在内，共出一、两万种。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包括重版书)不到20种。搞学问的不让写文章，写了也不让出。学术领域确实是一片沙漠。

“四人帮”这时老实了一段。主要是邓小平主特工作，不是说批了他们几个月吗，姚文元到上海去了，王洪文也到上海去了。临离开北京时甩下一句话，说十年以后再见。过引起邓小平高度警惕。邓小平说，是啊，按年龄来说，他们有优势。王洪文那时才四十几岁，邓已七十多了。邓小平后来说，老同志中在酝酿，怎么样从中青年中间培养几个人。华国锋到大寨作报告，这恐怕也是步骤之一。

(7)围绕评《水浒》的斗争

到8月中旬，"四人帮"借评《水浒》又发起攻势了：

8月13日，主席作了评《水浒》的谈话。当时，主席两只眼睛都是白内障，在他身边读书的北大中文系数员芦荻向他请教关于《水浒》评论的问题，主席就发了些议论。芦荻作了记录整理。8月14日，主席批示正式印发。经整理正式印发的这篇谈话全文如下：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主席同意鲁迅的话。这些议论就是把鲁迅说过的话的意思说得更明确点就是了。把鲁迅的话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照，可以看出毛主席确实是就书论书，发表感想，不是针对什么具体的东西借题发挥。当时把这个指示利用成那个样子，很微妙。

据邓小平同志给我们说，他看了这个指示以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是对古典文艺的看法问题，用不着议论了，用不着传达了。邓就没有在政治局传达。他给我们讲，也是就他的理解，说话时顺便讲了这个问题。无非是讲明现实意义，对国外来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来讲是反修防修，因为都讲投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投降。毛主席发这样一段议论，"四人帮"就如获至宝。据后来揭发的材料，姚文元收到这篇谈话以后连夜写信 (中间只隔三个钟电)，说这段指示如何如何重要，要进行宣传，并提出了怎么样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宣传的打算。主席很快批示同意，首先在《人民日报》发文章，然后在其它报刊发文草。"四人帮"就利用主席关于《水浒》的议论，说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篡夺领导权，然后把聚义厅变成忠义堂。用此来影射周总理、邓小平。

8月中旬，评《水浒》的文章陆续出来。9月中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先在山西昔阳开，小平同志去了，在开幕式上有一篇讲话。结束时在北京开，华国锋作了总结报告，报告稿子是胡乔木帮助修改定稿的。这边开学大寨会议，那边(也在大寨)江青反攻倒算，一个内容就是大讲评《水浒》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一个内容是为他们压制、扼杀《创业》、《海霞》翻案，大骂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完全是泼妇的口吻。而且要求把她的讲话录音，发给大寨会议和全国。华国锋比较坚定，但他也不好办，就把江青的要求报告了主席，请毛主席指示。主席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报告不要印。邓小平把江青在大寨讲《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听了很生气，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大寨，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上边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是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一种支持，对江青来讲，起了一种抑制的作用吧。

后来，江青讲，她去大寨之前报告了毛主席，主席还把南宋一个姓张的人离开杭州的一首词，叫人抄给她。意思好像是要鼓起你的劲头来坚持你的爱国立场。记得有这个说法，不知是不是江青自己编的，我记不清。芦荻到主席那里，好像有个任务，到那里讲解毛主席圈的几首词。

从《水浒》的批示和学大寨会议来看，主席对江青的支持比原来减弱，天平有些倾斜。姚文元摸到什么气候，大做文章，做得过分以后，老人家又不满意。从过一段可以看出这么一点苗头。江青在那时能和邓小平面对面的争，她总是还带一点“秘本”去吧，要不她也不敢那么样，她那时一肚子气，后来不是讲斗争她好几个月吗！

宋平(他当时在甘肃任省委书记)告诉我，他从甘肃到北京，参加有不少省委书记出席的会，就有不同的反映。有些人意识到了邓小平与江青两人的争论。对他们的话有的只传达邓小平的话，而不传达江青的话，有的是两个人的活都传达，有的是传江青的而不传达邓小平的。在此之前，毛主席支持邓小平是明朗的，而在此之后却发生了一个变化。从传达会议的不同反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会议上表扬了两个省，一是河北打水井打得好，一个是广西农业搞得比较好，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机械化。

3 代管学部

政研室成立时，邓小平就说，政研室不但要管上面这些事，而且要代管学部。即代表国务院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想把学部组织起来，为当时的中央作些理论上、学术上的探讨。我们七个人中，分工胡绳联系学部。

（1）联系学部的两件事

现在看来，当时联系学部起了作用的是两件事情。

一件，组织了学部党组，由胡乔木给国务院报告以后调了几个人进去。党组书记是林修德，副书记是刘仰峤、宋一平，党组成员吴亮平、吴善甫、王仲方。有没有刘导生我记不清了。

另一件，请示国务院，准备办一个杂志叫《思想战线》，批准了。胡乔木给党组专门开了一次会，谈这个杂志怎么办，现在还有那个谈话记录，也出了一些题目，提出先组织哪些文章。

《水浒》批示发表以后，政研室也组织了评《水浒》的文章，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发表。胡乔木说，不仅要讲小说，而月还要讲历史，讲中国和外国的农民战争的经验。当时是作为重头文章搞的，改了多少攻。为了写这篇文章，把郑必坚临时借调来，由他负责起草稿子。改了两三次，没有定稿，也没有用。

胡乔木在关于办《思想战线》的讲话中，重点非常明确，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并且说，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目前报刊上安定团结没有得到反映，把经济搞上去也没有得到反映，而这个杂志就应该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四人帮”当然很警惕，这个刊物显然是冲着他们来的；他们的写作队伍面临挑战，面临劲敌。他们在内部作酝酿，准备这个杂志的文章出来一篇批篇。

这个刊物从政研室成立一开始就筹办，有了一个请示报告，有了一二期的组稿方案。但是直到挨批也没有出来。

(2)毛主席对国庆招待会简报的批示

到了国庆节，要举行国庆招待会，由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出席国宴的利技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社会科学界人士的名单。哲学社会科学部有21位同志出席，其中18人过去被当做学术权威批判的学者、专家。事后，党组吸收了参加宴会的专家学者的反映，出了一期"政工简报"。胡乔木把它送给邓小平，邓小平又转报毛主席。主席看了报告以后，就有了"打破‘金要足赤盘'、‘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的批示。那时邓小平同志代表周总理主持中央、国务院工作。主席的意思还是要宽容。中央的天平还是向着邓小平这方面的。

4 搞三个重要文件

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三个文件，后来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

(1)《科学院汇报提纲》

7月间，中国科学院党组成立。派了胡耀邦、李昌和王光伟到中科院。胡耀邦同志按中央的要求起草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8月11日搞出了初稿送邓小平。邓小平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太尖锐的话调整了一下，改出8月17日的稿子，送给邓小平。邓小平说还要改。胡乔木就找于光远、龚育之，还有他自己也亲自参加，作了很大的修改。可以说，重新组织，写成了《科学院汇报提纲》9月26日稿。这个稿子的一大特点，编了十段毛主席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胡乔木还有邓小平都很满意。后来听胡乔木说，有了这十条就可以驳倒一切反对的意见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使主席不高兴，被"四人帮"抓把柄的是，这些指示，都是毛主席"文革" 前讲的，"文革"期间也可能毛主席对科技工作没发言。拿我们现在的看法来讲，就是拿毛主席"文革"前的指示来反对"四人帮"的套。这就有点否定"文革"的味道了。毛主席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四人帮"是不是看出了这一点，其中有一条惹出了麻烦，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胡耀邦他们最初起草时就引用的。

过个稿子摘出来以后，国务院开会讨论。几个副总理听了以后都基本满意，同时也补充了一些意见。邓小平讲了一篇很好的话，但是在插话中间有一句话讲得不大严密，过头了。这在斗争中间也难免。“四人帮”只讲红不讲专，邓小平讲既要红，又要专，同时又说，红不了，只专，像陈景润这样的，也好啊。还进而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贡献啊！他认为过比只讲红、不讲专的空头政治家好得多。意思大概是这样。这个稿子又作了修改后报送毛主席。

这一次同以前邓小平给毛主席进文件就有一点不同了。主席跟邓小平讲，我不记得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文件退回来，未置可否。邓小平给毛主席的这个材料，碰了一个软钉子，这是第一次。这时，就有人把邓小平的那些话，传给“四人帮”，大概“四人帮”又给毛主席说了些什么东西。胡乔木对这个文件作了一次修改，送给邓小平，邓小平也未再送给主席。从碰软钉子来看，毛主席已经感觉到邓小平没有贯彻他“文革”中的科技方针、政策。

(2)《工业二十条》

在此之前，邓小平给国务院提了两个意见，工业部门不能只是一个方面，一个方面，一个部门，一个部门来解决，要搞一个从总体上指导工业战线的文件。另外，要国务院不能只搞年度计划，要搞长远计划。

在政研室成立的同时，国务院从6月起就开了务虚会。过是第一次务虚会，名字叫计划工作务虚会。政研室我和于光远列席这个会议。这个会议大概是一周开两次，好像开到9月底。国务院领导同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听汇报。我离开实际工作十年，列席这个会，第一次听到我国国民经各部门的实际情况。所有汇报的人。都反映了我国经济工作方面的情况，存在的问题，迫切要求改变这个局面，提了不少有关长期计划的好建议。发言反映了在"文革"中各部门受到的干扰和破坏，参加会议的人有支持邓小平同志的，也有原是造反上来的人物，如孙健、吴桂贤等。在开务虚会的同时，计委从7月开始起草加快工业发展的文件。他们搞出一个稿子以后，研究室的几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我也是一个，参加修改这个文件。时间已记不准了，大约是从8月下旬开始。

9月2日，搞出一个稿子，共十八条。到10月25日，几经修改，成为《工业二十条》。学《科学院汇报提纲》的办法，用了很大篇幅把毛主席关于工业的指示列了若干条，成为整顿工业的基本根据。稿子还没有上送，既没有上报党中央，也没有上报国务院，更没有报告毛主席，可是，9月2日的稿子被福建省计委的同志借去抄了份，回去复制后在省里传播了，不知怎么一下反馈到"四人帮"那里去了。批《工业二十条》时，"四人帮"拿出来批的就是这个有脱漏、差错的抄件。其实，9月2日稿中办印发了完整的铅印稿。"四人帮"不用，真不知心中怀的什么鬼胎。

（3）《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在9月中旬，正在筹办《思想战线》期间，胡乔木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要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于是就写《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大约是9月18日接到任务，到10月7日把第一稿搞好了，印发给政研室其他六位负责同志征求意见。

当时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天8点到9点，七个负责人在武臣殿集体办公，看文件，交换意见，传布信息。那天征求意见，讨论这篇文章。熊复先发言，认为语言不够厉害，对派性的批评太客气了，实际上派性的危害比你这里讲的厉害得多。其他人没有讲话。胡乔木忍不住了，说稿子不行，这种稿子你邓力群就不应该通过。我说，这个稿子是我自己主持定下的，不是别人写，我通过的。他说，太尖锐了，要正面宣传。胡乔木说得很不客气，相当激动，然后指定吴冷西、胡绳、邓力群、胡绩伟、于光远，"你们几个人再去讨论一次，另起炉灶，重写一篇。"

我们几个人议论了半天，确定了一个题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第二稿给胡乔木一看，没有讨论就说，题目就不行。这个题目给人一个印象一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还要巩固，为了巩固才来斗争。以后胡乔木就不管了。我们几个人商量，让我同苏沛、滕文生再搞一个稿子吧，着重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不同性质的两类矛盾就应该用不同的方针进行处理，这就形成了第三稿。谁也没有送，连胡乔木也没有送。

毛主席对邓小平、胡乔木有意见，同这个稿子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稿子还没有出来。不存在这个稿子惹了祸的问题。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不是因为抓住了《论总纲》，而搞“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对邓小平看法的变化来说，过个稿子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到后来“批邓”的时候，这个稿子确实成了一个把柄。所谓主体两翼：《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

华国锋当总理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他要人经过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对我说，听说你有这么一个稿子，是不是拿来给我看看。1976年2月底，我把稿子送给他，第二、三稿都送了，还专门写了一个报告，谈写这篇稿子前后的情况。实际上参加这个稿子的人有胡绩伟、余宗彦(他是我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学)、苏仲、滕文生。报告中我没有提他们的名字。报告中讲，这既不是邓小平授意，也设有经邓小平看过。尽管起草的几有好几位，这个文章政治上要负责的是我，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责。这份报告我留了底，全文如下：

国锋同志：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几号，在我们读了毛选五卷一篇文章的整理稿后，胡乔木同志谈起报刊关于三项指示的宣传，认为对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的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他叫我写这篇文章，我说，我多年不写文章了，有困难。他说，可以叫几个人帮助一起写，四五千字的文章，有两三天就够了，并不难写。他提出了文章布局，开头一段写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是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写三项指示之问的关系，一段写第一项指示与第二项、第三项指示之间的关系，一段写第二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三项指示的关系，一段写第三项指示同第一项、第二项指示的关系，总结起来写一段，要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关于内容，他叫我把邓小平同志几次谈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有关意见组织到文章里去。过了两三天，他告诉我写文章的问题已经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同意写，并且说，经过胡乔木主持修改后，交给他，由他约国务院几个同志讨论修改，报送毛主席审阅，如果毛主席同意，再经政治局讨论修改通过，交人民日报发表。

我找了四个同志，开始学习有关的文件同材料，其中有邓小平在铁路会议的讲话，钢铁会议上的讲话，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在军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在国防工业会议上的讲话，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有中央1975年九号、十三号、十六号、十七号、十八号文件和前一、二年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有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个负责同志的讲话，浙江关于处理"双突击"问题的两份材料；有《工业二十条》九月上旬的稿子，二十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这份稿子的几份会议简报。同时阅读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其他有关指示，阅读了马、恩、列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这个期间，还分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请外单位的五个同志就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应该怎样写，给我们提意见。

经过三、四天的学习、研究，我和四个帮我写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个写文章的架子。五十人分成两个组，进行流水作业。两个同志先按这个架子把有关材料编成一个毛坯，搞好一段，给我一段。我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组成腹稿，进行口述，另外两个同志笔录，记好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由我主持讨论修改，写成了初稿，并把文章的题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

初稿于1975年10月7日印发政治研究室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审阅。请他们提意见。10月9日或10日，有的同志还没有看，有的同志只看了一部分，胡乔木同志说已经看过了，认为文章太长，这遍稿子不能用，主要是文章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他指定是冷西、胡绳、于光远三同志同我们五个人一起讨论如何修改，他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大家共同的意见是要围绕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来写三项指示，并且把题目改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之后，胡乔木同志说过，这遍稿子修改好了可以考虑作为《思想战线》第一期的带头文章发表。我于10月中旬改出这遍稿子，已经没有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再印送政研室同志审阅。乔木同志看了又不满意，再次提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并且指出文章选用的材料很不妥；例如"彻底政善无产阶级专政"，本来不是林彪说的文章就写成林彪说的。我说，在林彪的反革命自目暴露以后，我在批判会上，在报刊一些文章、报导中，多次听到和看到这个口号是林彪说的，都是当着林彪的口号来批判的，其他几十同志也有同样的印象。乔禾同志又说我们听到的说法、看到的写法不对。他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后来他又说这遍稿子的题目就不好，人家看了会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巩固，有问题。1O月下旬或11月初，我和两个同志改出第三遍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印出来后，再没有送给胡乔木同志和政治研究室的其他同志。这时中央已经给胡乔木同志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再问第三遍稿的修改情况了。

上经过如有说得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指示，当随时补充报告。此致

敬礼

邓力群

1976年2月29日

在当时的条件下，信中所讲写作过程比较简略。有些细节也没有讲。实际是，开头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们四人先分头各写一段。胡绩伟分工的一段先写出来，我看后感到不行，不能用。于是采取我口授，由苏沛、滕文生笔录的办法。我讲一段，他们记录整理一段，付印一段。然后五个人在一起讨论。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题目也由我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现在有人说胡绩伟是《论总纲》初稿的主要执笔人。不符合事实。事实是胡绩伟分工写的一段先写出来，但不能用。于是改变方法，由我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

（4）邓小平评价：是香花，不是毒草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这三篇东西，同以前这一封信、那一封信相比，确实应该承认，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把邓小平主持工作这一段，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国务院同志的主张，整理了一下，表述了一下。从这个意义讲，这三篇东西倒可以说代表所谓“右倾翻案风”的纲领。当时的实践认为这一套东西符合实际，整个工作有起色，经济情况在好转。明显地表现了一批老同志同“四人帮”的分歧，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自己是否意识到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前的主张来压对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呢，没有这个想法。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能够接受的，有感情的，还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认为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回过头来，毛主席过去讲的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应该坚持，应该肯定，这是事实。被“四人帮”歪曲的东西，应该把它恢复本来面貌，被“四人帮”封锁了的东西，通过这些文章要把它传播出去。拿“四人帮”的话来说，这篇文章说了一些老同志们想说还没来得及要说的话。最使 “四人帮”受刺激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当时我们议论时不是指“四人帮”他们，而是指已被判刑关起来坐牢的那些人，地富反坏吧。可是，他们自己认定是对着他们的。公正地说，选三篇东西引起“四人帮”的反感，当作他们必须批判、必须认真对待的东西，是必然的。姚文元在1976年2月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并把它同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类比，说《论总纲》"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也大张挞伐。对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对结尾"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段话，竟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四人帮"仇恨、害怕和诬蔑《论总纲》，真是咬牙切齿啊！

“四人帮”为批判这三篇东西，印了三本小册子。用张春桥的话说，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他们找到这样几份材料，如获至宝，广为印发，共印发八千万份，以为可以把邓小平置于死地，使邓小平翻不了身。而就我们来讲，究竟歪曲了邓小平的意思没有呢？是不是准确地反映了中央那时的意见呢，应该说，比较真实地、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过头话也不能说没有。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才看到《论总纲》。1977年5月24日他同王震和我谈话，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我确实是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一开始就说，政研室成立，是斗争的需要。这几箱东西出来，也是斗争的产物。当时的想法，“四人帮”那一套实在不行，现在就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定说是两条路线斗争，好像当时也没有这个思想、观念。拿《论总纲》来说，确实心目中没有把他们列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只是认为这些人掌握国家大局不行。按他们的意思去办，国家搞的一定不成样子。只能按照得到毛主席支持的党中央的指示、国务院的指示来办才有希望。说七、八、九三个月是“右倾翻案风”，不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经华国锋首先提出来的。这三个月是全国同“四人帮”斗争的关键一段。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成立政研室是什么局面，或者成立政研室，不干这些事又是一个什么局面。拿我来讲，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压倒不可呢，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干着干着就走上了这条道。就如战争一样，开始是人控制战争，战争打起来以后，就有点战争控制人了，否则就无法生活下去。

大批三株大毒草，是“四人帮”的大暴露。对三篇东西，做了很好的宣传。如果没有批三株大毒草，人家还不知道邓力群。三篇东西都附在后面，不附别人还不知道啊。我在大庆出名就是因为《论总纲》。那年不是开学大庆会议吗，让我也参加文稿起草工作。房维中同志很宽大，说你别参加起草了，参观去吧。每到一地，人们都说，邓力群同志，你们帮我们说了话。

当时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从批语中看，两种观点、两种力量、两种立场，是势不两立。同样一句话，他就有另外一种看法。在大庆，王忍之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给我正了名。在大庆他和我一起参观，走到哪里，都说《论总纲》的作者来了。我说，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当时，看了邓小平的讲话，看了毛主席的文章，看了当时中央的决定，那真是诚心诚意地要宣传这些意见。王忍之说，你挨批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你挨批的时候，什么都说是你个人的意见。王忍之说的倒也是事实。

注释

①“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②“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 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 <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 "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 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转信引发“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发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 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邓小平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邓小平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 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 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 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李鑫在会上大发脾气，说康生叫你来编毛选，说是协助我的，结果变成你为主了。还说胡乔木对主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一窍不通，甚至骂胡乔木“是个什么玩艺儿”。批得胡乔木都坐不下去了。在西四院的几位，受李鑫的影响吧，也都批得比较厉害。会上责成胡乔木认真交代，认真揭发，给他一段时间。在这种会上，我没有讲什么话。有时说一点要心平气和啊这一类他们不爱听的话。总之，我们几个负责人在对胡乔木的问题上明显是两种态度，西四院是只批不保，武臣殿是一批二保。

在这一段紧张的时间里，有一次，别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胡乔木。胡乔木对我说，想不到啊，过去多年的挚友，遇到现在这种局面，就不讲朋友了。从此以后，到 “反击右倾翻案风”收场，胡乔木有什么苦都向我诉，在我这里寻找一点同情。他的情绪很坏，身体也不好，有时竟不想活了。我总是劝他，安慰他。我这个人，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总要帮人家一下。这时我下了一个决心，同我有关的事情，不要给朋友找麻烦，我能担起来的都担起来，给朋友减轻一点压力。

四 在周总理逝世的日子里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我们研究室同全国人民一样，同声哀悼。研究室的每一个^都多次到天安门去，但后来追查，谁也没有在台上讲过。在此期间，我多次坐车到王震那里去谈天，每次都经过天安门，看到广场上有很多花圈，很多人。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资料"，每天都出二、三本，全世界哀悼、怀念周总理，全世界对周总理都高度评价。一个共同的说法，26年的贤宰相，中国历史上设有过，世界范围连续二十多年当总理的，也没有。到中国来访问过、见过周总理的不少人，都写了文章，回忆周总理的风范。许多人发来唁电。"参考资料"都登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当时，我把新华社发表的这些文电都看了，非常感人。比如，日本的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女的，周总理知道她不能生孩子，专门请她到中国来，请医生给她治。走时祝她能生孩子，有了孩子一定捎个信来。

总理去世以后，全国陷入悲痛之中，谁来代替周总理呢？全国都关心。当时传说很多，我的想法，理所当然是邓小平。尽管他犯了错误，但已经检讨了，过关了。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人们的意料，选定的代总理竟是华国锋。2月2日，中央发了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我们感到华国锋政治上可能弱一点，但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心想，选的对还是不对，看一看吧。

对此，有的人是十分反感的。张春桥读了1号文件后，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表达了"四人帮"的心理，代表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立场。不仅反映他们对邓小平、华国锋的不满意，而且也反映他们对毛主席的愤恨，同时也暴露了张春桥要争夺领导权、当国家总理的野心。"四人帮"确实有这种心理，邓小平没有资格代替周总理，被我们打倒了，你华国锋有什么资格接替他？邓小平垮了，怎么选来选去又选了华国锋，就没有看中我们？张春桥说，"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的一号文件是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今年的一号文件是由华国锋任代总理。"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咬牙切齿，真所谓满腹冤仇，一腔恼恨。然后讲，"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你邓小平搞了一个七、八、九，而你华国锋也必定如此，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邓小平一年垮了，你华国锋也长不了。完全是一种憎恨、讽刺、诅咒的语调。他还引了宋朝王安石咏"元日"的诗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讲出了他们想篡党夺权的野心。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发和思考

1976年3月3日，中央发了4号文件，印发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发动和领导回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所作的多次重要谈话，说是经过整理，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中共中央通知》说："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

“四人帮”粉碎以前已经听说，毛主席这个时候已经说不清楚话了，只能靠长期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型来辨别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最近反复看了这些重要指示，虽然有一些不准确的东西，但基本思路还是主席的。

1 邓小平的看法

小平同志也说，从主席的这些讲话里头可以看出，主席的思路已经乱了，前后不一致了，逻辑也不通了。对“文化大革命”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既然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怎么好说错误只占三分呢？没有道理。过去批王明就是打倒一切，成了路线错误。有些说法比较矛盾。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有所不足方面。错误具体讲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但对 “打倒一切”，又说其中一部分是打对了，例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先不讲刘是打错了，许多同志有错误，但也不应该打倒啊。讲“全面内战”，说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一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样讲就有点文过饰非，对自己发动的 “文革”粉饰太平了。

2 毛主席的思路同"四人帮"的区别

但从这些指示也可以看出来，毛主席的思路和“四人帮”的思路是两回事。

如对老同志，主席提到，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抵触，不理解，甚至反对。可是到了“四人帮”那里，就是另一种说法，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一个讲的是一部分，一个讲的是整体。主席对老同志还有原谅的方面，他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些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四人帮”则是完全对立，凡是不跟他们走的，都是他们的敌人。

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席说的是大量的是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到了张春桥那里，知识分子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对象了。

对青年干部，主席说，年青干部中有坏的，如蒯大富。“四人帮”对跟他们走的青年造反派，则是全面肯定，一概保护。

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这时批邓也升级了，老帐也翻出来了。说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讲到“三项指示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的确是主席的思想。还说，小平从来不谈心，人家不敢和他谈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这同过去讲的政治思想强，会打仗，会反修等不同。可是底下主席还讲，他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说邓愿作自我批评，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四人帮”对邓小平则是彻底打倒，一棍子打死。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发以后，“四人帮”的舆论就是接过毛主席的话走到极端。当时他们鼓吹两个论点，大造舆论。一个，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另一个，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对小平同志主持工作这一段，他们一个一个地、全面地批驳。他们掌握了舆论阵地，只是一种声音。几个报刊都是他们控制，别的都不让出。报刊上一个调子，舆论一律。什么事情都上纲。铺天盖地，很厉害。他们总是利用毛主席的一些话大做文章，讲他们极左的那一套。

主席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就在全国鼓吹所谓资产阶级三阶段的理论：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说什么垄断资产阶级进入第三个阶段，就是共产党内有个资产阶级。既然资产阶级发展有三个阶段，成为规律，那末，理所当然，就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个全面专政开头是借毛主席的名义，是发挥毛主席的论点，到后来，干脆就说是张春桥的思想。过去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现在呢？只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不承认无产阶级要实行全面专政，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吹嘘这是“张春桥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为此，国务院政研室写了一篇《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的文章，同他们辩论。我们说，资产阶级在哪里，在党内，是什么意思呢？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共产党内，并不是整个党都是资产阶级。

毛主席的理论指示是1976年2月底下发的。到1O月粉碎"四人帮"，时间不长：只7个月。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个界限，他们打着主席的旗号，贩卖的货色是他们的货色。为分清这个界限，过去做了一点工作，看来现在还要继续做。1979年叶帅的国庆讲话和1981年通过的《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作了划分，现在看来还要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3 毛主席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是不是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有没有这样一个合理的因素在里头？1983年整党时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晚年思想，包括这一套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统统彻底否定。讨论《历史决议》时，有些人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这些思想里头，它的本质的东西，是不是预见到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从"文革"十年的经验。加上"文革"后十几年的经验，共二十几年，不仅国内的，还有国际范围里头的经验，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

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打交道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要依附于国际资产阶级。第三世界国家，不用说也存在这个问题，不奇怪。

六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会议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全国上下，黑云滚滚，形势非常严峻。部门也好，地方也好，原来在职的干部也好，刚恢复工作的老干部也好，凡是积极推行邓小平同志这条路线，积极进行整顿的，统统挨整，都成了批判的对象。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②搞复辟啊，就是这些老同志，这时都挨批、挨斗，都受压，压得很厉害。其中如陈丕显，他是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让他先去云南，后来回到湖北。据说，邓小平这时已经被隔离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同志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同时发了通知，在叶帅休养期间，陈锡联代管军委日常工作。还发通知收回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认为这两个讲话是错误的，不要执行了。这样一来，叶帅实际上靠边站了。当时，李素文是人大副委员长，兼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实际上也不要李先念同志管财贸工作了。孙健是副总理，代替王震管交通各部门，王震实际上也靠边站了。重点部门、重点地区、重点人物，纷纷挨整。政研室不用说了。中国科学院，柳忠阳受"四人帮"的指使，整胡耀邦、李昌，同时进去的王光伟屈服。教育部整周荣鑫，整到当场昏厥，当天夜里死掉。迟群不仅管清华，还实际上管了教育部。刘西尧在那里主持工作，被迟群架空。国防科委整张爱萍，张住院，带着氧气袋参加批判会。铁道部原来的副部长郭鲁，纠合一伙人整万里，把万里挤倒。计委整余秋里，余就请病假。房维中只好到干校去躲风。外贸部整李强，说是卖国部。

地方就是“翻烧饼”。最厉害的是杭州。开始把谭启龙扶起来，造反派坏头头张永生调到河北王国藩的公社，在那里劳动锻炼，翁森鹤抓了起来。浙江是三上三下。河南也有反复，原来河南是纪登奎在此起家，在整“双突”时他回去整过一下河南的问题。当时万里分管铁道部，纪分管地方，还是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河南有一个反复。地方反复大的特别是铁路的一些大站，徐州、郑州、太原、兰州等。

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势下面，华国锋于1976年2月19日、2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打招呼会议，要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的干部"转弯子"。这时的简报等，我没有看。

1976年2月25日晚，华国锋主持十七个省市来京同志座谈会，讲话，打招呼。这时，政研室已经发生了农伟雄告状的事。因此，国务院政研室参加这次打招呼会议的人，除胡乔木以外，还有一个农伟雄。粉碎"四人帮"以后，李先念、纪登奎等国务院的同志，对政研室的问题很注意，问农伟雄是谁通知他参加打招呼会议的。他们不知道，很显然是"四人帮"通知的。

这次打招呼会议，也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同11月24日那次打招呼会议比，当然是升级了。那个会没有点邓小平的名，而这个会呢，点了邓小平的名；那个会批邓小平是三个"总是"：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个会要求各级领导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了。华国锋传达毛主席的话："错了的，中央负责。"接着说，"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并说："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华国锋强调："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整个运动的部署，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求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并提出"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通过华国锋的这个打招呼讲话，就把“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批邓”联系在一起了，邓小平的错误性质也从“右倾翻案风”升级为“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政研室因为出了一个农伟雄，直接参加了打招呼会议，运动就由和风细雨变成紧张激烈，整个气氛使人缓不过气来。从此，政研室专门揭发批判，什么工作也不能干了。我们几个负责人，专门作交代、揭发，作自我批评。

七 国务院政研室的“批邓”

1 "四人帮"爪牙掌控政研室

毛主席10月批评邓小平转交刘冰等人来信以后，形势就逆转了。1976年1月17日，小平同志就给乔木同志说，政研室的事情，他不管了。他受到主席批评，听候中央处理。有一段时间，政研室成了断线的风筝，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谁也不管我们，我们也不找谁管。到了农伟雄告状，主席批准开打招呼会议，政研室的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四人帮"控制了。

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在厢房内议论一些事，我住在堂屋里。当时我已经“解放”，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厢房同堂屋是通的，他们议事没有我参加，但也不避我，所以他们的谈论我自然而然都听到了。只听徐道河说，揭发批判时，你上纲牵强附会，我批判东拉西扯，本人做检查也不免有些言过其实的东西；但在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就说邓力群吧，大家揭发批判的东西很多，他本人交代中间也可能有些过头的东西，但我们定案时，都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徐道河，我很早就认识他，这个时候能这样办，我觉得不简单，是个讲党性、够朋友的同志。郑惠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当时那种紧要关头，和徐道河一起来找我，没有按照那个人的想法办，也不容易。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插曲，总的来看，我们七个人奉命批邓，没有出格。乔木过头一点，传出去后，老干部普遍不满意，但总的来说，乔木也没有按当时的风向给邓添枝加叶；共同的调子都还是按对当时中央文件的领会来说话。人们后来把我们几个人的话加以比较，如在会上，关于《论总纲》，我曾说：每个观点、每句话、每个提法都由我负完全责任，其他人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本来这也是事实，我不过是如实地承担了责任，而这件事居然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这说明一点，在党内斗争中间说真话可不容易啊。王震同志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文革”期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同志也认可此事。很多地方传，小平同志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说真话，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之间有各种接触，不能因为党内斗争尖锐，就把自己说的话推给别人，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没有做过的事，牵强附会，上纲上线，甚至加以捏造。

4 "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想搞第二个中心。前面说过，1976年2月，华国锋召集了两次"打招呼"会议：第一次是2月19日，第一批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第二次在2月25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大军区的负责同志，一共十七个省、市、自治区，华国锋讲话打招呼。此后，又搞了第三批，是另外的十二个省、区和几个大军区，3月2日来京。江青自作主张，召集第三批来京的十二省区负责同志开座谈会。会上，江青就"风庆轮"问题④大做文章，批邓小平。就在这次会上，江青说，研究室的材料证明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的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经理。这不是要搞另一个中心吗？对这件事情，江青他们受到毛主席指责。3月10日，毛主席对风庆轮问题请示报告批示："(材料)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

在组织上，“四人帮”也想搞第二个指挥中心，受到了毛主席的批判。当时，舆论完全被他们控制了。后来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说明是有两个中心，两种意见。激起群众义愤的是4月4日送的花圈，当天晚上就收起来烧了。4月5日群众就起来，"还我花圈！"这边就组织镇压。当天晚上，吴德讲话，限定时间离开。过时，就清场，抓人。运动遍及全国，起到了"四人帮"意想不到的作用。越是压越是激起群众的不满，越是暴露"四人帮"的穷凶极恶。"四五运动"确实是全民性的。各种观点的人这时都走到了一起：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

1977年11月我们到了社会科学院，经了解社科院的人都到天安门去过，目的都一样。在这个运动中，干部子弟起了好作用。老干部没有去，但更多的是他们的子女代表了他们的老子的意见，一方面对"四人帮"不满意，一方面对邓小平同志受那种对待表示不理解。这样的革命运动，经过"四人帮"的歪曲，经过毛远新的汇报，到了政治局、毛主席那里，确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的职务。江青想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被撤职，运动跟着升级。经过报纸，大造舆论，批三株“大毒草”，《论总纲》是主体，《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说《论总纲》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何其相似乃尔。

大约3月初，华国锋主持第三批打招呼会后，要国务院管政研室的工作。国务院政治部副主任贾鲁峰找我谈话。他问我：你还有《论总纲》的底稿吗？我说有。他要我把底稿给他，并写一个报告。报告是由我口述，罗立韵同志笔录的。《论总纲》的第二稿、第三稿也都给了他。我把经过情况说得清清楚楚，邓小平并没有授意。可"四人帮"硬说《论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的，是复辟总纲。可见他们是怎样不顾事实，诬陷小平。

当时我的心态是，华国锋当了总理，邓小平撤销了职务，对邓小平同志继续主持工作的希望破灭了。但是，毛主席还保留他的党籍，以观后效，感到还是宽大。感到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样，对老干部还有所谅解。因此，对主席没有什么埋怨。觉得毛主席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帮”搞的不完全一样。对华国锋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没有什么反感。这时已传出“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愿把国家交给“四人帮”，对华国锋感到放心。交给华国锋以后怎么样？看看吧。

6 问题升级和我的态度

我的问题，从运动开始，就一级一级往上升。到天安门事件以后，农伟雄就说，邓力群的问题已升级了。作为我来讲，不交代不行。在党内，他们还是代表组织，政研室是中央直接管的，不能不交代。当时没有想这些东西交代出来会有什么后果，会招来什么横祸。作为一个党员，很坦然，做的事没有需要隐瞒的。每次交代我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顾虑。从“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中，我每一次写信，每交代一个问题，都是很认真的。讲每一件事，我都没有坏心，没有算计过谁，没有不可告人的心思。既然你要知道，就如实地讲，对自己有什么后果，我不去想。可是有一条，不能因为我的揭发而使别的同志受到牵连。凡是遇到这样的事，要不不提，要不就说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我在红旗时，遇到这篇文章、那篇文章受指责，我都承担起来，说这是我布置的，主意是我出的，稿子是我定的。

有些事情，明明是胡乔木交给我的，如《海霞》问题，那时，胡乔木说，你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可以写信了。在交代时，我没有交代是他的问题。我们这些老家伙确实经过了锻炼，谁也不说谁，各人只讲各人的。农伟雄就说，你们好像是商量好的。看起来好像有分工似的，实际上没有。我们几个人很默契。在交代时，中央没有点名的中央领导同志，我们都不说，这也是一种默契。中央点了邓小平的名，我们也就只讲邓小平，而且按事实来讲，最多讲完以后，跟着中央的口径加上一顶帽子。我们一般不跟报刊的调子。

后来，我们搞了运动总结。我们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总的说还是合格的。总结有几条，现在看来比较平淡，在当时那种险恶的情况下面，做到这一些已经很不容易了。总结中有这样几段文字：

对于“四人帮”在运动中的另搞一套和农伟雄、赵乾德的倒行逆施，政研室绝大多数同志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法进行抵制。政研室的几位负责同志，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着“四人帮”与农伟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四人帮”和农伟雄妄图从政研室负责同志身上压出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材料，七位负责同志抵制了这个罪恶企图，严格遵循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在揭发批判中，丝毫没有涉及邓小平同志以外的中央、国务院任何领导同志。

二、“四人帮”诬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诬蔑邓小平同志“通过政研室制造和散布了大量政治谣言”，七位负责同志坚决抵制了这个诬陷。

三、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除记忆差错外，事实本身没有出入，没有涉及到邓小平同志和他们谈到的有关同王、江、张、姚斗争的事情。

四、在他们的交代揭发中，保护了政研室内外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的许多同志。

五、七位负责同志在一九七五年工作中议论的有关“四人帮”的事情，都没有互相揭发。

六、六位负责同志对胡乔木作了揭发批判，但是，胡乔木同志对他们没有作任何揭发批判。

这些情况说明，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坚持了中央四号、五号文件的精神，抵制了“四人帮”的另搞一套；在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四人帮”竭力要从他们那里压出最需要的材料，用来打倒中央和国务院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得逞。

但是，也要指出，七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引为鉴戒。

7 最后一次检查

10月6日，这时"四人帮"印的批"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七八千万册已发全国，政研室开我的批判会，实际上这是最后一次批邓力群的会。批判中我先交代。朱佳木听了以后颇为感动，说，听了邓力群的交代，感觉邓力群在控诉，不是在揭发交代。

我回忆一下，那次检查交代，是这个意思。我说，“文化大革命”前，犯了一个大错误，帮助刘少奇重新出版《论修养》。虽然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如果那时我消极一点，就可能出不成。我当时做的工作最多，也最积极。为什么有这样的积极性呢？就是“大跃进”时期，看到听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实行错误的政策，采取错误的方法，使得我们的人民受到危害。有些事情惊心动魄。没有想到，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经过共产党员的手，使我们人民受到危害。这在我一生中感受最深。开始不知道，后来揭发信阳事件，青海的问题，四川的问题，非常震惊。由此产生强烈的要求，共产党员一定要真正按党员标准办事。纠正各种旧社会带来的东西，很需要我们的党员从沉痛的事实中得到教训，应该学习《论修养》。有这种强烈的愿望。

“文革”快结束了，又犯了一个大错误，写了《论总纲》。为什么会写这么个《论总纲》呢？我很积极，很认真，我接受任务以后，恰好看了邓小平的大寨讲话，看到邓小平同江青的争论，针锋相对，面对面的作斗争，前面一段讲了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大好，即近半年来各方面的工作有起色，逼人呢？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严重的任务，估计国际形势，有五年或更多的时间不会打仗，我们就要在这几年里努力。由此我讲到，在60年代，我们科技同外国差距不大(现在看来对我国估计高了)，经济发展，差距还在缩小，"文化大革命"又拉大了差距。有一件事使我吃惊，那个时候，台湾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我们大陆的贸易总额。后来我又讲到，我青年时来北京上学，遇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三省。身受日本侵略的欺负，中华民族如果经济上老落后，非挨打不可。现在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就应该努力，把实现四化的任务搞好。那天检查交代，无非讲了这些意思。

8 读史感想

当时不过是一种悲愤的心情，但同“文革”初不一样，除了交代，我读点书吧。我除在干校读了很多书，在北京又读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接着又读《明史》。还没有读完，“四人帮”垮台了。

在读书时，划了不少杠杠，做了不少记号，现在翻一下，还有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历朝皇帝，要主动让出自己的皇位是不简单的。汉武帝征和元年发生掘太子宫的巫蛊事件，引发长安大战，死几万人。唐太宗，几次废立太子。特别是宋太宗，他好长时间不立太子。在开封，人家劝他立太子，就是不想立。后来立了新太子。让新太子同群众见见面吧，结果太子在开封公开露面，受到热烈欢迎。这一下对宋太宗刺激太大了，他叫贞明太子，我叫什么？把我放到什么位子上。那个宰相不错，说皇上有这样好的一个太子，不是证明你的英明吗！太宗听了，宽慰许多，但内心还是久久不能平复。诸如此类。读到历史上的这些事情，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天安门事件后，还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

天安门事件以后，公安部要搞个纪要，讲对走资派实行专政。当时在北京对走资派进行侦察。有一些公安人员来我这里，说没有房子住，要借我的房子住一阵。不知是不是对我侦察。

另一件是，7月全国开计划会议，上海的黄涛，辽宁的杨春甫⑤，一南一北，在会上发难，指名攻击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指名攻击《工业20条》。说党中央各部门实行条条专政，涉及的范围很宽，涉及到过去买船租船，涉及到进口化肥设备，出口石油，说外贸部卖国，周恩来、邓小平都是买办资产阶级。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表现活跃的几个部门都成为攻击对象。有几个人开始转向。

唐山大地震以后，政治气氛缓和，当时没有感到危险，确实老人家接受了过去的教训。

“四五”运动中，我的女儿罗小韵当时经常到天安门去拍照，我也从中得到一点实际材料，后来销毁了一些东西，拍照的底片转移出去了。儿子邓英陶从插队的河南回到北京，我不让他回去，就在北京读《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他在河南期间没受批判，但是，教育部下去对他调查了一番。

注释：

①11月2日晚，毛远新按毛泽东的指示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开会，这次四人会议可以看作是政治局内批邓的第一次会议。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四人小会情况的汇报后，指示继续开会。讨论当前两条路线斗争。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并指示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11月4日即开了第一次八人会议。11月7日又开了第二次八人会议。按毛泽东的部署，11月20 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政治局成员十七人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列席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对胡乔木、周荣鑫进行指责。

②语出《论语•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意为复兴灭亡的国家，承续断绝的世族，举用隐逸的人才，天下的民众就会从内心归服。"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它来指责、诬蔑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解放、起用老干部是搞翻案、复辟。

③1974年2月15日至4月5日，"四人帮"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这个黑画展矛头是对着周恩来的。此前，周恩来曾指示：出口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出口和生产。又说，风景画不能叫"四旧"。黑画展展出的18名作者的215幅作品，就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的。陈大羽的"公鸡"、黄胄的"毛驴"是被诬为黑画的最有名的作品。在黑画展的影响下，上海、陕西等一些地方相继办起类似展览，据不完全统计，被"四人帮"一伙定为"黑画家"或受到株连的美术工作者有上百名。1975年对黑画展有所批评。

④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一艘万吨货轮。1974年国庆节前，经过往返上海一罗马尼亚、历时150天的远航归来。"四人帮"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远洋航运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租船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诬蔑、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在风庆轮于1974年初重载试航阶段，就曾借批判远洋运输公司和交通部"崇洋媚外"来影射攻击周恩来等是"70年代的李鸿章"。在此次远航归来时，又寻机惹事。国庆节后不久，"四人帮"收到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写的万言长信，知道风庆轮副政委和实习三副在远航途中反对批判所谓造船、买船问题上的"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还对王洪文、上海市委和京剧样板戏颇有微词。1O月14日。江青在登载《"风庆"轮的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不少批注，并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信，说"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说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当天即表示"完全同意"。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一天写下批语。张强调这是造船工业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姚认定这个副政委"代表一条修正主义路线"。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会议快结束时，"四人帮"又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江青质问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意见，要邓立即表态。邓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江进一步逼问：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回击江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态度待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张、姚一起指责邓。江更对邓大肆攻击和谩骂。邓连说"我要调查"愤然离开会场。张看着邓走出去，说我早知道你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政治局会议上争吵以后，"四人帮"星夜密谋，第二天(18日)王洪文飞往长沙，就风庆轮事件争吵经过向毛泽东诬告，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毛泽东没有听信谗言。1O月20日接见邓小平后。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传达他的意见，要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但是。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江青于1976年3月2日私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座谈会，在"风庆轮"事件上大肆诬蔑、攻击邓小平。

⑤黄涛：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杨春甫：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我们也就忍了。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2 宣布解散但没有散伙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乔木为什么写这封信，前面已经讲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会，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却不能上，纪登奎还打电话要研究室照顾大局；胡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去世后却不允许他与主席的遗体告别，更不允许他去守灵，而各单位都是轮流派人守灵的。至于信的内容是不是效忠信，后来我和于光远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此事原委是这样的：在转刘冰的信之后，政治局开了几次会，乔木都参加了。批判胡乔木时，江青讲，你胡乔木这个人对毛主席是忘恩负义。乔木信中那句感谢的话就是指此事说的。胡乔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个别，有那两句话确实不好，但也不能说成是效忠信。

参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会的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政研室的负责人参加那次会的有于光远、胡绳和我。会上宣布到阴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从哪个机关调来的，回到哪个机关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政研室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们要把运动搞完，还要做一个总结，还有，同批评我们有关的两个地方，一个大庆，一个大寨，我们没有去过，要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宣传哪些对，哪些不对。吴庆彤听了，说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对啊，这些同志应该到大庆、大寨看一看。还有，计委写了驳“四人帮”批《工业二十条》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写了驳“四人帮”批《汇报提纲》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们的《论总纲》，你们是不是也要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啊。我说：对啊！这样，宣布了解散而实际没有散伙。

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建议陈云同志替他说说话，办法呢，陈云同志最好同胡乔木同志见个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陈云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同胡乔木谈了一次。

王老给我讲，唉呀，你的那个乔木啊，叶帅也不满意啊，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我又把情况给王老说了，王又把情况给叶帅说了，取得了他们两个人的谅解。

余秋里见了我说，你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样子。我也给他解释。后来先念、陈锡联也找我们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我又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解释。我也同先念同志谈了政研室的处境，我们还要做总结、写文章，要到大庆、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还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们。

罗瑞卿同志出来工作，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专门把我叫过去，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这样干。我又给他解释。他说，既然这样，你应该出来说话。我的确是到处给他说话。

耀邦那里，我没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时到耀邦那里去，耀邦讲，老邓这个人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原来耀邦对乔木意见很大，经解释也表示理解了。这一段，凡是谁提到他，我都替他说话。这些事情乔木生前我没有同他说过。

这中间，因为外面对乔木多有微词，乔木的夫人谷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谷羽说，你看，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她给我讲了乔木批邓时写那篇揭发材料的情况。她说，胡乔木写那篇东西，写了一两个月，也不给他们看，送出去也不告诉他们。到后来发下来了，他们才知道。家里人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呀。胡乔木讲了原因，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听说胡乔木在邮电学院挨批斗了，就给身边的人讲，胡乔木怎么挨批斗了。去看看。那时天安门的红卫兵人挤人，主席非去不可。一个路线走不通，又绕一个路线。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长街123号，敲了他家的门，没有敲得开。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还听说主席讲我不去心里不安，周总理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能批斗胡乔木。从此以后，胡乔木就被保护起来了。

我们也找胡乔木谈，我们替你说话，特别是要到小平那里去说话，你得交给我们一个底呀。他说，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还是受压，处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里说，我们室的处境还是不好，准也不理我们，受到冷落。他说，我去一下，我还是一个副总理呀，研究室是国务院管的，副总理来联系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专门到研究室来了一趟，召开了20多人的会。王老表示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对胡乔木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还说了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情。王老这次来，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讲，总算还有人知道我们。朱佳木把王老谈话的意思整理成文广为散布。

现在来看，解散研究室是对着胡乔木，也是对着邓小平来的。用过去的语言说，这是剪去邓的羽翼，使邓即使出来工作，也没有人帮助他。

4 为邓小平保存理论队伍

后来，政研室一分为二，李鑫领着吴冷西、胡绳、熊复去了华国锋那里。当时还想把其他一些人带过去，例如，曾多次让丁树奇过去，但丁树奇说，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还曾让滕文生、苏沛、郑惠过去，这些同志也都没过去。本来《红旗》干校解散后，胡绳要搞近代史研究，从干校要了两个人，即苏沛和滕文生。到此时，他们两个人都没过去。后来又把郑必坚、龚育之调到了华国锋那里。没有到华国锋那边去的人，面临政研室解散、人员分散的问题。乔木几次讲：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我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

12月先传来消息，接着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红旗》当副总编。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李鑫正式劝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愿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同时，那时我们正在写"四人帮"怎样砍掉"百花齐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修改定稿，本来《解放军报》登，后来不知谁出了个主意，送《红旗》登。送到王殊那里，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里头引的主席的不少话，如"双百"方针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等等，大砍大删。对他这个做法实在不佩服。我想，给这样的人当助手，就不如和胡乔木合作了。这样我就拒绝了去王殊那里。

六 反对“两个凡是”

1 向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乔木、于光远和我，我们总想把邓小平抬起来重新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老那里去谈话前，我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我跟王老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邓小平的三个动作

邓小平听了王老的反映，采取了三个动作：一是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二是在李鑫和汪东兴去看他时，他直接与他们说，"两个凡是 "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三是让王老和我去看他，讲了一篇"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前面两个当时没有传出去。后面与王老和我的谈话，我回来整理出来，给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内部传，没往外传。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广为散发，起了很大作用。实际上为"真理标准"的讨论垫了个底。这次谈话的部分重要内容后来分为两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

在此期间，华国锋接管了党校。他亲自兼任校长，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汪东兴向胡耀邦说了我一通好话，并说让我到党校去当教育长。耀邦为此找我谈了一次，他还说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愿去党校，对汪东兴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愿在他手下工作。这样，总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来了。这些态度和活动，其中心就是相信邓还会出来，等他出来后，有我们这么个单位能帮他工作。

七 邓小平复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的工作会议。会前，陈云、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发难，提出要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分组会上，陈云和王震都讲了。在他们讲之前，陈云让他的秘书找我去看稿子，征求意见。我看后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没提修改意见。王老在讲话的头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发言稿，并让我帮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还有重复和不太顺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对他的发言稿用心作了修改。两个人的发言，反应强烈，很受欢迎。陈云所在的那个组，组长是赵紫阳，采取了一个很滑头的作法，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如实上报，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就报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个组，有个电子工业部的王铮，当时表示完全赞成。华国锋也不简单，听到反映后，立即召开分组长联席会议，说：我们这个会要按原来的计划进行，认真讨论，对于那些敏感问题(举了例)，希望不要涉及。这个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讲了。后来他与别人解释：我还要保留自己的发言权。这时还出现一个问题：即陈、王的发言是否发简报。汪东兴主持的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跟他们二位说，只能发摘要，不能发全文。实际上这是华、汪的意思。陈云当时说，要发就发全文，摘要不发，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这个态度。结果其他组都不知道陈、王的发言。

八 邓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谈话

1 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揭发不介意

邓小平约王震和我去见他，我们有一个重要意图是要保胡乔木。其目的是为了在邓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后，有个笔杆子。

王老告诉我们，小平同志愿意见我们政研室的人。我们就建议乔木写封信，做自我批评。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见小平同志，带上了乔木的信。

一见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说，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邓小平同志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我就讲，乔木在事实的揭发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小平同志说：

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那样讲。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们转告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2 邓小平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枝笔

谈到对乔木同志的估计。我向邓说：对乔木这段错误的看法上，我们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与李鑫他们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重点不应是整造反派，重点应是批胡乔木的政治动摇。在这点上可看出邓的高明，他说：

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他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一个是陈伯达，一个是陆定一，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

谈到整理《毛选》五卷，邓小平同志说：

《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选》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早发表了。这篇是新发表的。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还告诉我们：

我对方毅、李昌讲，要给黄昆捎个口信。说是我给他惹了一个祸。让他受到压力。他批我，不批怎么行。这些违心的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嘛。捎信给他，解除包袱。张孝骞写批我的文章，我也请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对我说：

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

保胡乔木实际上帮了邓小平。如果那时把乔木一棍子打死，那么以后十年(1976-1985年)邓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会是那样的面貌，《邓选》的面目可能完全两样了。意思可能还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现在收进《邓选》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乔木主持下帮助整理的。在这方面，没有比乔木更强的人。

3 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们谈了他对汪东兴、李鑫谈批评“两个凡是”的情况。他说：

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经来看过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翻案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用手比划着说)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主席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改得乱七八糟呢？改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所以要改嘛。改，这就证明以前犯过错误。主席讲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这回事情。

说到毛主席对邓小平有三七开的评价时，邓小平同志说：

毛主席说，能够有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毛主席说，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主席这么说。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斯也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说。我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我曾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看待。

邓小平同志又跟我们说到他的工作问题。他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4 邓小平谈科学、教育

邓小平着重讲了科学、教育问题。他说：

我现在考虑科学、教育。我们要搞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搞科学技术，不搞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讲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我们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一百二十万，苏联八九十万。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们科技人员只有二十多万，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我们的尖子，现在许多新的科技文献都看不懂。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问题。明治维新，还有俄罗斯的彼得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人 呛谩?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小时候就学外语。尽管教员水平不算高。今后从小就要学外语。各种外语都要学。俄文也要学。打起仗来，还可做俘虏工作。两条腿走路，普及与提高，重点在提高。从小学起，就要办重点小学。接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北京就应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上海要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天津二十个到三十个。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谈，大企业如大庆就可以办若干个重点小学，若干个重点中学。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数理化的教学很差，一定要使培养出来的人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衔接得上。现在我们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东西，这些年来培养的人根本不顶用。要从科技人员中间选出一批不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们去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我还对方毅同志讲了。要从他们的系统中选出一千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出五千人。这些人是尖子，选出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做研究工作，给他们配书记，配后勤。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一帮孩子。一月几十元，整天为了生活排队，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样去要求这样、那样。要他们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东西，就是对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对他们不要苛求。陈景润这个人大家都说他政治落后，可是这个人在工作上有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学校开门办学，科学研究所开门办所，一定要和本行专业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要通过开门办学、开门办所使他们的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是分不开。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主要就是脑力劳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站好几小时，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企业要有科学研究机构，也要有科学技术人员。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小平同志又谈到企业规章制度问题，他说：

就是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这些话我讲了。听不听我不知道。总而言之，我还是要讲。

对我自己工作的分配，我自己有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至于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我向小平同志说，为了应急，应付青黄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小平同志说：

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孩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5 邓小平谈当顾问

王震同志讲，他曾对罗瑞卿同志说过，希望罗当个顾问头，五届人大后自己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这种顾问应该有顾有问，到处跑跑，提出意见。顾问不应该是照顾老弱病残。

小平同志说：

我曾对一位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如果让我工作。我只能活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又顾又问的顾问。

6 邓小平谈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

我又谈到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我说：理论队伍中要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对有不同意见的理论问题应该允许争论，没有把握的不要在负责同志的文章中把话说死。

小平同志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在创造大庆这一套经验上，他对王震同志说：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有话就说，不管对谁都说。在主席面前我也讲，我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头上也长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后我要说的还是要说。至于说了人家听不见。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

关于要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对着我说：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评论所谓“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话。

7 胡耀邦对五月二十四日谈话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谈话记录，经过王老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估价，是准确的。

注释：

①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时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该书第518页。注释全文如下："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十月六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③后因邓致闭幕词，未用，改为聂帅的发言。

④《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78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一 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带胡绳、吴冷西、熊复去毛著办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阁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鑫带头积极拥护华国锋，紫光阁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时间，让研究室的人从哪个单位来的，回哪个单位去报到。当然，毛著办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决定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们不能不服从。在讨论会上，吴庆彤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说，1976年8月"四人帮"公开印发、进行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房维中已经在写文章，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翻案，中国科学院也写了文章，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你们也应写文章，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翻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有几件事还要办，要求办完这几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写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要做个总结，这些事情办完了，再到大庆、大寨去参观一下。这个意见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是想拖，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终究有一天会出来工作，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庆参观的同志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找我谈话，让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工作。姚依林说，你不愿去《红旗》杂志，也不愿去中央党校，愿意不愿意去财贸小组？我知道，财贸小组是陈云、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姚依林又是"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所以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组长，陈国栋是第二副组长。后来，姚依林同志做了组长。

我去财贸小组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几件事。一是进口粮食，并从思想上解决进口粮食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二是降低向农民购粮的指标，减少征购粮和议购粮。陈云同志说，国家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以减轻向农民征购和议购粮食的压力。三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陈云同志是想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姚依林同志还告诉我，财贸小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要关注思想、理论界的情况和材料。姚依林同志这样一说，我就提出建议，应该调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理论组。他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就调来了有林、卢之超、林子力、李智盛、卫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论组，我兼组长。

二 批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诋毁

有林、林子力调来时，他们合作写的书稿《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刚完成。完成书稿以后，有林即开始收集“四人帮”诋毁商品生产的材料，准备写批判“四人帮”否定商品生产的文章。他和林子力、卢之超等同志调到理论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论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从1977年1O月份起，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另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否定商品生产，在人们的思想上制造了很多混乱。在收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的材料之前，虽然明显感到“四人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总觉得很零碎，没有体系。我们在收集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方面的材料之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攻击、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商品生产的特点。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他们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东西。他们还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性质，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专门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以区别。这是苏联理论界的一大进步。毛主席对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方面的谬论，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相比，是个很大的倒退。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革掉。

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开始动手起草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章。这篇文章从酝酿起草到公开发表，用了近一年时间。初稿写好后，我曾拿给姚依林、陈国栋同志看，他们同意文章的观点。我们还送给纪登奎看，他也同意。后来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后决定把文章送《人民日报》发表。 1978年5月22日，署名"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题为《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时，我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报告，介绍了理论组编的两份材料和《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篇文章。报告主要是讲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即文章讲的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吗；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我在报告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分析商品生产的理论人手，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根本不同的。通过对前三个问题的论述，最后结论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须要大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我连续到中央党校讲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对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来说，是开了脑筋的。

三 起草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两个文件

财贸小组理论组除了写文章外，还负责起草文件。我到财贸小组后不久，国务院准备在1978年7月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①财贸小组理论组承担了部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②，有一个重大突破。《通知》明确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通知》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写出以后，财贸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同意，就送给纪登奎看，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很痛快，在“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气壮”四个字。然后又把《通知》送给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赞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文件，强调要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而且强调要“理直气壮”，这是第一次。

2 华国锋在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稿

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的同时，组织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开始起草华国锋在“双学会议”上的讲话稿。初稿写出后，我请胡乔木同志来做指导。这时候，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并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但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失落中恢复过来。这是他逐步恢复参与中央工作和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开始。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乔木起草这样的讲话，是驾轻就熟的。他来了之后，很自然地发挥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认为稿子是写理论文章的口气，不像一个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于是他一边听情况介绍，一边开始构思和动笔修改。这时候，讲话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维澄参加，并邀请了在外贸部、商业部做实际工作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稿子修改出来后，又召开了一些会征求意见。

在修改中，乔木对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针对当时的情况加强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论述，还特别提出了重视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问题；强调了内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应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华国锋主持工作，仍然着重从政治上讲揭批“四人帮”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气氛下，能拿出这样一篇讲话稿，乔木功不可没。

经乔木修改的这篇讲话稿，华国锋看了之后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双学"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阐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特别强调了财贸工作的重要性。讲话还强调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而且对三个观点做出解释。7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担任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四 陈云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以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党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陈云的文章与我有关。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当时约定给陈云、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后来公开发表的陈云同志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着重讲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郑惠执笔的。在成文过程中，我们几次送陈云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见。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我同郑惠作了很多修改，还送胡乔木修改过。最后由陈云同志定稿。文章写出后，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准备公开发表。宣传口有个不懂事的王楫，原来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他把陈云的文章跟华国锋的讲话对照，对来对去，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的精神“对表”。我们把王楫的看法报告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听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这样一讲，把王楫顶回去了。1977年9月28日，陈云同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我记得陈云同志这篇文章，在讲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时，简要回顾了党的两段历史，一段是讲毛主席在领导开创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段是讲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召开，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全党逐渐发展、普及。陈云同志在文章后面谈到，粉碎“四人帮” 后，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全党已经迅速得到恢复和发扬，这是目前全党形势的主流。这充分证明，毛主席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深厚的基础。同时，文章还强调，对“四人帮”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不可低估。毛主席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一些领导机关，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间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甚至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这种恶劣风气，至今在一些人中也还没有根除。这应当引起我们全党的严重注意。

为李先念同志写的文章，我负责主持，题目是《学习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先念同志也同意了。文章写出后，由于周围有同志有不同看法，未能以先念同志名义发表。林涧青等几个同志认为文章写得不错，经过努力，1977年11月，文章署名"向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小册子。

说到这里，应该提一下华楠和王子野同志。粉碎“四人帮”后，李鑫不准《人民日报》发国务院研究室的文章。《解放军报》的总编辑华楠却对我们非常支持，他对我说，有文章可在军报发表。

我们送去文章时，他给我们起了“向群”的笔名。用这个笔名在军报上先后发了《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和《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等三四篇文章。王子野同志对我们也很支持。他曾有一段时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离开研究室到人民出版社任社长。担任社长后对我们写的东西很热心，先后给我们出了七八种小册子。

五 我对城乡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

我从1977年11月开始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但仍然兼管国务院财贸小组及理论组的工作。在此期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由我主持，理论组的同志参与，为余秋里同志起草了在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讲话。讲话初稿拿出后，一直做实际工作的房维中同志做了比较大的修改。

以后，在1978年6月6日，我在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谈了一次话。在这篇谈话中，有两个论点比较有价值，我比较得意。我认为，随着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城乡在经济互助方面，将会有两个新的变化，出现两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农副产品的加工将逐步由城市转向农村"；第二个是"轻工业所需的原料，将逐步由农业原料为主转向以工业原料为主"。"随着这两个变化的发展，还将出现一种趋势，就是在人民消费品构成中，吃的东西占很大比重的现状将有所改变，有可能由吃、穿、用的次序逐步改变为用、穿、吃的次序"。"适应这两个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将比现在大大发展"。

当时，国家计委有位同志不大同意，说，现在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地方还不够吃，谈什么吃、穿、用的结构变化。由此，他对讲话大删大改。我坚持把原稿保留了，后来，还把它收人了我的文集，题目是《城乡经济发展的两种新趋势》。

注释：

①1978年6月20日至7月9日会议在北京举行。一般称这次会议为"双学会议"。

②1977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通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建立的。197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经党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名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1977年11月，国务院任命胡乔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邓力群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副书记兼院党委书记(1978年9月至 1980年7月。1980年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任常委至1982年5月)，于光远任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我在此度过了四年多不同寻常的时光。四年多的时间里，中间有些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我和胡乔木的工作都有了变动。胡乔木当了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改组后，姚依林兼主任，我当副主任。所以从1979年初开始，我一半时间在中央办公厅，一半时间在社科院。不过，从1977年11月开始，有一年多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是放在社科院的。

1977年11月上旬，我和胡乔木、于光远一起到社科院去主持工作。当时随我们去的有朱佳木、朱元石、郑惠。①我们去了以后，先和原来的院领导接上头，约定日常工作仍由他们主持，我们三人集中力量到各研究所、各单位调查研究，听取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学部是一个遭受严重摧残的“重灾区”。改称社科院时，有14个研究所，两千多人，但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整整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问，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谈，把14个研究所都谈了一遍(有的单位用二、三天)。我们都是听他们谈，很少讲自己的看法。这样一来，就使各单位的各种不同意见，用不同的方式都讲出来了。这次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在后来的工作中取得主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通过一个半月的调查研究，我们大体上搞清了社科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治上遗留问题多，派性严重，冤案成堆。

“文革”中，学部主要分成两大派。一派是联队，为造反派；一派是总队，为保守派。随着运动的发展，派系不断分化，各种关系错综复杂。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大家深受震动。"四人帮"不得人心，在"天安门事件"中，学部绝大多数人都去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没有去的人极少，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反对 "四人帮"的大联合。

粉碎“四人帮”后，在全国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中，中央要求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可是学部原来的领导却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与各级党委领导混为一谈，几乎划了等号。这样，就造成了新的分裂，形成了新的矛盾，甚至在原党组中间也发生了分化。其中有一个姓王的同志表现特别不好。他原来是胡乔木推荐到学部去的，参加了当时的党组。这个人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竭力洗刷自己与胡乔木的关系，说自己不是胡乔木推荐去的，与胡乔木没有任何关系。他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唱，被称为党组内部的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他很狼狈，不好扭转过来，被别人盯住了。

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时候，有几个老干部如关山复、吴亮平等，有一肚子的气。在“四人帮”横行时，他们受到各种冲击，包括自己身边的人都出来揭批他们。“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就盯住在“文革”中揭批自己的那些人不放。这样一来，学部在“天安门事件”中形成的大联合不但没有巩固，反而发生了破裂。因此，我们无论走到哪个单位，都听到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意见，但都是算陈年旧账。无非是某某在什么时候整了我，把材料装进了我的档案，等等。总之是混乱不堪。当然，在调查过程中，也能看出有的同志是比较好的。因此，在正式开始工作以前，我们把学部以前的历史及“文革”中的情况，派性斗争的演化过程，各种观点和主张，各种人物的情况，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了解清楚了，心中有数了。有了这次深人的调查研究，以后的工作就好做了。

二 抓“揭批、科研、团结”三件事

在接下来一年多的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揭批“四人帮”以及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二是重点抓科研工作，揭批工作要有利于而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三是在恢复、发展科研和揭批“四人帮”的工作中，团结绝大多数人。概括起来就是“揭批、科研、团结”这六个字，就是正确处理三者关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讲的话很多，重要的有三、四次。

第一次讲话是在充分调查研究以后。1978年2月24日，召开我们上任以后的第一次全院大会，我代表院领导讲话。会上，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到会的人中间，有一个人是黄克诚的夫人，当时在文学所任党委书记。会后，她对我说：这次大会，出现了好多年来从没出现过的好现象，有一个新气象。我到社科院工作后，参加过的全院大会，开着开着，会场里的人就逐渐减少：到最后能有一半人坚持下来，就算好的了。你这次讲话，自始至终没人退席，自始至终会场都坐得满满的。

那次，我一开始就讲，这次开会，我向同志们交交我们院领导的心。最近，我又重新看了看这个讲话，可以说，当时的讲话，一是符合实际，二是中肯公正，没有偏向哪一派。

第二次讲话，是1978年4月20日，部署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这次讲话中，影响最大的是强调在清查中间要严格区分敌我。提出"不管是清查也好，是复查也好，对每个同志的问题，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针，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全院范围内，采取各种不同形式对547名干部进行了立案审查，占了1977年全院职工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这次复查，除了继续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主要解决了历史上包括"文革"期间以这样或那样理由立案审查的七种问题。我在讲话中说，对于近五百人的问题，"凡是没有争论的，本人满意了，群众满意了，组织也满意了，三满意了，问题就算解决了，给党组写个报告，备案的性质，不必批准。" ③近五百人的问题，等于一风吹了。应该说，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对这些人的最后一次解放。这样做，就得到了过去被审查的人中绝大多数的信任，得了民心啊。

第三次是1978年10月13日。当时，社科院的清查运动告一段落，要对清查工作做一个总结，也可以说是社科院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总结。我讲话的题目是《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这时，经过清查运动，阶级阵线分清楚了。在上述547人中，只有6个人属于敌我问题。而这6个人都还是在王关戚问题出来后被抓、被清查出来的，是定了案的。我在讲话中说："经过半年来的清查工作，除了在押的五人和几个历史上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以外，没有发现新的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人。"④从那以后，先前这一派那一派被错划成敌我矛盾的人都一律解脱了。把这个结果报告了以后，就证实了社科院党组原来的估计：社科院有敌我矛盾，但不到1％，原来说1％左右，清查的结果还不到1％。其他的人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属于人民内部和党内的问题。所以搞运动到这时已结束了。

我在这篇讲话中，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首先，要分清敌我。社科院十多年来一个大教训，就是在分清敌我、对谁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受了林彪、“四人帮”的骗，上了当。今后，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分别极少数坏人和大多数好人，既不要放掉敌人，又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去对待，即使是对待敌我性质的矛盾，也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区别对待。第二，决不允许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第三，说话、办事一定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根本态度和理论基础。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一定会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第四，在判断一部著作、一篇作品是不是毒草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按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衡量。搞学术批评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搞得不恰当，它直接影响和破坏政治生活的民主和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第五，我们看任何一项工作，做得好还是坏，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根本的判断标准、衡量标准，就看它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是促进还是促退，是有利还是有害？我们社会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研究单位，搞任何工作，搞的是好是坏，最根本的一个检验标准，也就是看科研搞得怎么样，能不能出又多又好的科学研究成果，出又红又专_的科学研究人才。这五条经验是有普遍性的。也可以说，大家都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三 修改邓小平在工会九大的祝词

1978年1O月，还插进来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帮助修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的祝词。这个祝词的稿子，原来是由工会起草的，小平同志看了不满意。10月初，叫我和于光远去修改。就在他家里，他讲了修改的要点。我们重新修改、整理了一下。题目叫《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这篇祝词把他视察东北时在沈阳军区讲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公开讲了。祝词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修改稿比较重要的改动是加写了两段话，一是在原稿的"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一是加写了关于厂长负责制的一段话："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秩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

四 提出“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

我在社科院的第四次讲话，是1980年4月2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做总结报告。在此之前，在3月11日召开的全院党员干部大会上，我传达了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乔木同志讲话，要求社科院做好党和国家的得力助手。为这次党代表大会，我负责草拟了党委向代表大会的报告，由宋一平同志在会上讲。讨论以后，我做总结，题目就是《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这是社会科学院总的方针、总的任务。在总结报告中，我提出"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要努力成为有党性、有学问的专家"， ⑤"这就要求从事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能够真正领会和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某个学科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大量材料，经过深入研究，取得有具体分析、有独立见解、有科学论证的研究成果。" ⑥关于增强党性，我提出：首先，第一位的问题是，要自觉地在政治上与党保持一致；第二点，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第三点，要处理好科研计划中计划项目和非计划项目、集体研究项目和个人研究项目之间的关系。我代表党委毫不含糊地批驳了错误言论。我说："要看到，有的同志对今天中央领导和中央路线的正确性认识不够，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糊涂观念。特别在去年春节以后一段时间，一些同志对党中央提出的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不太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触情绪，说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中央后退了，动摇了，要'收'了，四项原则会被利用成'棍子'。中央布置我们社会科学院组织力量写文章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不愿接受任务。个别同志甚至说出很不好听的话，说什么谁先写阐述四项原则的文章谁就先要臭掉。" ⑦我还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说过发扬民主就要允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要允许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那些腐朽、堕落的文化泛滥的自由！怎么能说这就是'收'呢？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健康、更广泛地发扬起来。至于有的同志认为，撰写宣传四项原则的文章，就会使自己臭了，只表明他们自己已经香臭莫辨！"⑧这篇讲话已经收在我的文集里面，今天看来，还是站得住的。

在党代会会议讨论中间，有人说我批准了几个还没有平反的高干的子女到社科院工作，指的是彭真、高岗、万里、薄一波的儿子，说我走后门。我说：确有这回事，但没有走后门。大家都知道，我院一向有这样的方针，本院工作人员、院外的干部(不论什么干部的子女)，按照我们招人的手续，进行考核，只要合格，都可吸收。你们看这样做对不对？你们中间有些同志的子女是不是也是这样进来的？既然你们的子女能这样进来，高于子女，即使其父母未做结论，但他们本人是普通党员、普通工作人员，经过考核，合格后予以吸收，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个别地批准这个、那个，都是经过你们各所考核过的。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没有话说了。

还有一件事，乔木那时医疗待遇还未恢复，他有一个亲戚是医生，我把她吸收到医务所，目的是照顾乔木，熟悉，方便。人家就传出来，说这个人是我的小姨子，邓力群搞私人关系，把自己的小姨子安排进来了。我也把这事讲清楚了。这是我对乔木的关照。

这里顺便讲一件有关乔木的事。先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解散了，后来又说不解散了。那时正准备开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要我们研究室出个人大代表。因为我是党代表，考虑选于光远为人大代表，大家也同意。后来，我想应让乔木当代表，这样他就可以进入人大常委当委员。于光远当人大代表没问题，但选成常委，不一定通得过。而乔木当常委，估计是能通得过的。这样可以使乔木的政治地位逐步提升。于光远很痛快，完全同意。别人就说我：你怎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情况就是这样。我是从全局考虑问题。对乔木，就是为了使他能帮助小平同志更多地做些工作。

我在社科院，没有隐瞒过自己的政治观点。包括我个人的事，该批评就批评，该同意就同意，应该讲我在社科院是光明磊落的。尽管人家可以不同意我的意见。但在这一点上，人家无话可说，没有人说我邪门歪道，阴一套阳一套。

五 办八件实事

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有重点，但有一条，就是不论如何开展，都不能阻碍科研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要有利于把社科院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科研上来。

到1982年5月离开社科院这四年多，我们陆续解决了一系列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主要做了以下八件重要的事。

1 扩大科研领域，新建十几个研究所

这个工作主要是为社科院的健全和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扩大了学科设置规模。设想是胡乔木提出的，我帮他实施。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14个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扩至50个，后来实际上没达到。到1981年底，增加到30个左右。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中，有些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学科分出来的。例如经济研究所原只有一个，后来一分为五。研究国际问题的原来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后来增加了世界政治研究所、美国研究所、日本研究所、西欧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所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划归社科院，这样一来，有不同的研究所对世界范围不同领域不同国家开展研究。文学所原来只有一个，后来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新成立的所级研究机构还有：新闻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到现在为止，社科院还是胡乔木当时设计的框架，只是后来有些研究所进行了合并。

这时候还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胡乔木原来设想要把这个所办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后来一段时间内却被苏绍智等几个人搞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所”。

我的工作就是根据胡乔木提出的设想，抽调人员，组织班子。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得到了胡耀邦的同意和帮助，调了一批老同志到社科院来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包括吴介民、杨克等同志。当时，社科院从全国各地包括从北京其他部门，抽调了一批既能够做知识分子工作、本人又有一定科学头脑的干部到社科院。他们到社科院后，有的做研究工作，有的做党的工作。前后一共调进大约40到50人，其中有马洪、刘明夫、吴介民、徐达深、杜敬等。朱镕基是马洪1978年把他从石油部管道局调到工业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室主任的。这些人调进社科院后，有的任所长、有的作党委书记，有的当研究室主任，把架子撑起来了。

2 抓科研规划

我们到社科院后，很快就开始着手抓科研规划。1978年1月初，社科院就召开了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大会。会后不久，我到民族研究所，出席了他们的科研计划座谈会并且讲了话。在社科院开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我们提出的治院方针，也强调要整顿作风，搞好科研。就是说，搞揭批查运动，也不能妨碍科研工作的恢复。

在开始搞规划的时候，胡乔木提出了100个研究课题，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是重要的大题目，有些课题是要组织很多人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出了这些题目，对研究人员是一种激励，使大家知道在中国和世界范围里，还有这么多重大课题需要研究。尽管只是出了题目，但对科研人员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搞学问不是没事干，需要干、能够干的事多着呢。这件事对社科院影响很大。赵复三对研究所的建设和课题设置的印象很深，在他写的对乔木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了这两件事。在社科院的发展过程中，这两件事确实起到了冲破老框框、开辟新天地的作用。在这个工作中，胡乔木确实起了好作用，他终究是有学问的人啊！

3 恢复职称评定

这个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停了，一停就是十多年。我们到社科院时，全院职工有2200多人，其中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为数甚少。"文革"十年中，打派仗耽误了很多时间，而且研究人员搞科研成为非法的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比较早就认识到，长期陷在打派仗中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争取时间做了一些研究工作。在这次评职称中，那些利用"文革"期间做了研究工作，确有进步的和有点成就的人，都评上了相应的高级职称。我们当时掌握的标准是，既不要过低、也不要过高，要和北京的科学研究单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情况相对应。1979年社科院评定出51个研究员、165个副研究员、698个助理研究员。职称评定制度的恢复，对社科院科研人员从心里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科研上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社科院的基本任务是搞科研，是出成果、出人才。科研人员应该用主要的时间来搞科研，科研达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要给予相应的承认。应该说，真正切实做到重点转移是1979年初，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以后。这时，绝大多数科研人员的心思都转到科研工作上来了，一个稳定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建立起来了。这是当时很重要的一件工作。

4 恢复和创办刊物

社科院的中心工作转到科研方面来了，但是科研人员有了成果，没地方发表，这是当时大家都感受到了的问题。在“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办的刊物都停办了。我们去社科院时，只有一个《历史研究》，一个《考古》。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和科研领域的扩大，从1978年初开始，凡是能出版刊物的研究所，都先后恢复和新创办了自己的学术刊物。有了刊物之后，研究成果就有了发表的园地，有了讨论的地方。在办刊方针上，提倡百家争鸣，要划清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要求刊物反映科研成果，指导科研工作，组织科研活动。要负责任地向上级反映本部门的有关情况和看法。在这个基础上，1980年1月，社科院院刊--《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了。这是一本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那时究竟恢复和新创办了多少刊物，我记不清了，但至少每个研究所有一种刊物。有的所还不止一种，如哲学研究所，就有《哲学研究》(1955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动态》(1979年创刊)、《哲学译丛》(1956年创刊，1978年复刊)。《哲学译丛》是专门介绍外国哲学的刊物，刊载国外马克思主义者有关哲学问题的重要论文，评介外国哲学学派的现状及其争论的主要问题，译载有关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哲学史等论著，报道外国哲学界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哲学资料。

5 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章有刊物发表，著作要有出版社出版。1978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延续至今，工作还算可以吧。但究竟出了一些什么名著，很难说。例如能够在全国打响的书，我说不出来。

6 创建研究生院

我们去社科院时，院内研究人员平均年龄是46岁，很多老学者、老专家都深深感到一个严重危机，认为不切实改变研究人员老化问题，社会科学事业就会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他们担心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也想带研究生，但上面没让带，也没条件带。再加上"文革"期间有些师徒之间翻了脸，一些人有顾虑。大家都很发愁。我们决定筹办研究生院。1978年8月，社科院向中宣部并国务院呈送了建立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批复后，很快就在全国招生。到9月底，研究生院首次招生工作就顺利完成了，一共录取了405名研究生。

在办研究生院问题上，夏鼐有些不同意见。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是社科院的任务，社科院应集中精力搞科研，研究生应由大学培养。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去挑选、使用，用不着花精力去为他们讲课、辅导。他一直不赞成办研究生院。但是，多数学者认为，社科院应该办研究生院。我们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在“文革”中大学停办了几年，后来可以办理工科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但文科大学能不能办，毛主席一直没松口。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到年底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到大学里去招收研究生，暂时还不具备条件，大学里还没有合格的毕业生。而这时候在社会上却有一批在"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和"文革"期间读了书的人，并且是愿意做研究工作的。从这方面来讲，我们的研究生院的生源还是有保证的。当时靠大学不行，于是从社会上招收了一批人。分析一下研究生院第一、二期生源的情况，应该说还不错。后来的结果也表明，办研究生院还是对的。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研究生院前三届学生毕业后表现都比较好。有些毕业生现在已经在司局级领导岗位上，成了各个部门(包括科研)的骨干。还有不少人在副部级、部级岗位上任职，如薄熙来、王晨。至于现在社科院的领导干部、科研骨干，很多都是研究生院培养出来的。

研究生院第一、二期学生开学后，我都去讲了话。讲话的主要意思是，研究生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我们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宣布，社科院的一切工作，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因此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要以此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你们来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同意这一条就学下去，如不同意这一条，随时提出来，随时退学。在我看来，不懂马克思主义，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社会科学知识的。即使收集了一些材料，也不可能认识其中的内部联系，不可能把握事物的规律。后来在第一、二期学生毕业时，我又重申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入学时，我讲过这一条，现在你们就要毕业了，我还要讲这一条，你们对马列主义的信仰究竟是更加坚定了，还是动摇了？是更加坚信了，还是更加失望了？要自己给自己做一个结论。如果学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更加坚定了，那么你们在填写的表格中、在口头上到处都可以讲，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如果你们几年学下来的结果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加怀疑、更加不相信，那么，我希望你们公开声明自己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在填写各种表格时，也不必写这一条。我说，我们共产党员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相信的就来，不相信的就走。

1978年研究生院成立时，院长由胡乔木兼任，副院长是温济泽。

7 调整和整顿后勤工作

我们到社科院以后，听到一些做后勤工作的同志说，要我为科研工作服务，我同意；要我为科研人员服务，不行。类似的议论还有一些。他们认为，说为科研工作服务，听起来比较舒服；说为科研人员服务，使人感到后勤人员比科研人员低一等。为了解决后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开了好几次后勤工作座谈会，对后勤工作的思想、精神面貌都涉及到了。我在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还有些新意。后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党委机关事务工作座谈会上，我又专门讲了一次。讲话整理出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8 建立研究所的领导制度

当时，社科院各研究所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研究所党委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采用候选人数多于应选人数的差额选举办法。当时，在社科院各研究所党委的选举过程中，差额选举的办F的。这出乎我原来的预料。当时我以为，经过十年“文革”、打派仗，这几个党员是一派，那几个又是一派，用差额选举的办法，很难符合要求，免不了会插进派性的干扰。结果，通过党员大会选出来的各研究所党委，多数是好的。这当然与我们一年多来的工作有关系，说明消除派性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实践证明，差额选举的办法是好的。

但是，到1980年7月社科院成立第一届党委时，召开社科院党员代表大会，用差额选举的办法产生院党委委员就不行了，选举工作进展得非常困难。主要原因是各所的党员只熟悉本所的候选人，对其他所的候选人就不熟悉了。反复了几次都不行，最后还是靠院里做工作，说明希望选哪几个人。院部的候选人还好说一点，因为他们的工作面向全院，大家还有所了解。从各研究所产生的候选人要被当选，就很困难，还是得靠推荐、介绍。

由此我想到，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等额选举的办法，在什么范围和条件下适用差额选举的办法，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科院第一届党委成立这件事做完了，我们作为社科院的负责人----尽管当时主要精力已经不在社科院，就算有了一个交待。社科院的工作大致如此吧。

现在，吴介民、梅益等从社科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说，我们那一任院领导，尽管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还是为社科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们认为，那几年是社科院的黄金时代。就我自己而言，在社科院最初的一年多时间，搞清查运动也好，处理人民内部问题，做党内团结工作，都比较熟练、得体。

总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段工作，没偏离正确的方向。例如，对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处理时没有含糊；但也没冤枉人。陈元晖在清查运动过程中曾说过两句话，我们社科院的人在“文革”中，既是受害的人，又是害了人的人。我引用了，并同意他这两句话。结果，“文革”中参加“总队”的哲学所的一位同志说，邓力群这个人这样讲，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他为此专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揭发我。后来这封信退给我。当时搞清楚，这个同志在每次运动中，都给信访处写揭发材料和控告信，数量之多摞起来有两尺多高。有一次，我在公开的场合讲，与其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写控告信和揭发材料，为何不花点时间用来搞科研呢？你的那些信和材料，对党、国家和自己有多少价值呢？这样做，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后来，他专心搞科研，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成绩的。

六 和周扬共事

这里说一下周扬来社会科学院的经过和我同他共事的一些情况。

当时，邓小平对社会科学院工作有兴趣，也热心，对我们的工作是关注的。我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向他汇报、请示，并且很积极地按他的意见办。

我们到社科院不久，传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我知道后，就向胡乔木讲，听说周扬可以分配工作了，是不是能让他来社科院当副院长。我第一次向胡乔木提，他不赞成。胡乔木说，这个人得罪了不少人。你对他印象好，但对他印象不好的人多的是。这样，此事就搁下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邓小平那里汇报工作，谈话中涉及到了周扬。我就借此机会又提出这个问题。胡乔木仍然不积极。结果，邓小平开了口，说：让周扬当个顾问吧！这样，1977年底，周扬就到社科院当了顾问。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是1978年夏天，我又向胡乔木说，周扬一直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资格老，老让他当顾问，也不是正式工作，还是让他当副院长吧。这次胡乔木同意了。

1978年9月，周扬进了社科院行政领导班子，任副院长。接着而来的就是排名问题(副院长排名：邓力群[1977年11月任职]、于光远[1977年11 月任职]、周扬[1978年9月任职])。我提出，周扬是老资格，已经当了副院长，排名在我之后，不恰当。他至少是兄长辈嘛，我和于光远应该排在他后面。胡乔木不同意，说：就是副院长，他这个人难办事。

后来，周扬的工作是分管文学所。文学所在“文革”中的派性闹得很厉害，一个毛星，一个是朱寨，对立得很厉害。这两个人都是鲁艺的。我们到社科院以后，通过做工作，两派之间开始出现互相团结、互相照顾的情况，派性问题已经大体平息了。周扬介入文学所的工作后，偏向了毛星，使朱寨的日子很难过。

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恐怕需要斟酌。例如，林彪和"四人帮 "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两个凡是"，与"四人帮"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红旗"车就空出来了。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红旗"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红旗"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他调中宣部，把房子和"红旗"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七 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

访问日本回来后，12月底，我把在日本的观感以及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如积累和消费问题、农轻重关系、价值规律和计划性等等，搞了一个讲稿，先在社科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小范围讲了。1979年第3期《经济管理》杂志正式发表了我的这篇讲稿，题为《访日归来的思索》，同年第6期《新华月报(文摘版)》全文做了转载。

从日本访问回来，1978年底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1979年3月3日在北京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袁宝华担任会长，我任顾问。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后，立即组织开办了企业管理干部研究班。每期一个月左右。在头两年，大体上把省一级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轮训了一遍。

研究班开学后，首先是我们介绍访日情况和日本的经验，用人家的东西和我们的加以对照，研究日本的经验，哪些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哪些东西需要加以改进。

1979年3月12日，我第一次到企业管理协会做报告，以后每期都去讲，有七、八次。报告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二、价值规律究竟在什么范围内起作用？三、经济计划同价值规律究竟是什么关系？实际上总题目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我在企业管理协会讲过几次后，有林和卫建林帮助整理成文字材料，在刊物上正式发表了，后来还由人民出版社出了小册子。

就我一生而言，1978年到日本去考察，身临其境去看资本主义这是第一次。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资本主义国家。我的青少年时代，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我在北平读书，对社会没有多少了解。当时北平也有资本主义，但没有接触。上海没有去过。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那里没有资本主义。解放战争时期到东北后，日本人搞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被没收了，而我们党的工作又在农村。所以，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它的企业如何经营管理，厂长(经理)、工人与企业的关系，和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不同和共同之处？没有切身体验。这是第一次实地考察和接触。

访日一个月，确实看到了很多先进的经验。其中，日本总结了英国工党政府失败的教训，1960年由池田内阁提出了《国民所得倍增计划》，吸引日本全国人民。让日本人全都知道，这个计划能否实现，和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这个计划的实现，对于日本以后经济的高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经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通过实地考察，看到了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确实有很多新变化。

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发站，由批发站按计划分配到各部门。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发的。八 编辑《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陈云文稿》

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办干部研究班的过程中，我提议以中国社科院院部名义，组织林子力、刘国光等同志把《资本论》第二卷搞一个1O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编出后由我主持讨论、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我还主持选编了一本《陈云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参加。文稿内容包括陈云从1956年9月至1962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没有整理过的讲话记录，我们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们把这两本书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研究班的教材，并经过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管理干部中推广学习。应该说，这两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陈云文稿》，当时的影响很大，许多搞企业管理的干部学习之后，都感觉受益匪浅。

我们选编的这本《陈云文稿》，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后定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为书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内发行。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同当时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相配合的。在两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出版后，我都让研究室的同志组织文章进行宣传。

我们编陈云同志的文稿，前后搞过四次，梅行同志都参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当时，刘少奇同志提议编陈云同志文稿。陈云同志自己不赞成。少奇同志说，先编出来，让中央领导同志看看。我们当时编了三万多字的稿子，没有公开发行，中央内部发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编陈云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讲话。这次是第三次，是编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讲话。这次编的过程中，我把帮他整理的两三万字的内容也编进去了。但是到后来公开发表时，所有选编的文章，都是陈云同志自己写的文章(包括根据录音整理的讲话)，别人按照他的意见整理的文章，包括乔木同志帮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陈云同志删掉了。定稿后交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开出版。后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托，梅行同志主持，编了《陈云文选》三卷，先后于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 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 离开社科院

1980年以后，无论是胡乔木还是我，在中央的事越来越多，对社科院的事已经无暇顾及了。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商量，让于光远当院长。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胡乔木对我说，你到社科院和同志们谈谈，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就到社科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领导干部，约有十来人。那时马洪是副院长，梅益是党委书记，行政职务是秘书长。社科院的实际工作主要是梅益做。当时我们有个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苏联，院长、副院长不管事，实际工作和经常工作由秘书长负责。我们准备实行这个办法。座谈会上我和大家说，胡乔木和邓力群已经担负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长的工作，我们两人建议由于光远来担任。胡乔木让我把我们两人的意见向大家说一下，同时也听听大家的意见。我说了以后，半天没人吭声，既没人说反对，也没人说赞成，就是不吭声。后来有人说，休息一会儿吧，这样就休会了。重新开会时，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们在休会时商量过，还是发言的人自己提出的)，这是一件关系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听听学者和老专家的意见，听听他们的想法。这个意见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说那就听听学者、专家的意见吧。征求了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意见，结果被征求意见的人大部分都不赞成于光远当院长。

后来，这件事被传成什么样了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邓力群利用会议休息上厕所的时间，搞了一次阴谋。邓力群当面对于光远说好话，背后搞鬼。而实际情况是上面所讲的。

胡乔木的院长、我的副院长一直当到1982年5月。马洪从那时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长。后来，赵紫阳要马洪到国务院当副秘书长。赵紫阳也确实需要马洪的帮助。对此，社科院一些专家、学者反映，我们的院长到国务院只当个副秘书长，这不等于把社科院降格了么，大家不太高兴。拖了一段时间，因为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事务性工作太多，马洪到社科院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样一来，不但学者不赞成，连院部的人也不满意。尽管是秘书长当家，但毕竟有些事还是要由秘书长向院长请示报告，由院长做出决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总是见不到马洪，很耽误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马洪自己做了决定，就去实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兴。

注释：

①朱佳木、朱元石当时分别是胡乔木、邓力群的秘书。

②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页。

③邓力群：《甄别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页。

④邓力群：《严分敌我，加强团结，发展科研事业》。《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页。

⑤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页。

⑥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页。

⑦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页至第340页。

⑨邓力群：《做党中央和国务院忠实的得力的助手》。《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页。

在中央办公厅

一 担任中办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们党和共和国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一系列人事更动。三中全会后，中央还改组了文件起草班子，党中央的文件起草从此以后转到胡乔木手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姚依林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后，成立了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我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办研究室主任。从1979年开始，我虽然还兼管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经转到中央及中央有关部门的工作上来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办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来越少，协助中央及有关部门做的工作的分量越来越重。1977年6月开始担任的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的工作逐渐结束了。

中办研究室成立后，把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的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后调了过来，又把原来办公厅秘书局搞材料的人转过来，开始时一共有十来个人。

二 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

1 参与筹备

1979年元旦后，我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处理了几个紧急的重要文电，另一件事，就是参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工作。

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1978年9月下旬第一个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采取一边工作一边开会的形式，会期持续了两个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会汇报后，引起中央常委的极大兴趣。当时围绕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叶帅在常委会上提议，何不把搞理论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来，也仿照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呢？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中央常委同志都赞成这样办。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决定。

胡耀邦、胡乔木，主要是他们两个人，也包括我，都赞成叶帅的这个意见。于是，从1979年元旦后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如拟定参加会议人员名单，确定会议方针，准备会议开幕时胡耀邦的一篇讲话，胡乔木也要讲话，等等。

会议开始后，我只是参加了第一天的会，是作为会议的“特邀出席者”、多年从事和关心思想理论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后，就没有再到会上去，因为那时我在社科院和中央办公厅及中办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没参加会，但对这个会议还是关心的，每天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

2 澄清一个历史事实

在看简报的过程中，同我有关的有一件事，在这里说一说。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简报，内容是批康生在《红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同路人"的。由于我知道文章的来龙去脉，于是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2月13日写的，2月14日，会议秘书组把我的信发了简报。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从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中，从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关于同路人的文章。我觉得有必要把真实情况说一下。这篇文章，是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全称据我的回忆，是《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要做党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该文是我提议写、我出的题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许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执笔，两人共同讨论修改，最后由我定稿。文章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我几次找康生，请他为纪念国庆十周年写篇文章，并且写这样的内容。他起初表示，没有什么要写的，不愿意写，后来同意写这样的文章，但是不愿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后，我又找他，请他看看，并建议用他的名字发表。最后，他勉强同意了。关于文章本身，他没有提任何修改意见，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最近，我重新读了这篇文章，觉得确有错误，可以批评，也应当批评。康生问题很多，必须充分揭发。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负责，不能因为他出了问题，就都挂在他的账上。对康生是这样，对其他犯错误的人，也应当遵守这样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这封信，能够在理论务虚会的简报上登一下。请酌定。

后来，胡乔木和我说，他和胡耀邦看了这封信后认为，对于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来讲，我的这封信是空谷足音，实在难得。后来，王若水、严家其说，邓力群在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写信制止批评康生，会后不让批评康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这封信充分说明了当时我的态度。

三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的前因后果

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得很长，前后分为两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开会，中间有1979年春节(1月28日)，休息了几天，2月1日继续开，一直开到2月16日休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

第二段，3月28日复会。会议由党中央召开，会议名称加上了"全国"，称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发表长篇重要讲话，就是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讲话后又分组讨论了3天，4月3日结束。

从打破思想战线的僵化状态、解放思想这一点来讲，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大约在春节前有一天，胡乔木对我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他为此感到很不安。后来，他又对我讲，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邓小平和胡乔木谈活时说，看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乔木讲的这个话。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自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和胡乔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乔木讲自己的看法，邓小乎也讲自己的看法。当时，除了邓小平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敏感，胡耀邦也觉得风头不对，因为这个会主要是他和胡乔木两人在主持。

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攻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约是1978年10月下旬开始形成的北京街头的"西单墙"，被他们用来当作宣传和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西单墙"刚出现时，也有不少反对"四人帮"、赞成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赞成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大字报。到1979 年初，"西单墙"就明显变化了，自由化的东西日益占上风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数人闹事，不断有人搞游行示威。闹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问题，一些经济要求问题和冤假错案平反问题。1979年初，闹事的情况更加严重。闹事的原因和人员也要复杂得多。上海出现了卧轨阻断交通，冲击市委机关，占领办公室的情况。有的还打出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等，总之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标语。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也不断有人游行、闹事。

然后，邓小平就委托胡乔木起草后来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讲话中没有提否定毛泽东，而是针对前四个否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有一句话，“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斗争经验的结晶。” ①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帅第一个提出召开的，他当时的用意、有什么想法、要达到什么目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会开到后来，产生那样的结果，是原先没有想到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后，邓小平说，以前，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开到后来，理论界、思想界有些人则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讲话和发言不仅在内部发，而且他还通过迂回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来，拿到香港的报刊上去发表。在香港报刊上发表我们党内干部批评党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他是第一人。后来他曾辩解说，是别人传出去的。很多同志认为，是他自己有意识地传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当时是说，我们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以后的重点是批右。因为当时我不太了解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情况，故对胡乔木讲的今后重点是批右这样一个提法，产生了是否合乎实际的疑问。胡乔木说，会议上的情况确实是这样。后来，在文字表述上，口气稍微减弱了一些，即现在要“注意”右倾，而不是“重点”批右倾。在正式发表的时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调整。胡绩伟这些人就和胡乔木争论，吵得很厉害。邓小平3月30日在会上的讲话，本来还有一段话，大意是：原来对理论界抱有很大希望，现在党中央对理论界感到失望。邓小平的讲话作为党内文件下发和公开发表时，这一段就没发。

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传达以后，在社科院引起了强烈的不同反应。我在社科院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提法当时在全国是首次提出。朱元石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反响，很多报纸都转载了。那时候，我们在社科院搞了一个双周座谈会，时间定在星期五，开半天。在此之前。座谈会都开得很好。邓小平的讲话传达后，在双周座谈会上，有人就说，“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根棍子。那次会我因为有事，没有参加。第二次会上，他把话头转了。说“四项基本原则”可能变成四根棍子。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面说：“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问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学所说，到了社科院，谁要先写宣传 "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谁就会先被搞臭。情况确实如此，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理论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部分人有抵触。

党内理论上的混乱和社会上的动荡是相互呼应的。要讲自由化的苗头，就是从“西单墙”后期暴露出来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取消了宪法上规定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这件事是邓小平提的。我没听到胡耀邦讲过什么。可以说，他没有明朗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但他也没有反对。

我在1987年1月召开的批评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他前期的讲话、文章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后，到整党时改变整党方针之后，起码是对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重视吧！当时，通过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里面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已经不是问题。

邓小平让胡乔木帮助起草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最后搞出这么一篇大文章，不论当时的客观需要还是实行的结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评价邓小平时都应承认，这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四 陈云征求对《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意见

1979年3月初，陈云同志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把提纲给了我，征求意见。我拿给中办研究室的同志们看，都认为是好文章，反映了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的思考。

提纲的要点是两句话：第一，计划工作的规则是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后提出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1917年后的苏联、1949年后的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都是按照这个理论来办事的。当时这样做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原理加以发展。导致的主要缺点是，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第二，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又有了计划经济部分，就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市场调节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补充，但要求必须基本上是无害的。

对陈云同志写的这个提纲，中办研究室内部组织学习，进行了认真讨论，并由梅行负责组织起草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既要有计划经济，也要有市场经济》。我看了梅行组织人搞的这个东西，不满意，因此也就没公开发表。

陈云同志在提纲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场经济”这个词，在中国、在我们党内，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当时我们好像提出个疑问，说“市场经济”这一用语和我们过去的用语不一样，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变一下。我们建议用“商品经济”，并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没有接受。我们还建议陈云同志把这篇稿子作为中央文件发出去，他也没有接受。陈云同志当时的说法是，发出去也没有人执行，没有用。因此没有印发。

说到陈云同志文章中用“市场经济”这一用语，有这样一个过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用的是"市场调节 "，以后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这个词。1985年5月第一版《陈云文选》用的仍然是"市场调节"，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时。陈云同志在该文最后一段又改回原来的用语："市场经济"。

五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确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

1 成立中财委和陈云、李先念的建议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大事的决策机关。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十二位同志组成。陈云、李先念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

1979年3月21日，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建议用两三年、最好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陈云同志这个意见，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联名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提出来了，

2 财经情况的调查和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看法

这个时候，我们国家一方面实行调整，一方面酝酿改革经济体制。这就要了解企业和经济方面的情况，对财政经济的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以后，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见，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五个经济研究所和国家经济机关的研究机构，共同承担了一个任务，就是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见。6月27日，他说："根据中央的方针，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对我们经济如何改革，搞出一个大体的眉目来。"会议还确定，由邓力群、张劲夫、马洪具体负责召集调查研究的会议。

7月19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关于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工作会议。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会议决定在财经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一个调查研究机构，直接由秘书长姚依林负责，成立四个小组。第一组调研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第二组调研经济结构改革问题；第三组调研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问题；第四组为理论组，或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组。调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办研究室(不久改为书记处研究室)由梅行牵头，组织了一些同志，收集经济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几期《供您参考》。每期一个专题，包括全国的情况。这对财经委员会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与经济调查工作有关，后来还编印《调查和研究》、《经济问题研究资料》，供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门、地方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理论界的同志参考。

8月8日，在中办组织的经济调查会上，我主要就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外资这三个问题，谈了一些意见。我要求调查研究要同经济调整工作结合起来，同"六五"计划、长远规划的制定结合起来。此次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这里就不细说了。

在这段时间里，邓小平、陈云同志关心一个问题，是我国积累与消费的历年比例关系。中办研究室专门写了一个材料，提供了新中国成立后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情况。在处理积累与消费关系，也就是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关系的时候，一段时间产生了片面性，积累率最高时达40％多，总的情况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时候。然后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积累率25％。这个意见得到邓小平、陈云同志的赞同，说这个材料搞得不错。

关于改革经济体制，我有过几次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体制改革首先要从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开始，重点应先从这里起步。应该说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结合调查组织了一些改革试点。

3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争论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思想理论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所在的小组中有天津的陈伟达，北京的林乎加，国家计委的顾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组会讨论一开始，陈伟达就讲，我们正在大干快上，积极性很高，现在突然提出调整，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对我们的积极性是个很大的打击。林乎加的发言也是这样的口气。顾明就算帐，说人家有多少钢，我们才那么一点，需要发展、快上。我在会上就与他们争论，说发展是应该的。生产力确实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关系和平衡，还是像以往那样折腾，是不行的。

会议期间，胡耀邦提出要搞一个发展工业的指示。我们几个人，有马洪、梅行等，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出来一个比较粗糙的草稿。我们自己对稿子就不满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厉害，一定要拿出来。这样一来，就发下去了。由于确实不成熟，在分组讨论时被人家攻得很厉害。他们说，你们主张调整，但你们搞的这个文件这个问题没有讲好，那个问题也讲得不好。总之，这个文件不成熟，不能通过，不能发表。我说，这个文件确实不成熟，我们也不满意。但文件写得不成熟，首先是因为实际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说，这个话说得对，该怨我们呀。总之，这次分组会开得很不理想，真正拥护调整方针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华国锋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由于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受到批评，这时他不得不接受调整的意见。调整方针得到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于陈云、邓小平、李先念意见一致，华勉强召开各组组长联席会来统一思想。联席会开始后，习仲勋发言，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他人随后也讲了一些。当时我很着急，这时。赵紫阳出来发言赞成调整。他说，调整为以后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谷牧也赞成调整。他们两个一讲话，会场的气氛就发生了变化。我当时也准备发言，华国锋说，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讲了，我讲吧，会议已经开得这么晚了，再延长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对国民经济计划进行调整。本来我们的提法是，调整是目前工作的关键，也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华国锋说，他同意调整是关键。我插话说，调整也是中心啊。他说，有了关键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说了。这样，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总算把以调整为核心的新八字方针勉强通过了。当然，华国锋当时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这一重大决策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一段时间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传达会议精神时，有人质问我们，你们做过调查研究吗？并说是一帮秀才胡搞。

这次会上，与会者纷纷要求介绍江苏财政包干的做法。江苏的同志做了介绍后，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广江苏的办法。但财政部门不赞成。陈云同志是支持财政包干的，他原来的建议中说到要给地方财力留点余地。邓小平后来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各省、市、自治区实行财政包干政策，算是杀出了一条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同意集中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工作。实际上，尽管调整的文件通过了，有的也执行了，但从整体上看，并没有执行，至少是没有很好地执行。结果，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总的情况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调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讲《历史决议》

1981年，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讲《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先讲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从1980年延续下来的，一直进行着讨论、修改，费了很多心思，直到这次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稿以后，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到这时，可以说华的问题已完全解决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全部完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的事情就是到处演讲。讲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关于《历史决议》，在全会中间，我在西南组讲过一次，反映较好。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全会结束之后，我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做了一次介绍，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又在团中央讲了一次，又在党史征集委员会回答了几个问题。6月21日至7月30日，专门到河北演讲。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吴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那个时候，河北省两个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金明和第二书记江一真)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势同水火，各把一摊，谁也不服谁。他们那里从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谁也不让谁。胡耀邦给我的任务是：把《历史决议》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不必去介入他们的内部争论，用《历史决议》的精神帮助他们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邓小平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邓小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我在省直机关传达，袁木在石家庄市，吴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个地委都有人去。我们都有共同的提纲，带的材料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发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邓小平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邓小平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发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首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

第三，我们书记处研究室主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经文献研究室核对以后印了出来。编这几本书，在那一段时期里，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件大事，是为赵紫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1980年2月，中央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赵替代华国锋当总理，赵便调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 1980、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是姚依林做的，赵没有做。到了1981年，赵当总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会亮相了，这次会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报告了。这个报告，由我负责组织人起草。

1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作了修改

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法。第一轮，由国务院研究室袁木、计委研究室王忍之组织几个人搞出一个稿子，把上届人大以来，主要是赵紫阳当总理以后讲过的一些意见，陈云讲过的意见(这一年多里面中央主要是陈云讲得多，邓讲得不多，先念也讲得不多)，还有国家计委在编制和执行国家计划中问遇到的问题、酝酿的意见，综合起来写一个稿子。写好一部分就送给我，我就组织马洪和梅行及研究室其他几个人，请他们搞第二遍。我们第二遍搞完了，又交给林涧青搞第三遍。第三遍回来，我又同梅行、马洪和王忍之从头到尾改一遍，然后再交给林涧青在文字上整理一遍。前后用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把稿子搞出来了。然后交给那时在杭州的乔木再看一遍，做些修改。乔木对有关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改，他主要是对精神文明的部分做了修改和调整。他把精神文明建设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为文化建设，包括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一部分为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在更加突出，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多方面的工作，通过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我们的社会成员愈来愈广泛地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风尚和劳动态度，树立高尚的思想情操、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树立自觉的守法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持个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祖国。

这个稿子与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比较，大大前进了一步。1979年叶帅讲话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列为重要议题讨论。邓小平在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两个基本内容："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这是一个进步。

到了十二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阐述又进了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的新论断，形成了关于两个文明关系的新看法：“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至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得到基本确定和全面阐述。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可是到了 1986年，胡耀邦在讲精神文明建设时，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删掉了，把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搞成是公共道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十二大的一个大倒退。这个问题，后面再细说。

乔木的稿子回来后，我们又稍稍做了些调整，其间每个稿子都送给了赵紫阳。可以说，从头至尾，一直到他讲，他没有在其中加任何一句话。当然，由他讲出来，也就反映和表述了他的一些好的意见。这个报告可以说是赵的就职演说吧。

2 重点和中心是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

当时已提出到本世纪末要翻两番----这好像是邓首先提出的。前十年是打基础----这是陈云提出的，即把各种比例关系调整好，以便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也有一种说法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起飞或腾飞。这个报告的重点和中心是讲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共十条。这十条在今天来看，也是站得住的，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十条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原来不是讲加快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投入吗？这时加上了科学，后来变成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

第二条，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在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以农轻重为序，这就把三者的关系说清楚了。

第三条，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一直到今天仍有这个问题)，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指出能源、交通是当前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国民经济今后能不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交通问题能否得到恰当的解决。

第四条，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过去，扩大再生产主要靠建设新厂，这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是必要的。现在已经有了几十万个工业交通企业，今后扩大再生产必须主要靠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不要一股劲地搞外延性的增长。

第五条，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的改组。为了发掘现有企业的潜力，提高经济效益，增加财政收人。必须整顿和完善经济责任制，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整顿劳动组织；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执行奖惩制度；整顿财政纪律，健全财会制度。这是特别要做好的几项工作。

第六条，讲究聚财、生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增产节资的潜力是很大的，事在人为嘛！

第七条，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的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要利用两种资源，首先是国内资源，其次是国际资源；开拓两个市场，首先是国内市场，其次是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一是管理国内经济的本领，二是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的本领。这是胡耀邦在他的对外贸易的文章中首先提出的。

第八条，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按照服从调整、促进调整、配合调整的要求，在农业、工业、财贸等领域，在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

第九条，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带根本性的建设。我们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还是很落后的，教育、科学和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是很不合理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四个现代化就无法实现。

第十条，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持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总的来说，就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处理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关系时，首先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这是今后必须坚持的原则。

3 胡赵分歧与邓陈合作

在这个报告以后，或者是在这个报告期间，胡耀邦陆陆续续地找各个部委谈话。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反正他的谈话精神和赵的报告是两个调子。胡就是要快，就是要高速度。胡、赵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分歧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胡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鼓吹高速、快上，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们这些人干不了几年了，要用这几年多于点事，多承担点责任，以便为下面接班的人----他点名讲是胡启立，少留点包袱。我们给他们背起来，他们接班时就少点包袱。而不要采取相反的方式，我们能干的也不干，或者能干的也不多干，结果使他们干的时候，肩上有一大堆包袱。在赵紫阳做政府工作报告前后，特别是到了1982年，要起草十二大报告了，此时争论明朗化。表现在胡耀邦与乔木起草小组的争论上。本来这个报告要与赵的报告衔接起来，胡耀邦就说：你们这个报告是以效益压速度。胡主张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 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从1977年至1984年这一段工作搞得好，邓小平、陈云的配合合作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起草《决议》和解决华的问题，以及逐步解除华的权力，要赵接替华的总理职务，要胡耀邦接替华的主席职务，邓接替华的军委主席职务。在这些问题上，邓、陈合作得很好，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在解决华的问题上，他们是互相配合的。前不久，朱佳木还说到：在解决华的问题时，胡耀邦稍微客气些，还想给华在领导集体中保留一个位置(十一届六中全会时华保留副主席位置)，邓、陈不同意。在调整问题上，1980年直至1981年邓是支持陈的。到了198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1980年调整以后，经济增长指标定在3-4％，所谓 "保四争五"，后来都完成了，而且超额比较多，实际到了7-8％。到了1983年，邓小平就说：老是这样，指标定得很低，超额完成那么大的幅度，这样不好。这样，邓就有点回过头来对"保四争五"的指标有所怀疑了。这个东西出来以后，我和房维中对邓1983年的这个讲话做了一点文字上的调整，使之能和以往的调整衔接起来，不致互相矛盾。从这以后，邓、陈的矛盾就逐步显露出来。最主要的差别是：一个急于求成，一个稳步前进。愈到后来，愈加明显。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除了上面讲的两件大事，1981年处理的日常工作也不少，主要有十一件事。

1 参与解决民族矛盾问题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当然啦，在"文革"期间，在内蒙地区搞内人党确实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这类"左"的危害，可能给他的印象太深。于是就要纠正，就要拨乱反正，而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放在脑子里，结果就出了问题。后来在西藏问题的座谈会上，他也多次强调反"右"。说明接受了教训。

2 批《苦恋》和反对错误思想倾向

当时，在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出现了一些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被拍成了电影《太阳和人》，准备在全国上映。《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件事招来了不小的风波，国内外有些人借题发挥，歪曲批评真相。国内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恋》，反而热衷于批军报的文章，写信给《苦恋》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扬和作协、文联的人对批《苦恋》也不满。后来，经过做工作和说服教育，作协才算写了批《苦恋》的文章。

邓小平对《苦恋》很不满意，他亲自看了电影，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同志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小平同志说："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说："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

胡德平特别吹捧这个电影，胡耀邦也支持这个电影。于是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以往是批“左”为主，现在以什么为主，反“左”还是反右？这是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意黄克诚的意见：不要搞什么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实事求是。

邓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这一篇谈话的记录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调整，内容没有增减。又给胡乔木改了一遍。这篇讲话标题是《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活》，收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我们在社科院时，经济所、哲学所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在过渡时期完了以后，还没有进到社会主义，原来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现在看来要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到《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强凋只有在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上，才有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出不了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力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应从这种角度来考虑过渡时期的问题。王惠德非常尖锐地提出：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从我们取得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那一天起，就进人了过渡时期，实践检验表明，一度想把资本主义消灭，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提出的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调子就是：拿《哥达纲领批判》的框架来衡量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用这种理论来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直至1980年的这一段的历史进程。这种论调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社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走的苏绍智也是这样一个观点。到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的说法和论调就更厉害了。

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农村发展研究组

恢复高考以后，一批下乡知识青年考上了大学，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互相联系。其间，调回来的陈一咨，起了一定的纽带作用。他和这批人比较熟，平常也有来往。他向我反映，从农村回来的这些青年，大学毕业以后还想做农村工作，为农民服务。因此便考虑，在这些人先后毕业之后，可以把他们聚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继续调研农村工作问题。后来搞了个文件，要成立一个农村发展研究组，放在社科院农业经济所，书记处研究室和这个组发生一定的联系，给他们一些调研上的方便，同时对他们搞的调研材料及时收集、整理并上报。这个决定提交给书记处讨论，原来是想把尽可能多的人收集到这个组里。讨论时赵紫阳提出：国务院的各个部门也应该吸收这样一些人，这些部门能有这样的新鲜血液是有好处的，对于他们来讲，能够参加一些部门工作，可使接触面更宽一些。这是书记处的一个议题，后来形成了一个决定，即书记处1982年2月25日决定。我和这个研究组在1981年春节有一个专门的谈话，这个谈话在现在来看仍然站得住。

这个研究组的看法，和当时全党对农村工作的意见，都是讲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后来只是调研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这一种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个，还强调了包产到户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的，不能只讲包产到户，不讲土地公有。杜润生后来加了个"主要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这一条是个基础。开始时，农民想回过去搞单干，搞过的地方，实际证明也搞不通，又回过来搞土地公有。这一条在搞包产到户的几年里可是重要啊，没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风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现在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农民在搞的过程中也发现土地分了搞不下去，还得回到上地公有。在农村发展研究组存在的期间，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赵紫阳、万里、杜润生都很重视这个组的调研。后来这个组发生了分化。

5 对妇联工作的一个建议

宋任穷同志要我帮他管管妇联的工作。我提了个建议：妇联应把儿童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来。从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学毕业。在这个范围里的儿童各方面工作都应纳人妇联工作。我还就此讲了一番道理，社会生产中，有物质的再生产、劳动力的再生产，培养后代就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还介绍了一点访问日本得到的认识。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亲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里。虽然这些母亲很多都是高等学校毕业的，但她们也不愿丢下孩子到社会上去工作。这样，一个高等学校毕业的母亲，知道怎么管孩子，对儿童成长起了很好的作用。儿童的教育，不仅要有社会的、学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这主要靠母亲。我对此讲了一篇道理，我现在觉得还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上讲文件处理和行政后勤工作

中央办公厅召开了全国省、市、自治区办公厅主任会议，我作为中办副主任，讲了两次话。一次讲如何帮助中央处理文件，一次讲行政后勤工作的意义，纠正了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行政后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讲：按我们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后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反过来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员。为人民服务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为人民服务，另一部分人不为人民服务，而是我为你们服务，你们也为我服务。同时，我也讲了后勤工作的社会意义，以及要逐步把后勤工作社会化。并同当时开始知道的第三产业作了比较，说这个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后勤工作、第三产业的人日益增多，当时日本的从业人员中这部分人已占到50％还多。

7 协助经委建立职工教育委员会

当时和国家经委袁宝华那里的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经多次商量，认为企业管理工作要加强，就要加强职工的在职教育，这要成为开发职工智力的重要环节。所以经委建立了一个职工教育委员会，我负责起草了一个职工教育的决定，并就这个问题在职工教育委员会上讲了一篇话。

8 代中央起草关于学大庆的文件

文件主要讲：学大庆起了好作用，中间虽然有点毛病，这些毛病纠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庆的好经验。这个文件对大庆起到了保护和爱护的作用。所以，后来我到大庆去，大庆人说：邓力群与大庆有缘啊。《论总纲》表扬、宣传了我们；粉碎“四人帮”后，大庆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又替我们大庆人说话。以后，还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为他们说了话。那次把他们的部长都撤了，康世恩也辞职了。在书记处的会议上，乔木特别激动，说：出了这样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语气很厉害。后来调查清楚了，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当时的会议上，还不知道是自然灾害，我说：出了这样的事，领导上应该承担责任，接受教训，但不能由此否定大庆油田的经验，还是应该发扬好经验。陈慕华在会上说：我们常常自己否定自己，这次可要接受类似的教训。后来大庆人讲，邓力群三次保我们。因此，邓力群在大庆的名誉较好。

9 做树立革命人生观报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做了一篇要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报告，针对当时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问题。在当时起的作用还不错，现在看当时提出的问题也还站得住。

10 解决中青年待遇问题

这是陈云同志批转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参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时，工资收人还只有七、八十元，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别困难，要把这些人的待遇提高两级，达到一百元。他说：只靠评职称解决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为评上职称的人终究是少数人，评不上、轮不上的人终究是多数，而这些人都是我们工作上的骨干，他们工作和家庭的负担太重，国家和政府应该关心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便和劳动部门、宣传部门的人合作，把陈云同志提出的这件事办了。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时增加二、三十元，能解决好大的问题啊。

11 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书记处成立于1980年，约在6、7月问，把中办研究室和国务院研究室合起来，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涧青是副主任。从《红旗》挑选出来的一大批干部，包括直到现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梦奎、滕文生、卫建林、卢之超、有林、蒋振云、张云声等。估计了一下，从《红旗》出来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人。当然，也还有从其他部门来的人。彭真同志曾对有林讲，邓力群培养了一批人。平心而论，在几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养干部的。

当时，书记处研究室主要有四项工作。

一是承担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报告，包括中央随时交办的任务，大体上在那时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多数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负责组织起草，也吸收一些别的部门的人参加。国务院的文件，我们一直负责到1983年，不仅赵紫阳1981年的"就职演说"，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是我们起草的。1984年以后就由他们自己去搞了。当时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

二是除了军事、外交以外，系统地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三是办了四个刊物：一个是向上的，叫《情况简报》，即经过调研，认为有哪些情况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来搞成“简报”，铅印发出。向下的有三个，一个是《情况通报》，中央领导或有关重要部门领导的讲话或专题报告不是公开发表的，也没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气的，一般发到省市自治区、中央部委一级，这对上下通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欢迎；还有一个刊物是《调查与研究》，是我们研究室在调研基础上写成论文，对材料进行整理，也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是《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前两个由理论组负责，后一个由经济组负责。《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是就经济领域各方面的问题，整理材料，发表意见。

第四个任务是：在调研和学习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接触一点理论问题，写一点理论文章。即把调研和学习马列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一点理论问题。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就写了一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当时还起了一点作用。

书记处研究室作为中央的一个机关和中央的助手，在当时的确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间，胡耀邦找各个部委谈话，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谈话，谈到《情况通报》(实际上不是《情况通报》，而是《情况简报》)。这里面登了一个陕西省委书记王任重对包产到户有点保留，对集体化、合作化要坚持的意见。胡耀邦对这事很不高兴，由此引发了他的一通议论。他说：研究室里的《情况通报》采用蒋介石的办法，是以数量压质量，文化人就喜欢搞这一套。我看了他的这段话，就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现在还留着。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书郑必坚来见我，说：他(胡)看到了这封信，认为此信肝胆相照，有意见就说，这很好。这封信，我也没有给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没提。胡后来为了安抚研究室，就找了我们研究室的三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研究室的工作给予肯定，同时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关系基本还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纪事

一 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

1982年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里搞起了"五讲四美"的文明礼貌活动。当时我没有参加这个事。我听说：当时黄克诚对其中用的话语有不同意见，黄说："心灵美"是基督教的语言，我们何必搞这套东西呢？但后来这项活动还是搞起来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并且提出，从1982年3月起，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应该说，在城市里面提倡一点文明礼貌，总还是有好处的。在十二大之后，乔木感到"五讲四美"提法有缺点，就补充了一个"三热爱"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内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进去了。从此以后，称之为"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3月30日成立了一个机构"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万里是主任，邓力群、黄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吴江造谣诬陷邓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吴江的诬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读到习仲勋6月26日批"请王震、乔木、力群、野苹同志一阅"的吴江6月22日致胡耀邦、习仲勋的信。9月中，又读到吴江9月7日给胡耀邦、宋任穷的信。吴江在信中检举、揭发书记处研究室邓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吴指名道姓地讲，这个人是小野心家，那个人是危险投机分子。

这里所谓的造反派，就是在《红旗》造邓(力群)、胡(绳)、范(若愚)的反的人，运动开始时当然也烧了一些编委。其中卢之超原来是吴江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吴的得意门生，卢是经吴介绍来《红旗》的。"文革"一来，卢之超认为有几件事吴江做得不对，贴了大字报。事情不大，但上纲高了，由此结了仇。从这事看，吴江这个老师的心胸也未免太狭窄了。当时，陈伯达控制着《红旗》的运动，先整邓、胡、范，后抬王、关、戚。后来王、关、戚垮台了，又把张凛抬出来。后来又不知因为什么事，又把张凛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后，陈把一个女校对抬出来，成立了勤务组。①陈和此人关系不正常，在《红旗》尽人皆知，有好几次都被人看到过。张云声、卢之超这些人就在下面议论：《红旗》再没有人，也不应把这样的人抬出来。以这位女士为首的勤务组便整他们，直到把他们下放到干校。整他们的根据就是：反对她就是反对陈伯达，反对陈伯达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张、卢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这时吴江被军代表吸收到专案组，负责邓力群的专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谓"小集团"的专案，那时批邓、胡、范已经过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团。先称之为"5•16"，后叫"小集团"，再后来就叫"反革命小集团"。小集团越搞越大，到后来搞了三、四十人；干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结果小集团却占了近一半。专案组的人，一开会，就提供这个人、那个人的所谓黑材料，使大家对专案组又气又恨。

等到九届二中全会把陈伯达揪出来，《红旗》就乱了套，军宣队、工宣队都慌了，搞“小集团”的人(包括吴江)也慌了。这时，由于陈伯达是我的对头，陈一垮台，我也有了一点发言权了。我说：吴江、陈茂仪这些编委可以"解放"。那时陈伯达在台上，吴江等人要维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只能跟陈伯达；所以对这些人跟随陈伯达应该给予谅解：由于我说了这些话，吴江、陈茂仪这些人先"解放"了。同时，我还说，是不是他们认为运动初期是陈伯达把他们"解放"了，所以他们对陈伯达有感恩图报的意思。在这点上，他们是否也有值得检查的地方。这句话把吴江他们得罪了。吴江和关锋都是有仇必报的人，你得罪他一点，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结束以后，我把卢之超、卫建林这些比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陆续吸收进来，先是在财贸小组，后是到研究室。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后机构一合并，这些人都到了书记处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实的回信

事实就是这样，我感到我有责任说明真相，澄清事实。为被吴江不顾事实一再向中央指控的这批中青年同志说话。于是我草拟了一封回信，把这些情况加以说明---- 所谓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机分子是怎么回事，张云声是怎样一个人、卢之超是怎样一个人，都做了说明。其中吴江的信中还点名说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时帮关锋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来信、内部材料，看了以后选送给"文革小组"看。就是这么些事。

我草拟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给耀邦、仲勋同志和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信遵嘱阅过。

吴江同志曾长期在我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道在五七干校、吴"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审查，自然不会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他及其他原红旗杂志中层领导干部工作中的错误，我当时都承担了责任。关于我所了解的吴江同志的情况和我对吴江同志的看法，过去向耀邦同志谈过，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时也谈过，如他有一定理论修养，能写文章，但和同志团结不大好，不宜担任很高的领导职务，等等。我仍坚持这些看法，但似应再做若干补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干校，机关运动中的专案组改称材料组，人员也有所变化。比如吴信中点名的许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参加材料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审查对象，运动初期受审查的同志，有的却参加了材料组工作。吴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组工作人员身份和我谈话、核对材料，但对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仍允许我申辩，这是我至今犹记不忘的。

吴称“在干校时遇到的唯一的一桩是非问题，就是参加批判‘小集团’”。吴信所开名单中特意注明“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以及未上名单而目前同样在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吴江同志与他们之间同样心存芥蒂的几位，相当一些就曾以“小集团”一案受过吴江同志的批判。这都是原在红旗工作的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红旗》十二期社论经陈伯达修改而陈矢口否认，特别是一九六八年陈伯达公开支持一个叫×××的女人(原红旗校对)出面领导红旗的工作，在广大干部中引起严重不满。陈利用×××和军宣队整这些同志，罪名是"反对陈伯达同志"、"反对和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养》一书重新发表过程中如实地涉及到陈，陈说邓专案是"黑专案"，原专案组成员无一得脱(包括吴信点名的徐道河同志、涂先珍同志)。在吴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邓力群专案"被指责为"小集团"的"思想基础"，我也成了"小集团的精神领袖"。除像我这样因"走资派"问题和其他因历史问题一直在受审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干校学员半数左右。参加批判"小集团"的同志多属被迫，但吴江同志和原红旗另外几位中层领导干部确实很积极。陈伯达倒台后，此案已显然无法维持。包括吴江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阻挠平反，反说陈伯达是"小集团"的后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团"的当。几经周折，才由军宣队勉强作过一个"这是陈伯达的罪行"的结论。这的确是红旗杂志五七干校的一桩"是非问题"。在陈伯达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后，许多一般干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怀疑陈伯达、表示不满，吴江同志这样一些担负过领导职务、长期受党的教育的老党员，非但没有和他们共同战斗，却和×××一道整他们，而且长期不承认错误，实在令人失望。我在干校无非是种地、喂猪，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有发言权，在这样的是非问题面前当然不能沉默。我为此对吴江同志当时的政治表现提出过批评，即吴信中所称邓力群"批判批判者"。至于我的批评没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小集团”一案已成历史，本来可以不再重新翻腾。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红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据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荐调进，有的系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来。其中有的曾是吴江同志的下级。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但觉悟较早，综观十年，表现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普遍进步更快。其后积极参加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两个凡是”，坚决拥护和努力宣传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近年来参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报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强，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写作能力。几年来，至少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位，弃前嫌而专注于工作，并未计较吴江同志整过他们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于党的教育，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理应光明磊落，出于公心，为这些中青年同志的进步感到高兴，理应热情地和善意地对他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理应实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对他们做出正确评价。但吴江同志却一再给中央同志写信，继续指责这些自己整过的同志“写过一些坏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红旗》社论这样的文章，罪责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这是已成定论的事，不知吴信为什么还要归罪于一般干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吴信根据什么使用这种带有严重政治性质的术语)，进而认为这些同志"过分集中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即在吴江同志叙述问题的范围内，有些也不合乎事实。如吴点名滕文生、贾春峰同志"分别任王力、关锋的秘书"，就属子虚乌有。吴自称他在"公平地说"。坦率地说，从吴江同志对待这些中青年同志的态度中，实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以前，红旗及干校的运动一直由陈伯达控制。陈自一九六四年底开始就不断向一些同志说我的坏话，"文化大革命"初又说我系刘少奇派来向他夺权。一些同志不了解情况，批判中说过头话，我从未计较。我和吴江同志相识、共事的时间不算短。作为共产党员，作为比较老的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吴江同志在 "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现在向中央写信、和中央同志谈或当面批评我，无论是否事实，无论是否过头，我都认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级的错误亦无不可。但是正因为是共产党员，正因为是比较老的比较负责的共产党员，就更应严格尊重事实，何况有些事情真理并不在吴江同志一边。吴信在中央同志面前点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这些同志尚无在中央同志面前与吴江同志平等地说明情况和为自己申辩的机会，这于了解事实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补救办法。乔木同志建议由中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关同志将此事谈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对自己这封信中提供的情况负责。如看法有错误，请中央同志并请吴江同志指正。

这封信稿写成后，感到给中央领导同志说明情况，不必这样具体，故又加以精简。正式的复信于9月18日发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穷、乔木、仲勋、启立、野苹同志：

看了吴江同志九月七日给耀邦、任穷同志的信，谨作如下说明。

1、据我所知，吴江同志确实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只是1969年6月下干校以后参加了军代表主持的材料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组同志同我谈过一次话，核对我的一些材料，态度不算坏，对不符合事实的材料，曾经允许我申辩。去年中组部向我调查吴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时，我曾向他们如实讲过上述情况。也有个别同志向我问起吴是不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我也如实向他们讲过上述情况。

2、红旗杂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同别的单位不同的特点主要是，作为总编辑的陈伯达，亲自发动和组织全社干部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造反。他自 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谈话，说了我不少坏话。本来是他动员我去红旗工作、我不愿意，他又请求少奇同志让我去红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竟说是刘少奇让我去红旗向他夺权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各样帽子都加在了我的头上。他的地位和活动，使红旗的干部很难了解事实真相。在批判斗争我的时候，不少干部说过一些过头话，我也从未有过任何计较。

信中说到，现在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参加了当时的专案工作。当时，除林杰、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没有列我进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还在一定场合负责地为我说明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这在当时的空气下，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3、吴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说，"文化大革命"初"写过一些坏文章"，"个别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间不少在书记处研究室，认为"过分集中使用于中央身边，不一定恰当，对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乔木同志看了这段后批了几句话，说"这种提法至少不利于团结"。我曾要求，与耀邦同志谈谈吴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因为忙，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谈。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时候，抽空和我谈一次。在我看到的关江同志的这两封信中，他对自己"文化大革命 "中的错误，一句诚实的自我批评也没作，却对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进行不顾事实的指控。我觉得有责任向组织上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讲清楚。组织部门还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况的同志调查。

邓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还不错，也没再追查。他说：吴江的检举信和邓力群的说明都存档。三 吴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谣言

1 关于王震当党校校长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中央党校校长原来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第二副校长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华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员都免了，党校实际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冯文彬在管。胡曾经想让宋任穷辞掉组织部长的职务，到党校去当校长，胡自己从党校解脱出来。宋任穷不愿意去党校，报告了陈云。陈云也不赞成。这个情况，我是最近听朱佳木讲了才知道的。后来在一次书记处的会议上，胡耀邦说：党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个同志去当党校校长。他提出的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列入议程，是其他议程完了以后才提出的，这时没人吭声。我忽然想起，此时一些老同志退了下来，如聂帅、蔡大姐，王震辞去了政治局委员，没什么事，中顾委当时还没成立。胡一提这事，我随口就说：让王震当党校校长不挺好嘛。胡耀邦马上说：挺好、挺好，大家有什么意见？结果大家都没意见，我的提议就通过了。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没和王老说过，只有参加过会议的人知道。这是我提议的。王老去世之后，我才和他的秘书李慎明说过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谁提名的。吴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页讲："书记处决定王震任命的当晚，邓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长谈数小时。"这是造谣，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2 关于立案审查三个人

王老到了党校以后，立案审查三个人：阮铭、孙长江和吴江。吴江那本书上说，是王震要审查他们三人。其实是邓小平指名要审查这三个人。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诉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陈云，也不是王震点名，而是邓小平点名让王震对这二人进行审查。邓为什么要审查这三人，搞不清楚。在审查中间，有这么一说：吴江是邓力群专案组组长。组织部和党校来找我调查此事，我都否认了。我说：吴江只是军代表负责的专案组中的一个成员，不是专案组组长。在审查过程中，有一部分专案涉及到邓力群，这是事实。

这里就涉及到陈云为什么会生气一事。在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和冯文彬商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陈云的秘书王玉清发现之后，送给陈。陈看了就质问胡耀邦，为什么要发表这篇东西。胡耀邦说不知道此事。吴江所说的文章和当时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论动态》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说：有的人平常不说话，小病大养，韬光养晦，一见机会来了，就要说这个那个，指手画脚、提出很重要的意见。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们一看到之后，就引起警惕，认为这是不是在影射我们的陈老爷子啊？他们把文章送给陈云，陈也感觉到确实有点像在影射自己，这样就引起了注意。执笔写这篇文章的是阮铭。

按照吴江《十年的路》中所写则是：王震到党校事先有酝酿，通过之后邓力群又去彻夜长谈，做出计划，然后整他们三个人。两个开除党籍，一个另行分配工作。吴江因此而离开党校。当时党校和组织部找我调查，我还为吴江说了好话：这个人有缺点，但做理论和文字工作，确实还是用功的。

后来，朱佳木跟我说，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见陈云同志，谈话中讲到吴江、阮铭不断写信、写文章骂邓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却总是为吴江说好话时，陈云同志说：邓力群是个正派人。乔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经过考验的。我们还是要靠他们，不能靠吴江、阮铭那些人。11月9日，陈云同志还在一个材料上批示：“吴江同志是风派人物，不能重用。”

四 农村问题的调查研究

1 云南不同社会形态的生产责任制

1982年春节之后，我去了云南，约一个月。那时安平生同志是云南省委书记，先是他亲自陪我转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个云南，从昆明到玉溪，然后是西双版纳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亚热带植物园；然后往西-走，看了瑞丽。又北上到了腾冲，这是艾思奇的老家，这里育-个在农村来说是相当好的图书馆：然后到了大理，回到昆明。开了几个座谈会。云南确实是个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几个少数民族，比新疆还多。在少数民族中间，经济发展水平很不一样，有的地方还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会，有的是奴隶社会(农奴社会)，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会。经过解放以后的改造，到现在也都实行了生产责任制。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生产责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样。由此，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会形态的责任制各选一至两个点，把以前的情况搞清楚，把以后发生的新变化每年调查一次，类似于费孝通的几访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长期坚持下来，可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很重要的资料。他们还同书记处研究室取得了联系，很可惜没有坚持下来，我们也去了人，搞了有两年吧。后来因为没有经费，也就没有能再搞下去。

顺便说一句，从云南回来，我还帮助云南省解决大规模开采磷矿所遇到的困难，使这件事列入国家计划。

2 土地公有制和生产责任制

我从云南回来以后，这时农村发展研究组已经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们谈了一次，也介绍了云南的情况。那时他们滁县的调查已写出来了，在《经济研究资料》上登了，赵紫阳和万里都很重视，而且还介绍中央其他同志看这份东西。我记得在听他们汇报和谈话中间，他们还讲到这么一个事情：在包产到户中，有些地方的农民想分田、恢复单干，也有的地方确实分了，结果呢，问题更多。经过反复，农民认识到：经过合作化实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户，农民觉得不行，越搞越复杂；结果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包产到户。我们研究室的林子力、吴象，他们也到贵州等几个省做过调查，回来也反映过这类情况。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在包产到户中间，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单干，搞了一阵子没搞好，也就放弃了。可以说，在全国，经过包产到户没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坚持了土地公有制。这件事的意义很重要。农民经过自己的尝试、经过反复，证明还是维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产资料也还是坚持公有制的好。

在这个问题上，原来邓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现在才搞清楚。邓老的“包产到户”是简称，实际上他是主张在“五统一”基础上，对田间管理实行包产到户。他的“包产到户”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间管理。当时毛主席说，邓予恢说的所谓包产到户是经营管理的办法，是骗人的，是变相单干。也可能邓老就没给主席讲清楚；也可能讲清楚以后，毛主席把“五统一”、“田间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产到户。实际上，“五统一”前提下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确实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初级社还有土地分红，牲口、生产资料也分红，只是集体劳动部分实行按劳分配。邓老的“五统一”、“田问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已经把土地私有制变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级社前进了一大步。但其与高级社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的方式变了----集体劳动，所谓大呼隆。现在退回到“包产到户”，即每家每户自己干，其中包括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变集体劳动为以家庭劳动为主。这也适合当时中国以手工、畜力劳动为主的生产力水平。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这种家庭劳动的效果比那个大呼隆、大锅饭要好。

那种集体劳动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所以要改变这样一种方法。陈云同志曾讲过，其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从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一点讲，在实行包产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普遍出现了剩余劳动力，这证明了他的估计是对的。他说：三大改造是去掉剥削，生产责任制也是去掉“剥削”。这就是说，干坏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于多、干好的人的劳动价值。

3 生产责任制应有多种形式

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统一"、田间管理、双层经营；搞得不好，五统一没有，双层经营更没有了，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那一年我去刘庄，问他们：人家都散了，都搞包产到户了，而你们坚持下来，靠什么？他们说：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腾，二是下面没有好班子。我们这里不同，得到上面的一点支持，另外我们的班子好。我们党的风气就是一股劲、一股风太厉害，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这也难怪，由于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普遍较低，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能不跟风的也就少了。

五 坚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业管理协会干部轮训班里讲了一次课，题目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必须坚持》(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要搞好农业，强调要重视轻工业、多生产消费品，因此在思想、理论界就产生了一种偏向，认为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搞错了。当时廖季立就提出一种主张说，今后我们的工业应是轻型工业结构。薛暮桥也写文章说，第一个五年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搞重工业建设，现在看来搞错了。我的讲课就是针对这类意见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轮训班正好在学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是普遍规律。资本主义是这样，社会主义也还是这样，当然优先增长要有两大部类的平衡，而陈云的四大平衡的理论是马克思两大部类平衡的具体化。我当时讲的这篇话，中心是不能因为重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否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这篇话讲完之后，对企业管理界更好地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摘编起了好作用。

这件事应该感谢有林。他有较好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我那篇讲话有个记录，大概几千字。有林觉得重要，他把那篇讲话扩充成为一个小册子，分三期 (1982年3、4月)在《红旗》上发表。后来企业管理协会还专门出了小册子。这个讲话能够写成这样一个规模，确实应感谢有林的帮助。

六 驳斥否认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

1982年2、3月问，我从云南回来，就遇上北京地区召开的一次理论工作座谈会。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活跃的是王若水，还有其他几个人。会上发了一份材料，叫《理论研究参考资料》，搜集了当时理论界关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性质，即我们究竟处于何种历史阶段的各种各样的议论。在这个材料的中间，一个是搜集了我在团中央的讲话，说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光荣。我肯定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前面我提到，关于王惠德否认我国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观点，我们曾给书记处写了个报告，当时书记处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写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问题。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写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写得不错。他的文章说：尽管我们进入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属于幼年时期，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相比，还是低级的，不完全、不纯粹的，但终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幼年时期。会上的那个材料搜集了我和段两人所讲的摘要，放在中间。前面引用郭罗基的话，说我们是老牛破车式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南京的人说我们是农业社会主义，这些东西放在那个材料的打头部分。然后是我们两人的观点，最后是反对我们两人观点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当时大家的议论是：前堵后追，围攻邓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这个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来，说：你们在搞这个材料时，为什么不说一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们社会的性质有了回答、有了结论，为什么提都不提一句呢？他们说：忘了。这完全是诡辩，实际上完全是有意这样干的。这样就促使我要讲一篇话，这就是我在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上讲话的背景。讲话的题目就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对有关的问题和谬论进行了回答。这篇讲话引起了我的老师--李维汉(在延安当过党校校长)的注意和重视，特意给我写了封信说：听说你有一篇发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给送去了。他看得很认真，说很高兴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还提了很多意见。对讲话中引用"铁的纪律"提意见说：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铁的纪律"是指一种不好的、过头的做法，是否改掉。后来这篇讲话整理出来了，是否在全国发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发，全国也就知道了。当时反映还不错，总算有人出来，对那些谬论，正式发表一些我们应该、也能够发表的一些意见。王任重看了这个讲话，也很称赞，好像让宣传部登在了他们的刊物上，这个记不准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长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传部当部长。中间是怎么酝酿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为什么要换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当宣传部长，王以前是胡耀邦。王当了一、两年吧，开头身体还好，还能够管事，后来发低烧，怎么治也治不好，到处作检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后来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宣传部的事情他就没管。在我去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 "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讲：现在解放思想还不够，还是坚持三中全会的原则；另一部分人就讲，已经有这么厉害的右倾，应该及时讲话，巩固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即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的争论，三中全会是批"左"，四项原则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人民日报》勉强写了一篇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实际上软弱无力。而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后来李洪林还出了一本小册子。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原则，把四项原则作为一个争论的问题，你坚持你的，我坚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这时周扬已是宣传部的顾问了。在《历史决议》通过以后，中央开了一个思想工作的座谈会，邓小平有个会前的谈话，胡耀邦有个发言，乔木有个发言，周扬也有个发言。听了周扬的发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个意见：关于思想问题的意见，北京就不统一，那我们回去后就很难办了。

王任重当部长时，曾想让王若水去宣传部理论局当局长，兼副部长。他征求我的意见，我说：王若水这个人靠不住。尽管这个人书读了不少，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从这个人参加理论务虚会，集中攻击毛泽东，而且把这样的文章送到香港去发表，登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为人。我当时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这个人有异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见。但总要有个人来管理论啊，我向他推荐了王惠德当副部长。结果王惠德到了宣传部搞出了那么个东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关于过渡阶段问题的理论，后来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个《理论研究参考资料》。实际上，宣传部的理论局和王惠德等几个人搞在一起，成为“四三”“左右”之争中的主要对立面。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承认的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让宣传部思想这么混乱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体一下子又好不起来，总得有人去主持经常工作。可能出于这样一个考虑，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区理论座谈会，发表了上述那篇讲话后，4月就接到了让我去宣传部的通知。我当时调了郁文来当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是建国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档 (当时分局的宣传部长是我，郁文是副部长)，原有的副部长都没变，有个廖井丹后来和我合作得很好，还有贺敬之、王惠德，以后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归宣传部管，又增加了个曾德林。顾问还是周扬。除了王惠德以外，我们正副部长之间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都轮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两天。八九个单位用了一个多星期。在这个基础上，4月13口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这篇讲话是有针对性的、旗帜鲜明的。我首先讲：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们是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的任务就是宣传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发文件、讲话、写文章，以及开展有关的业务活动，都必须牢记这一点。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够这样做，才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否则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这篇东西虽然讲的是纪律问题，实际上讲的是政治问题。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没有做决定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时，或者制定方针、政策之前，都可充分发表意见，高度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可以反复讲，可以争、可以吵；一旦做了决定，就必须执行。如仍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在行动上--发言或写文章，必须执行部里的和中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互相监督，首先大家要监督部长――邓力群，是否遵守了决定。同时还讲到，顾问也要接受监督。②

这个报告约有二、三千字，现在看来，还是有声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又使反对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的讲话整理出来之后，在整个部的范围里讨论，要大家提修改、补充意见，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见；各个单位都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修改意见，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补充修改并通过，形成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务工作计划和安排，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

然后就是进行各个局的机构调整和人事配备。到了年龄的退下去，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这期间，对理论局进行了调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长职务。理夫也是我介绍给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暂时还留着。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说可从书记处研究室调几个人到宣传部。后来把卢之超调来当理论局局长、贾春峰当副局长。来了之后，两个人就分化了，贾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块去了，弄得卢之超后来很难办事。

八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实践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开的十次会议

按照胡耀邦的意见：党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导各部门的工作，一年最多开两次会议就行了，宣传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开十几次会，甚至要开几十次会。各个领域的思想问题很多，一个问题就可以开一次会。据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国性会议。实际开会不止八次----

8月17日，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有各省市的宣传部长和北京有关部门参加。

10月13目，宣传部同社科院、国家教委合作开了一个全国社会科学的规划会议。

10月22日，中宣部与教委、经委的职工教育委员会讨论职工的文化补课。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开了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11月1日一8日，与有关部门(教育、文化......)合作召开了整个文教系统的干部管理工作会议。

11月13日，召开了全国新闻出版处处长的会议，布置准备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11月23日，同中组部一起在山东济南开了一个党员教育工作会议。

12月17日，开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长的会议。

年底共青团换届，参加了共青团代表大会，我作了一个题为《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会议讲话

计算起来，从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关部门合作、或参加有关部门召开的会议，包括青年团的会议(因为青年团的思想工作也归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会议有五次(见上文中文字下划线的会议)。我在这五次会议上的讲话同乔木的意见是一致的。乔木在准备十二大的报告时，曾在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我在这五次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是十二大召开前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这时十二大报告的基本轮廓和稿子有了，为了在十二大召开以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学习、宣传十二大的方针、政策、路线，召开了这次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会上，我讲的主要内容是：十二大的报告是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定有关的方针、政策的。这实际上把十二大报告的要点，与全国宣传部长通了气。在会上还请人做了有关问题的发言。如请国家计委房维中同志讲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发展规划(考虑了什么问题，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实现，等等)。还请了其他一些同志讲话。我在这次会上有一篇讲话，其中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

在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我讲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但我们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广大的职工中，已经有不少人走在时代的前面，他们自觉自愿地进行不计定额、不计报酬的劳动。这就叫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对此我们应该加以提倡。这个同现行政策----按劳分配，既有区别，又有一致之处。

我讲得比较好的是党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新时期要做好党员教育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还有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历史的经验和历史人物说明：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要爱国就要用共产主义思想做指导。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就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以至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列举了鲁迅、郭沫若、宋庆龄、何香凝的经历。一共讲了十条，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这篇讲话被团中央放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几天才登完。这表明了一种态度。那时团中央的书记是王兆国，祝词是胡启立做的。他们专门约我去讲话，我讲了差不多半天，当时会场上的反映还挺好。为什么他们会用这样一种冷淡的态度来对待？这是他们的态度，还是胡耀邦的态度，搞不清楚。与后来的事情联系起来，很可能这是胡耀邦采取的淡化处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学风

我在上述几次会会议上讲的第二个重点是改进学风。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风气。在宣传部里反复讲，在很多次会上也反复讲。《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绍了陈云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决策之前，要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在调查的基础上有10％的时问做决策就行了。我也介绍了张闻天的经历：在遵义会议上，他从政治上转过来了；但思想作风的转变是到延安整风以后，特别是他出去晋西北、陕北调查回来以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标志着他的学风才真正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

在这个期间，我针对社科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次话：《增强党性，改进学风》。语言、提法都比较尖锐。这个讲话我看到现在也还站得住。增强党性主要是讲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说：到这个时候，我们社科院有的人在发言和写文章时，还相当放肆；中央的决定反复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里。在学习问题上，我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有很多进步，特别是农村工作，面目一新，创造了很多新经验。我们组织了社科院的同志到农村去了解情况，进行调查，去作调查的党政人员多。研究人员很少。我认为，这些人还习惯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不重视从生活中学习。

九 在中央党校作学习十二大精神的报告

十二大开完会以后，我在党校讲了一次，题目是：《开创新局面的党代表大会》。从三个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的开幕词和十二大报告的体会。

现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没讲出什么新的道理。第三部分：《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四项最重要的保证》，也可以说是照本宣科。比较有点意思的是第一部分：《关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问题》。这部分中的道理也还是那些，有什么新意也很难说，但解释得比较好，把我们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结合进去了。

比方说，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关于从胜利和失败的比较中认识革命规律的论述，用斯大林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回答别人提问时关于"规律"的解释，来说叫"对规律的认识要有正面的经验，也要有反面的经验"；用通过建国三十多年的历史人们才逐步认识应该学习陈云观察经济现象、处理经济问题的方法，说明"认识规律的，开始总是少数人，然后才有较多的人，再后才有绝大多数人"。我还说明，"我们党是一个战斗的党、行动的党。我们党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应该体现为制定和领导人民群众实现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像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一样，也要有个过程，也不可能一开始就很正确、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确、逐步完善。"有了“大跃进“的挫折，毛泽东同志才讲出一篇道理，指出，无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我们党都要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这样才能教育干部和群众，统一他们的认识，工作才好做。我通过历史经验的分析、比较、总结，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总路线和具体方针、政策、办法，是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国当前的客观实际的，所以，说十二大将引导建设走向胜利，这个判断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来，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还令人欣慰，有些却让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悦。

注释：

①勤务组是“文革”初期机关、单位党组织瘫痪后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

②邓力群：《宣传部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问题》。《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页至第26页。一九八三年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和两件突发的事情

一 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两个部分来讲，一是三个部门的四个会议，二是两件突发的事情。中间插一个文物工作。

1 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第一个会，是1月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

在出版工作会上，1月8日，我有一篇讲话《把宣传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这个题目就是我讲话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从这个要求，各种出版物要体现热爱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思想。不但社会科学的著作要努力这样做，就是自然科学的著作也可以从这方面来组稿、出书。例如，李约瑟就写了七大卷讲中国人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创造的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在世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视。

出版工作会议之后，我在几个会上都反复讲了这个意思。其中在广电部和记协联合召开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我提出了：如何通过广播电视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并提出了九条建议：第一，反映祖国新貌、建设成就、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第二，广播电视中仅有《祖国各地》还不够，应该与旅游部门介绍中国三千多个旅游点的"旅游词典"项目联合起来，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内，把三千多个旅游点，一个点拍一部电视片。第三，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教科书不同，我们的电视及电影、戏剧、小说等，应该着重从人物出发，围绕人物展开与他联系的历史事件。第四，从古代到现代，大诗人、大作家、大画家、大音乐家、大戏剧家、大表演艺术家、大书法家等，他们的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他们的爱国主义事迹，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宣传。第五，从古到今杰出的科学家、学者、思想家，为了祖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做出的巨大贡献，应该让人民知道，对人民进行教育。第六，历代文物的介绍。我们的文物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选择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响的文物，拍成电视进行宣传。第七，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各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以及歌舞戏曲、著名演员、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的介绍。第八，建议对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解放前后比较，对每个民族美好的文化、特产，优良的传统、道德品质等，把它们搜集起来，拍成片，每个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国外爱国者的事迹、著作。鲁迅、茅盾等人曾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应该继续搞，并且加以丰富、扩大。广东电视台有一个《名著与名画》，这样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国历史学会首次学术年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会长周谷城)，让我去讲话。4月11日，我在讲话中发出呼吁："请求大家从不同的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向我们的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不但有责任而且有更好的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国史学界本身就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通过历史研究、教学和写作等方式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史学界的同志能够发挥独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书记处研究室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一直写不成熟。在我这三次讲话之后，特别是我对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让他们以此为基础修改那个《关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意见》的文件，经过修改后的文件应该说比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发出这个文件，在报纸上也公开发表了。《意见》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目前社会条件下，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发表这个意见。在高校、北京电视台、高教思想工作先进人物会议上都各讲了一次。由此接触和结识了李燕杰这样一批人。应该说，这些人有一定的演讲水平，也有内容，方向一直也不错。开始时，他们人还较少，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艺术研究会约有六、七百人了。在这13年中间 (1983--1996年)，我和他们这个团体联系比较密切，大家关系都不错，在倒霉时，他们也和我患难与共、命运相通，成为海内外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李燕杰的书在台湾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们几次去澳门演讲，效果都挺好。这些人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表现不太好。

在全国出版工作会上，通过了一个由书记处研究室、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最后报请国务院和中央通过，后来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从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当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接任时，宋木文讲这个文件直到他下来时，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也还管用。

2 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第二个会，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宣传、中组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8日，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因为鉴于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工人起来造反把当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给推翻了。当时，陈云同志讲了句很有名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了，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当时宣传部的文件体现了这个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觉得波兰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共产党执政以后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会造反，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掉。我们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搞不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凑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即帮助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员中，除了任现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干部(如党委、学校、工青妇的领导)之外，还广泛吸收退下来的、热心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共同负责这样一个工作。当时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党委、工会、企业领导处于第一线，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多数同志处于第二线。第一线要应付经常性工作；第二线的人就要超脱一些，时间也充裕一些，从现实出发研究一点比较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向那些任现职的同志提出建议或从研究会的角度帮助他们做些工作，第一线和第二线互相配合。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热线和冷线，即冷热结合，使我们对职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那时正起草工会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

搞工会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会工作发挥得好，真正起了监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后，工会工作起的作用显然比以前降低了。工会的同志在参加国际活动中也有这个印象：好像中国企业里的工会作用还不如苏联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后。袁宝华他们的印象：西德工会在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比我们工会在企业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业里的监事会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业决策中，工人的发言权很大。以我们的私营企业来说，在三大改造之前，实际上是工会说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后，很多工会的干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为公私合营了。同样一个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资本家、监督资本家守法、执行三大改造任务；在此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会里面的人也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这样，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会的作用放在眼里。至于国有企业，在根据地时就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党委、一个厂长。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前，在东北时期是学苏联，搞的是厂长“一长负责制”。后来，毛主席坚持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实际上党委说了算，有些地方是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原来是厂长个人说了算，后来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在1980年曾经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搞了一些试点，普遍地都不赞成，还是认为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未解决。在企业里，说起来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搞得好一点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职代会、工会是个陪衬。

因此，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成立之后，还专门做了调查，如：工人阶级状况，企业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调查应该说搞得还好，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研究会中的人，都觉得能参加这个工作，尽自己一份力，很高兴，很愿意。但到后来，把原来由7个单位联合组织的这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变成了宣传部底下的一个局级单位了。其他的单位都没份了，发言权也没有了；现在名义上还有，实际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在文件里都有，话也到处讲；实际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句话是陪衬。党委领导和厂长，有的地方合作得还好，多数地方都不理想。在赵紫阳时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厂长说了算，用他话说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赵紫阳明白地反对“三个加强”、“三个积极性”的提法，他说：我就是要加强一个(厂长)、削弱两个(党委、职代会和工会)。后来，在有些地方实行厂长兼党委书记，配个专职副书记。在1989年，赵还提出要改造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结果就是，党委成为企业或工厂的附属品。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批评了一下赵的说法，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时间不长。所以说，共产党当政以后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即共产党帮助工人阶级，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国家、企业主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企业搞得比较好，多数企业都做得不好。现在也很难说，应从哪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此问题。最近几年，我也没再兼顾这方面的事了。会议我也不参加了，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了。

3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第三个会，布置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当时乔木提出，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此，给上面写了个报告，经书记处研究同意，然后召集各部委的党政部门开会布置。书记处同意之后，负责组织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后，开始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总算延续下来。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 卷。这里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后来还搞了一个《地方简史》丛书。人物传已出了八大元帅和《张闻天传》，《王稼祥传》不久可以出来，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传》、《王震传》、《胡乔木传》、《马文瑞传》......。人物传已出的九种发行量不错，影响也很好。《当代中国》丛书，在搜集、整理、核实材料、保证材料的准确性、重要材料不遗漏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础上，写得、编得比较好的，恐怕不能说是多数。比较起来，军队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较大，写得也比较好。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几年，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总算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在积累材料方面，应该说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这是我主编的各种书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传"，就有两部大型丛书，后来还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等。这对于中外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材料，这个作用是明显的、也是好的。

4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在1983年1月、7月先后召开了两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会前搞了一个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有三个：一是学习、贯彻、宣传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大造改革的舆论，大造尊重知识分子的舆论；三是为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做准备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没有敌情观念

这里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请胡耀邦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中心是讲改革。我听了他的报告，对他的报告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讲话中，说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讲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时。他讲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体怎么说，我记不住了，但他的要点我记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适合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这段讲话给我的印象是将来的公安工作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的公安工作不适应，需要改革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我给他提出意见，也对他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我说：不能没有敌情观念啊，事实上不能否认还存在敌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脑子里，议程中没有敌我矛盾，那这个公安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稿子改后退给胡耀邦，我没有存底。后来乔木从上海开会回来碰到我，说：稿子问题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说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也退给了胡耀邦。乔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给我看了，我记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这个稿子就没有下发。现在如果再来看他那个东西，里面的思路怎么样，我看很成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正规化教育之争

从这一年开始，职工要进行文化补课、短期轮训最低要补到初中程度吧；各级干部也要进行正规轮训，而且强调正规化教育，中央党校也进行正规轮训。这时王老在党校，后又调去了蒋南翔。一年内要达到什么水平，进行正规化教育要达到什么要求等等，都提出来了。后来，王老不当校长了，高扬去了，批评正规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为此，蒋南翔与高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3) 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家让我就宣传十二大发表一点意见。好像在会议之前，就开始酝酿，在这次会上，我就把一些想法归纳起来，讲了点意见，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就现行政策列举了十几个问题，每项政策如何体现共产主义精神，怎样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讲了一遍，后来整理出来，发给各省市，征求意见；准备作为研究提纲，发给有关单位，主要是宣传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来进行研究。这是一月会上的事。

(4) 我对《邓选》的评价

1983年7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研究上次会上发的提纲，经过讨论、修改，作为一个研究提纲，在这次会上定稿、正式通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我记得好像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后来，我们宣传部分别约了一些水平高一点的人，分头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书，约三十多万字。二是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时《邓选》已正式出版)。

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一篇发言。当时，《邓选》出来以后，中央发了个通知，要全党学习；而且通知里讲，学《邓选》作为全国整党的思想准备。我这篇讲话把中外和党内外对《邓选》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话：一，《邓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这是日本人的语言；二，《邓选》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是党内的话；三，《邓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这是我去西北，他们那里在学《邓选》时提出来的；四，《邓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我自己加的。不论是别人讲的还是外国人讲的，我觉得这四句话归在一起，表明了我对《邓选》的评价。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四句话实际上是说，邓小平是新时期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文选》是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评价是否站得住？总之，这四句话表明了我对他的一个态度吧。应该讲，这是出自我的真心，讲这个话时，我心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今天来看，究竟是否讲对了，我看，应该说基本站得住。

现在不都在讲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吗，究竟是以第二卷作为代表，还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内。当时《邓选》出来之后，由我经手还搞了一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对精神污染的那篇讲话，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篇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本书1987 年又出了增订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来的论述22篇，全书共44篇。我对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作了两次传达，传达的内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邓选》第二卷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的编辑是我经手的。后来的第三卷，我和乔木都没有经手。

(5)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是我在宣传部讲话的重要部分，后来正式收进《邓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题目是《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面一开头讲了上述那四句话，然后接着讲："《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1975～1982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结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邓选》和学习的通知发下去以后，部委和地方纷纷进行学习、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和发挥。四川省委搞了一个宣传学习的提纲，从理论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介绍他们在学习《邓选》时，列举了《邓选》中的十个内容。我这次讲话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所制定的政策，和实际生活里存在的问题。我最近又看了这篇文章，感觉还有点意思。讲主要内容或主要特点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得比较密切，对实际生活里发生、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显得生动活泼。可以说，比较浅显地作出了理论说明，夹叙夹议，用家常话、日常用语来浅说理论，不是那么干巴、枯燥，在当时生活里头和理论原则里头的问题，都谈到了。这就使我想起，江泽民在“八九风波”以后，好像是建国40周年纪念会上，讲了一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与我的讲话相隔好几年了，是大家集体创作的，讲得比较规范。我讲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广泛的统一战线，他那里是讲多党合作，互相监督；文化方面他讲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这里没讲到。

(6) 第一次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在讲话中提出区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包含国有为主导，公有为主体，非公有制的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讲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个体、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而包含进来。可以说，在这里我结合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进展，第一次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国家)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开完这个会后，就为即将召开的全国文物会议做准备。为接触一下一些省级文物工作的情况，看看存在些什么问题，我出去考察、调查了四十几天。这四十几天实际也不单是看了文物工作情况。

7月27日我离开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参观了避暑山庄、外八庙；又到围场去了一下。接着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矿，又看了云岗石窟。然后到雁北，了解农村情况和生产责任制在那里的实施情况。记得日本投降以后，我从延安出发，在晋西北转了好几个县，那时尽管是解放区，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贫困。这次去看了，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参观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区情况。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华北6省市在这儿开新闻工作会议。我在这次会上讲了一篇话，讲的是《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评了胡绩伟的所谓人民性。他认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中央就要服从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就应服从全体党员；全体党员就要服从全国人民。这样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重大问题的唯一原则，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则。按照这个逻辑，就要求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全民投票表决。另一个王若水，与他的观点相仿，认为党性来自于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于党性。在讲话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评。

离开呼和浩特后到包头，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还看了包头的军工企业和其他工厂。然后到河套，又到银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几个墓、遗迹(几个塔)，看了一个山。又到中卫县，看治沙。又到刘家峡水电站去看了。然后去甘肃，在兰州碰上他们正在开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题目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和在新时期的光荣职责》(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后又从兰州去青海，参观了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经日月山，去炳灵寺、塔尔寺，到龙羊峡，这时水电站已截流了。然后又回到甘肃，经天水后，看了麦积山石窟；然后去陕西西周遗址--岐山，到咸阳，在西安参观了一些文物点，其中包括玄奘译经的大雁塔，然后去延安，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后又回到西安，去三门峡，到临汾、运城、平遥、太原，看了晋祠。一路上看了这些文物点，对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识，为后来的文物工作会议做了点准备。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么状况。

这次共花四十来天，有些收获。第一，接触了文物工作中的问题；第二，了解各地区学《邓选》情况；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视艰苦奋斗，后来彭真讲延安精神主要有两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艰苦奋斗。我觉得把实事求是加进来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触了不少在艰苦条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很重要的贡献的知识分子，表扬并提倡发扬他们这种精神，这集中表现在我在敦煌吐鲁番学会会议上的讲话中，后来在《红旗》发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这样条件下，要重视广播事业的发展。第六，提出要重视师范教育，那时是搞好小学6年义务教育(后来是9年义务教育)，全国三个指标：入学率90％，巩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况很差，合格率只有20％，这里的关键是师资水平太低，小学毕业教小学，初中毕业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这当然对，但重点应把师资搞好。现有师资要培训，新的师资要正规培养，有了合格的师资，普及才能合格。没有师资，勉强上学，但毕业以后不合格，也没有用，这就等于硬性推广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干，长期下去也坚持不住。后来就这个问题以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认真抓好师范教育是普及教育的关键》。我在几个地方都讲这个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提得比较好，合乎实际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邓小平同志找我谈话，说：二中全会就要召开了，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一篇话。要我们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准备，提出了一个讲话要点：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组织上的巩固要力求纯洁，把"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干部，清除出党。这在后面再细说。

三 两件突发的事情

1 经济决策程序的变化

按时间顺序，先讲第一件，经济工作里的问题和经济决策程序的重大变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策

在1983年3月问，开了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专门谈经济工作的问题。我列席了会议。会上发言的主要是赵紫阳和陈云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讲了话。发言虽然没有点名，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批评胡耀邦的。

在这个会议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个部委谈话。在十二大报告准备的过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谈话；十二大之后，他仍在这样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评乔木、赵紫阳以效益压速度。鼓吹加速增长，要在第一个十年里提前翻番，免得为后人留下包袱。他还指名道姓地讲：我们这些人要多干一点，就可以为启立他们上来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包袱轻一点，好轻装上阵。他这样一讲，对国务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十二大以后，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国务院的计划做了向下的调整，要“保四争五”。胡对这个速度不满意。那时，生产责任制在农村普遍地推行了，确实农业情况一年比一年好，粮食产量和农产品产量都比计划规定的指标超过将近一倍。到了1983年，胡耀邦讲：现在发愁，粮食消费不了余下的怎么办。他还做出了非常乐观的估计：将来中国很可能成为粮食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争五"，超额增加很多，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突破7％；1983年"保四争五"，实际结果也超出不少。邓小平找国家计委的人谈，说，"保四争五"超过很多，超过部分会不会形成积压、派不上用场，造成浪费。当然，这是他的一种担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当时，国务院的计划刚刚颁布实施，胡就找各部委谈话，讲什么有水快流，到处发动农民开矿山。这样就使赵紫阳、姚依林很为难，宋平他们也很难，姚、宋还给邓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写了信。本来是想少数几个人谈，邓、陈、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赵、乔木、姚，对胡在小范围里做些批评。邓小平说：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结果就没让胡参加，只有赵、姚、乔木到邓小平那里谈。陈云不知因为什么事，没参加。事先几人相约，由赵向邓主谈。但赵很鬼，到了邓那里，他缩在后面，把乔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帮腔角色。胡乔木发言时说，胡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小平同志认为这样说过头了。对胡乔木不高兴。几个人向邓汇报之后，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3月17日上午开会，第一个是赵讲，讲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他还列举了解放以后的几次这样的过程，说明1980年以后，经过调整，1981 年情况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于是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没点胡耀邦的名，但很明显，听得出来，是说胡耀邦的(我有一个专门的记录)。赵讲了四个问题。接着陈云同志讲了十条意见，然后是先念同志讲，然后是耀邦讲，最后是小平同志讲。这个会议确定了一条，即以后的经济工作经书记处、政治局讨论后，就交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付诸实施和指挥，或者由财经小组提出意见，经过政治局、书记处做出决定，交由财经小组组织实施。后来陈云讲，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明确了经济工作决策的程序，主导权由书记处转到了中央财经小组，换言之，就是由胡的手里转到了赵的手里，帮了赵的忙。会议结束之后，乔木和陈云商量，把会议记录、发言整理出来，然后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在这个事情上，可能有点疏忽，陈云同意之后，乔木没有向邓小平请示、报告。邓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后，说：这个会不要开，已经整理的东西，全部封存存档。

(2)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开的政治局扩大会，恰好当天下午，我到新华社的分社社长会上讲话。我没有请示，就做了传达。一开头，我讲：你们这个会，我本来早就要来参加，因为临时发生了一件事，遇到一点麻烦，把日程推迟了一两天。那件事办完了，正在发愁，来这里讲什么。恰好上午开了政治局扩大会，我就把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进行了传达。当时记性好，因此可以说把上午的会议原原本本地全部传达了。会后，胡耀邦不知听什么人给他传话，说邓力群在会上传达了一些话，很多话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麻烦。胡耀邦当天晚上就向邓小平做了报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还以为是为了周扬的事。我说：我最近惹了点麻烦，刚处理完，正在给中央写报告做汇报。邓小平同志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听说你在新华社讲了一篇话，说中央最近出了一点问题。我说：我没有这样讲，我说的是：出了点麻烦，指的是周扬讲了一篇话。小平同志说：胡乔木最近讲了一篇话，其中有一个说法：耀邦对社会主义信念发生了动摇，这个话就讲重、讲过了嘛。我说：乔木的这个话，我确实没听到过。但中央出了点问题这个话，我没讲过。我说：我的讲话有录音，上面有我的原话。这次传达，没向中央请示，这点是我不对。但那句话我没说过。后来，请新华社根据录音把我的讲话从头到尾整理出来，把我的原话划出来，一看就是指周扬的事。另外，我写道：我没有说过最近中央出了点问题。我把上述东西送给了胡耀邦，他是否给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两件东西，现在我还留着。后来我还在《红旗》的联络员会上，扼要地讲了一点精神，比新华社讲得少多了。

(3) 胡赵争论

1983年之前，邓、陈之间一直合作得很好。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到了1983年，胡、赵争论，以及邓、陈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到整党时，胡又采用了另外一个办法，在书记处的会上，要各部委一个一个地汇报整党情况，但实际上是汇报经济工作的情况。他后来讲，经过这个汇报和整党，要端正中央各部的业务指导思想，还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说，胡、赵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决定时，他俩联合起来一致对付我，不知是什么道理。在 1986年以前，在整党过程中、在反对精神污染的过程中，赵对我还是比较关照的。这主要是因为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维护。后来到了1985年，又出现了一次跳跃性的增长，新的折腾又来了，一直搞到后来的"闯关"。这算是一件事。

2 周扬讲人道主义和异化引出的事情

第二件突发的事情，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就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讲人道主义和异化引出的一连串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事情。这对于我来讲，也是突然的。这件事放到下一篇《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中去讲。

注释：

①邓力群：《一个呼吁，一个请求》。《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由于当时“报纸上整党的消息发得少一点，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发得稍微多一点，于是就有各种议论。有的嫌不过瘾、不带劲，甚至想采用过去搞政治运动那一套。有的又顾虑很多，担心1957年反右又来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来了。一些外国记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听途说，引申夸张，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们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势必像过去那样又要搞政治运动"。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会上我还讲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条意见：1、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划清国内国外的界限，划清有益有害的界限； 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报道、评论，要在邓小平同志讲的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范围里做文章；4、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5、什么叫黄色，什么叫淫秽物品；6、关于艺术表演；7、同宗教问题有关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9、实事求是地、满腔热情地宣传我们的建设成就，表扬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这次整党、清除精神污染，绝不要重犯过去"左"的或右的错误。

这个讲话稿整理出来以后，12月8日，送给邓小平，请他审阅指示。同时也送给了胡耀邦。12月13日，邓小平让他的秘书王瑞林把讲话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说："小平同志说，这篇讲话是好的。关于雇工问题，后来小平同志又对我说，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听其自然，看两年再说。"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谈雇工问题。

我在11月28日的讲话中，关于雇工问题是这样说的："农村经济政策，像雇工，党员雇工，社队企业承包，都出现了新情况，都有不同意见在讨论。要继续执行中央的方针，对那些不同意见的问题，要再看一看。所谓看，就是要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们在报纸上、新闻里头发表了一些不谨慎的东西，证明效果不好。后来发现，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对情况也不清楚，马列主义的理论准备也不够。要进行调查研究，积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内部展开不同意见的充分讨论，对这样的讨论不要压制。但是，调查材料，不同意见，一律不在公开报刊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不再公开讨论和公开宣传报道雇工问题。

2 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

二中全会以后，我在宣教部门做了两次传达，给理论工作的同志也做了两次传达，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讲了一次话，题目是《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说：在工人里面，对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只是做正面宣传，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对或清除精神污染。还召开了一次文艺评论工作者的座谈会，我在会上谈了如何开展对西方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的评论工作的问题(1984年2月11日)。谈了四点意见：一、思想战线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二、对西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展开评论，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三、做出规划，有步骤地前进；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评论西方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

上述我的这些讲话、传达，总的精神是：宁可慢些，不要过分。这就是我当时的总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训，不能重复"文革"的错误；不能先放手发动，然后再来规定政策，在学习、批评过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

二中全会以后，我和乔木在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就讲了：这次反对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区别开来，刑事犯罪按刑法论处，反对精神污染是作为一个思想问题来解决；另外一条界限是，对批评、反对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敌我矛盾区分开来。党内同志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理论观点上的错误，即使是严重错误，也是属于党员中、人民中的思想问题，这是同志内部、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两条界限，在学习、讨论中，在报刊宣传中，一定要严格地划清。一些敌对分子、非法组织有意把水搅浑，也用精神污染的办法来进行反革命煽动。特别详细地讲了：政治问题不都是敌我问题。政治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政治问题，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反对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都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应该看成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对犯错误的人，要给他们时间，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邓小平同志那里谈话时还讲到：要准备有若干人在这次会议(指二中全会)上不通，以后长时期里也不通。

那时候，我也和记者谈过几次，精神都是这样一个意思。当然，我当时有个想法，我想在划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进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没经书记处会议讨论，没向胡乔木、邓力群打招呼，更没有报告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国叫停了。这个事就没继续下去，就是后来所说的只搞了28天，究竟这28天从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邓大姐讲话，先念讲话，赵紫阳作了政府报告以后，这个事就基本结束了。

十一 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不同意见

这个时候我和乔木都感觉到，在清除精神污染问题上，邓小平和胡耀邦之间出现了不同意见。可以看得出来，胡耀邦对邓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是消极地加以应付。我对此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消除邓小平和胡耀之问的不一致之处，使胡耀邦和邓小平一致起来。

邓小平把我的讲话稿退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谈话。吴冷西把谈话的记录稿拿来给我看。我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陈云讲话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删去了。实际上我是帮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实观点，在稿子中看不出来错误的观点了。

删改以后，我就把胡耀邦谈话的清样稿送还给他，在稿子上面写了一段话：“这是吴冷西同志交给我的笔记，经我修改，送你审阅。郑必坚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后退我，照印的。另附两个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报传达你的讲话的记录稿，一是人民日报编委扩大会讨论这个传达时的会议记录。送上供参阅妥存。”经过我修改的胡耀邦谈话，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传动态》发表了。下面摘录其中一些内容："清除精神污染还要继续搞下去，但要防止两种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的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因此，要注意八个问题：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对不是淫秽的，不是色情的，没有害处的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专门描写性生活的作品。、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第五，节假日中，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第六，对绘画、雕塑，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开设生理卫生课，讲生理卫生知识。第八，是从正面提出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秦川看了这个修改稿后，就到处散布说他还有自己的版本。

这时，胡乔木从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这个谈话给他看了。他说：你改得远远不够。胡乔木把胡耀邦谈话中与邓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划了杠杠。现照抄如下：

二、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点，走了点样。小平同志讲话提的是思想战线，其中又主要是理论文艺。后来，发了36号文件，实际上把矛头指向社会、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放毒。后来，乔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问题，打了几次招呼，开始讲政策界限，提醒得对，这不是纠偏，也不能说走了弯路，只能说中间拐了个弯。

……看来，搞理论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为什么会走样？万里同志讲，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无知。

三、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

统一思想无非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有无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创新。十二大提出开创新局面，现在这声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党、打击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标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实现四化。

思想统一主要是上面两个问题，人道主义、异化，统一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经济是最主要的。

五、关于宣传问题

1、宣传党中央，主要抓三条：中央的集体领导；集体领导中的核心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陈云同志；中央的第一线是书记处。不要孤立宣传小平同志，这样并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但小平、陈云同志，还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样转。小平同志的旗帜是我先举的，但这样宣传，小平同志也不会赞成。我们再不要搞什么题词了。

2、......你们要把改革宣传好。人道主义、异化再发两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讲话发表之后，不一定发很多文章。报纸主要用新闻事实说话。

5、人民日报理论文章我不爱看，报纸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评理论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论脱离实际。长的文章可以放在《红旗》上。

六、关于胡绩伟、王若水同志

……有人说他(指胡绩伟)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说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边有些谣传，请人民日报同志注意。

从胡耀邦谈话记录中乔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对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颇不一致。

十二 胡乔木《关于人道重义和异化问题》的发表和邓小平对此文的好评

1984年元旦，邓大姐发表了新年祝词。这个祝词是我们为邓大姐起草的。这是对小平所持态度的一个肯定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分歧的另一方意见的一个批评。 1984年春节时，先念同志讲话，其内容和邓大姐的祝词一致。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也就在这时发表。

乔木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在1983年12月中旬写好了。1984年1月3日，他应邀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1月7日把文章送邓小平，并随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关情况作了汇报。乔木信中写道："全稿三万多字，长了一些。但因涉及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篇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党内外都有这样的要求，所以很难用短篇来讲清。文章是集体创作，四易其稿，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采取的是参加讨论的形式，态度力求和缓。已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请审阅。党校要求在该校所出《理论月刊》公开发表。究竟要不要发表，在党内发表或党外发表，并请中央决定。"

邓小平看了乔木的文章，很满意，说这篇文章是对前一段反对精神污染工作的总结。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乔木同志：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院校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对"清除”的提法提出异议

1984年1月24日，胡乔木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的批示也传达下去了。理论界进行了讨论，在大学生中也开展了教育活动。但事情没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态度没有变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从飞机场到市区锦江饭店的途中，他与陪同的人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说，我曾经和几个同志议论过关于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是不是合适。小平同志讲话中，讲了十一个字：思想战线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有严格政策界限的。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点意见请你转告国栋同志，请他们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当时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于1985年9月接替刘复之任公安部部长。阮从上海回来后搞了个材料，而且强调，这个记录稿是回来追忆的，可能不准确，但意思是不会错的。阮崇武强调"意思是不会错"是对的。因为很快胡耀邦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庄同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谈话时说：小平同志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个命题是正确的，但做法有问题。有些省委书记就对此有意见，说清除精神污染从一开头做法就不对，报纸上铺天盖地。36号文件是我同意签发的。现在看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种精神污染，就不能说清除。接着，胡又说：唯心主义能够清除吗？个人主义能够清除吗？还是反对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较妥当。

胡乔木看到胡耀邦这个谈话材料以后，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的由来。我请人查的结果是：

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用的是“清理”。

邓力群起草、胡乔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号文件中央《通知》中无"清除"字样，有"清理"字样。

1983年10月12日邓力群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10月18日在宣传文教单位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会议上的讲话，均没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日报》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陆续发表有关报道，题为《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讲话》。据报道，彭真同志、邓颖超同志讲话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报道还说，"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许多党外同志在座谈会上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两个方面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胡耀邦讲话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党校第四次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震的这个讲话。

11月1日邓力群在宣传文教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见写的，《人民日报》也转载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讲话题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别是以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谈话中，许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样。

十四 胡耀邦与邓小平的意见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乔木把我们查的结果，送胡耀邦、赵紫阳阅。他们都圈阅了。按理说，查清了，也圈阅了，这件事该结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 日胡耀邦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在胡耀邦会见日本访华团之前半个多月，即2月28日，邓小平同薄一波有一个谈话。当谈到胡乔木1月3日的文章时，薄一波说，国内外反映很好。邓小平讲，反映不一，有些人还在准备反驳。邓小平说，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来镇住了，把文艺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气势压下去了。又说，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一时间闹得很厉害，我说过，他们实际上是搞自由化，现在这样就可以了。我讲到，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长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也将会是长期的，因此反对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将是长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乔木和我谈话。在谈到清除精神污染问题时指出：过去一段时问。精神污染搞得很厉害。我说过，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中全会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风刹住了。起码现在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会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争，是长期斗争，要做长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的分歧

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访华团的谈话后，就在文艺界广为传播。"美国之音"的记者嗅到了气味。4月12日，“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温尼•科里(Wayne Co-rey)在电话中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外交部新闻司就根据胡耀邦对日本访华团讲话的精神，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错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还算慎重，他们把答复稿打印出来送中宣部，问对这个答复稿有什么意见。我看了这个稿子后，认为这个答复与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与邓小平的讲话、与我们过去所讲的，都不一样；乔木也认为这个稿子发出去后，会使党外和海外的人感觉到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就让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个答复稿："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鹏飞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这这样写的："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和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的时候，也不能不注意区别各种事物对我国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只是有时放肆些，有时收敛些。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违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经中央同志多次划清界限，这一问题早已不存在。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今后仍将实事求是地继续进行。因精神污染这一现象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可能清除净尽，所以今后将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赵紫阳批示赞成我们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 17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胡耀邦同意赵的意见，请启立同志办。启立通知中央办公厅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报告》对反对精神污染的肯定

赵紫阳关于外交部答复问题的批示，实际上是维护了邓小平的意见。5月15日赵紫阳在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对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讲了一段话，对清除精神污染总的给予肯定。他说："去年举行的六届人大二次会议曾指出思想文化领域要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随后，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和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又进一步着重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领域"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当的"，决不允许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本来，乔木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不讲这个问题，但赵紫阳自己特意讲了这段话。这样，反对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并未终结

真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并没有到此终结。以后还不时掀起波澜。

1 胡耀邦个别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的80寿辰。我到北戴河参加祝寿活动后，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个别谈话中跟我说：邓小平最近讲了两句话，我没敢在会议上传达，是个别通知，今天跟你个别说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誉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决议三年不作。后来外面把第二句话传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国作家协会四大召开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而且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这期间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一天，贺敬之跟我讲，关于作协会议的准备情况要向总书记报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关于人事安排和召开座谈会讨论作协四大报告的意见与打算，同胡耀邦讲了。胡表示同意贺敬之的意见。我向胡耀邦汇报之后，贺敬之他们就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丁玲、冯牧、刘绍棠、赵寻等人参加了。开会时，这些同志讲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丁玲发表了一篇很好的讲话，表示她对文艺界现状感到担忧。会上，赵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有点楞头楞脑地说，他看到了夏衍到处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的谈话，感到总书记对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总书记不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的工作怎么能做得好呢？后来冯牧把这些内容通过他的渠道报告了习仲勋，习仲勋又报告给胡耀邦、胡启立、乔石。这样一来，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宾馆的座谈会结束不久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习仲勋：，可能还有乔石，并特意把贺敬之也叫来了。这次会议我参加了。会议开始后气氛很紧张。胡耀邦把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当然，他没有直接提到赵寻的发言。接着习仲勋发言说，在京西宾馆的座谈会上，居然有人出来反对总书记，说总书记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们还讲，这是一次黑会，没报告中央书记处领导，是无组织无纪律。这给贺敬之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发言说：耀邦同志，他们要开这个会，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报告过吗？你不是同意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向中央书记处领导报告呢？我这样一讲，会议的气氛缓解了，胡启立又出来打圆场。这样，事情算是过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将要召开的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和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准备在大会上作的报告进行讨论。这次会议既不通知胡乔木参加，也不通知邓力群参加。

胡耀邦在会议讲话中有一段专门谈关于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

会上，张光年汇报作协四大的筹备工作，当说到报告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时，胡耀邦插话说，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自由化的问题说不清楚，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影响。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万里又加上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

接着，讨论作协的选举问题。本来，按照书记处的决定，作协大会的准备，除了讲话、报告之外，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是人选的确定问题。为此做了八、九个月的工作。是以宣传部为主、吸收作协和文联的有关同志搞的。上、下调查、访问，访问了单位、党委，还有个人。所采用的这个办法，实际上与全国妇联、全国工会是一致的。到了这个时候，人选名单还没提出，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应该说，提出人选名单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致的。可是，当会议讨论到人事问题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作协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人事管理要区别两种情况：一是有党委直接领导的部门，二是群众团体和民主党派。对于后者，我们的党组织根本不要去干涉。对人民团体和科学研究所的党的工作要管。但文联作协要选什么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没有选好：让作家们自己负责……“我们不要干预。作家们觉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选多少，不要干预。人事名单如果是党的部门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

4 作协四大开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会议选举的结果是，巴金当选为作协的主席，他是老作家，党内没有什么更多的意见。刘宾雁当选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后面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队作家，参加了这个大会。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会的情况。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而夏衍却说：这次作协代表会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

作协四大混乱情况影响到文艺界其他一系列会议。1985年4月18日中国剧协第四次会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当时我出席了开幕式，还讲了话。习仲勋、宋任穷、乔石也出席了。在开会过程中，吴祖光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华民族的耻辱。由于吴祖光等在会上大闹，弄得赵寻干不下去了。剧协的会没开好。

作协四大开糟了，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没有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于是赶紧来纠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他强调"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提创作自由，并不等于说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对于作家的不论什么样的作品都必须加以发表和出版"。他还说：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讲到反对精神污染问题时，他还不愿意放弃他的观点。他说："'精神污染'这个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这个讲话经过胡乔木的修改，在《红旗》杂志1985年第8期上发表了。乔木把胡耀邦讲话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于以后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来邓小平知道了。1985年，准备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时，邓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讲话，就不愿找胡乔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邓小平没讲胡耀邦，他说：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学生闹事问题时再次强调了这个话："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人我的论文集。"

胡耀邦实际上不同意邓小平的讲话，但他总是说邓小平讲话的题目是好的，是我们在执行中走了样。同时，在中央书记处内部用各种方法整邓力群。我过去说过，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赞成邓小平，而认为邓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后面再展开讲。

5 我对胡耀邦一篇讲话不满意

1985年1月25日，宣传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请胡耀邦去讲话，题目为《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个题目倒没什么，但离开了当时的主题，当时的一个主题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在胡的讲话里讲了一大段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剥削阶级消灭了、不存在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影响如何如何，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接着，胡耀邦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公安政法部门和宣教部门，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在游荡，这种状况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传部会上，我这个人也太不会应付了，胡耀邦讲完后，我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散会。会后，宣传部里面有几个反对派，理夫、王惠德等几人在一起嘀咕：邓力群对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讲话，邓力群什么话也没说，就宣布散会了。就这点而言，我确实处理得不太恰当，不会应付。因为当时听了他的讲话，心里确实不太高兴。在类似的另一个会上，我准备了一个提纲，在会前，送给了胡耀邦，胡耀邦说：不看了。退了回来。

6 对反对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机会就批

对于精神污染这件事，胡耀邦一直记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党员干部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又提到精神污染问题，说：反对精神污染，我们让小平同志到现在还背着黑锅。他的意思是我们给小平同志搞的。他还说：在二中全会上，刮起了一股批评周扬的风。"文革"中周扬被整得那么苦，现在发表了一篇讲话，在二中全会上被批得这么厉害。让个别同志找他谈谈，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要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是邓小平要求的。胡乔木想办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形式，周扬做了个自我批评，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来。所以说，在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胡耀邦一有机会，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至于到这个时候，还气愤地替周扬打抱不平。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关反对精神污染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简要叙述于下。

1 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遇到的障碍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几件事。我写了一篇《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①这里面也遇到了困难。本来书记处同意，对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调查以后，起草一个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好几次讨论，也准备了一个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 月提交书记处讨论的时候，胡耀邦和万里却突然提出：现在高校不是什么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而是改革的问题。事先他们也不通气，在会上突然提出来，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点准备都没有。原来准备的都不算数了，而是提出一个高校的改革问题。究竟如何改，我们固然没什么准备，他们也没提出什么成熟的意见。

我写的这篇“三个面向”的文章，是根据我当时的理解，结合高校师生的情况，作了一个估计和设想。共讲了六个问题：一、对邓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初步理解；二、对目前在校的大学生应该怎么样估计；三、对教师队伍，包括党政思想工作人员队伍的分析；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六、高等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条：实行校长负责制；建立和健全教职员工代表大会制；党委应该摆脱行政事务，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现在重看这篇文章，觉得对当时的情况的确讲了一点自己想讲的意见，还是有点价值的。

2 学习三明经验，推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

在职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在福建三明召开的，1984年4月就开始做准备。福建三明是一个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较好，是一个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在这个市召开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议。我在会上有篇讲话，题目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②讲话中还总结了一下三明的经验。主要是：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科学地、客观地估计本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趋势，总结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制定城市建设的规划，包括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这是我们经过成功与不成功的比较之后，得出的二个共同的认识。三、旧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设，做规划的时候，用人、用钱的时候，都要把绿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讲听了三明市的经验我提的两点意见。一点是，卫生保健工作本来做得好，但是介绍经验的时候，怎么样做工作，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起了什么好作用，讲得很少。另外一点，今后设想中没有说到儿童少年工作。他们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少年宫。建议三明的同志更加强调为儿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从那以后，在城市里面学习三明的经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东北三次讲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问题

1984年7月在延边开了一个城市改革的宣传工作会议。那时，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的研究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的问题，起草了一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的研究提纲。当时这个东西没拿出去，也没下发。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应该说，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多种经济成份有关问题第一个进行比较系统研究形成的材料，讲了一些比较好的意见。我在延边、哈尔滨各讲了一次，后来在吉林又讲了一次。主要内容是：一、城市经济改革，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经过这次会议，我们自己，并且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影响周围的同志，共同来增强信心，提高本领，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推进到新水平。，二、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经深入基层、深人人心。我们要靠这条思想路线取得城市经济改革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三、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不仅发展集体经济，而且支持、指导和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的发展，积极引进外资，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会越来越壮大。四、全面准确地理解、执行和宣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以后回来，又整理了一点东西。前前后后，在这一年里有关这个问题(包括反映情况)及如何改进这方面的宣传，做了一些调查，大概写了五六篇东西(包括反映情况)：《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研究宣传提纲》(1984年6月25日)、《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经济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月31日)、《宣传部门需要研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 (1O月1O日)。现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雇工问题

1 邓小平说：雇工问题看两年再说

关于雇工问题，1983年，邓小平说：要看个两年，如果出了问题，下个命令取消就行了。邓还说：农业上归根到底还是要搞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这样的意思，小平同志说过多次，王瑞林还给我写过条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陈云说的几段话

1982年12月16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云声不赞成发展以雇工经营为特征的私人企业，写了一篇《到处出现雇工剥削引起的思考》供领导同志参考。万里看了很不高兴。我送给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了以后说，党内有不同意见，是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如果党内鸦雀无声，党就处于危险的状态。

1982年12月31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1983年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时发言说：“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这段话讲得很好。现在陈云的这个讲话稿还保存着。

同时，陈云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说：“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7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妥。"

3 对雇工问题的调查受到胡耀邦、万里的指责

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分两个组下去调查，一个去西北，一个到南方。回来后写了调查报告，征求意见。对这个调查报告，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就有争论。林子力、吴象等人不赞成这个调查报告的讨论稿，把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看后大发脾气，骂了一通。当时写调查报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万里说调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内部也有人表示不赞成。我说：对于雇工问题，中央决定看两、三年，这就是说要了解情况嘛，要做调查研究嘛，况且这个稿子本来就是提出来征求意见的，让大家摆事实、讲不同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雇工要分清有没有剥削，多少雇工算是小业主，多少算是私营企业的雇工。胡耀邦则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带着问题到实际中去做调查研究，怎么会变成了从概念出发了呢？当时，我们曾设想召开省、市、自治区研究室主任会议，讨论对雇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曾编发了一个简报。简报送到胡耀邦那里，他看了大发脾气，说：这样做会使下边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变了。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说法表示很难理解，我认为，进行调查研究正是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实施情况嘛。

4 我的意见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见说，不要在报纸上公开宣传。1983年11月：，书记处讨论雇工问题和一号文件，规定雇工问题不公开宣传。上面已经说了，到1984年7月在延边召开城市改革宣传工作会议，我在会上的讲话，基础就是书记处研究室和宣传部一部分同志，从雇工问题开始接触和研究多种经济成份问题，起草的那个经济体制和多种经济成份研究提纲。

当然，那时雇工、私营经济、对外合资才刚刚开头。虽然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这些都是补充，但其消极方面的东西没有充分暴露。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肯定，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之下，多种经济成份要允许发展，对公有制给予补充。实际上上述研究是维护这个政策的。但不知什么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没直接和我讲，却到总工会去追查，问延边开会究竟谈了什么问题？开这种会议有无必要？而且要王兆国调阅我在延边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胡耀邦把这些东西拿去以后，没找到任何毛病，因为我的讲话实际上是为多种经济成份说好话的。

三 我与胡耀邦同志关于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触到一些文物方面的问题，为开文物工作会议做一点准备。

这里又要说到胡耀邦。因为那时文物保护法刚颁布，在实际工作中究竟如何贯彻？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汇报、送材料，提出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也同意了。那么就按照预定程序开会了。一开会时，人家讲文物工作的重点是首先要保护。他马上就讲，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听到这话，就感到奇怪，原来听文物工作的人员讲，和他谈得好好的，怎么到了会上突然调子就变了。有的人在会上甚至还提出以文物养文物，这样一来就要准备卖文物了。在会上懂得一点文物、了解一点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当时希望他出来说公道话。但谷牧他们看到这种情况，觉得不便于出来说话，没吭声。这时，我只好出来说：利用当然要利用，但不保护好，怎么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没法利用了。但这说不说得通胡耀邦呢？这样就触发我讲了一次文物工作要处理好的几种关系。

1984年10月31日，我在这次会议上讲了题为《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讲了十二个方面的关系：一、文物保护和文物维修。二、文物的保护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文物保护和城乡建设。五、占用的古迹、名胜(包括古建筑)保护问题。六、文物保护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护和园林管理、建设。八、文物保护同旅游。九、文物保护和文物市场、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击文物盗窃和走私活动。十、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的经营。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权或者职责划分问题。十二、文物保护和涉外关系。讲话最后说："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又慎重的方针，眼界要更宽一点，思想要更解放一点。不是孤立地谈文物保护，不是单纯的守摊子思想。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摆正文物保护工作的位置，处理好各种关系，建设事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护。""这是个前提，文物不保护，还有什么经营？""另一方面，也不能够因为文物珍贵，就采取消极保护的办法，不论什么东西，谁也不许动，谁也不许看，谁也不许知道，这也不利于文物保护。” ③

在这之前，即当年的5月6日，我在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就讲过类似的意见。我讲的题目是《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我在讲话中，我介绍了夏鼐同志说的话。因为郭沫若同志主张挖武则天墓，以便早点揭开历史上的一些奥秘，解答二些疑难问题。夏鼐同志说，你这个发掘的愿望很好，可是要考虑到我们现在对发掘出来的东西，还缺乏保护的办法，就算发掘出来很多好东西，没有把握用科学方法保护，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很难弥补：与其这样，不如继续让它留在地下，我们自己看不到；让我们的子孙有把握挖掘的时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听，这个道理比他那个道理对，就撤销了自己的意见。我们要学习他们两人的态度。

四 组织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讨论，引发了我要编辑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这个问题。在《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出版会议上讲过两次话。4月14日我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由于各种原因，这些文化遗产过去没能让全国人民全面了解。现在编辑、出版《中国美术全集》，是美术界多年的愿望。这件工作开始了，应该努力做好。""用画册来进行形象教育，不但培养美术工作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都要进行这样的教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有多方面的、丰富的内容。我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就是其中一项。对学生进行教育：除了概念的东西，还要有形象的东西。" ⑤1994年美术全集60卷出来了，分类全集也做了规划、定了型。

这个工作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支持，其中包括计委拨了一点钱。房维中讲得很好，他说：这类书册的出版，等于开了很多的博物馆。几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选出来，编成60卷尊一个地方或图书馆买一套，看了以后，就知道全国文物的情况。所以计委表示支持，经费上也给予帮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评我们，我还可能想不到办这个事，也是坏事变成好事。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倒引出了一个美术全集和一个分类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这个人的性格。分类全集出完，那是前无古人了，实际美术全集就已经是前无古人了。分类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东西都收进去了。在出版局来说，就成为他们的重点书籍。这件工作总算是坚持下来了。后来在1986年我与邓小平同志说：我要退下来了，以后还有几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术全集和分类全集。这件事在邓小平那里是备了案的。

五 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另一件编书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组织编撰出版《当代中国》丛书。

《当代中国》丛书于1984年开始出版。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件事是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的。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这一倡议，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陈述编书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规划和组织领导。就在这个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批示由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并组织实施。我，还有马洪、武衡担任丛书编委会主编，正式开展工作。1984年9月，《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当代中国出版社以后，转由当代中国出版社继续出版。一直坚持下来，坚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这套丛书是跨越国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计划的重点出版项目，动员了10万人历经15年精心编写的一套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史。也是出版总署的重点书籍之一，是撑门面的书籍。出了美术全集，又出了《当代中国》丛书，从这两件事上来看，也反映了邓力群这个人有股牛脾气。尽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还是憋着一股劲，干点能够干、也应该干的事。

六 适应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改进宣传工作

这年年底，开了个宣传工作会议，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一篇话，题目是：《学习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研究改进宣传工作》(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二卷)。讲话中提出了几个供研究参考的问题：1、这个《决定》同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治原则、思想原则的关系。2、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是什么。3、公有制经济同其他经济成份的关系。4、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5、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还讲到今后进行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处理好几种关系：一、服从大局、顾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与整党密切结合。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联系实际，实际工作者要重视理论。并且提出"宣传战线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经济建设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要改变为相适应"。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经济关系，掌握思想动向，宣传党的政策"。最后谈了一下怎样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问题。

七 我与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调王忍之去《人民日报》搁浅

在这一年里，研究室出现了各种矛盾。在1983年3月发生雇工问题的争论，在书记处会议上，我说要调查研究，胡耀邦就说这是从概念出发。后来说要召开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会议，胡耀邦又说：这个会一开就给下面一个印象，中央关于雇工的政策变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绩伟不当《人民日报》总编，王若水也不当副总编了，就要调人进去。我找秦川谈话，与他商量意见，那时想把王忍之调去当副总编，另外还从社科院和其他单位调人，其中包括调沙健孙去理论部等。同秦川当面说得好好的，秦川还说，这次收获很大，但一转身他就到组织部去了，找到李锐，向他说了一通。接着，李锐就与内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电话给万里，说：在一次会上，他与王忍之都参加了(王那时在计委吧，记不准了)，在一起开会，王忍之在那次会上发表了反对雇工的意见。周还和万里说：让这样的人去《人民日报》当副总编，我们不放心。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来商量好的名单提交书记处讨论时，万里就说：周惠来电话了，说王忍之反对雇工。让这样的人当《人民日报》副总编，他们不放心。李锐在这个问题上没说话，但从另一方面说话，他说：我这个人还算搞过新闻工作，这个工作可不简单，王忍之以前也没搞过新闻工作，一下到《人民日报》，工作很难接得上。这样，原来的调人方案就搁浅了。后来，我问王忍之：你是反对雇工吗？王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会上只讲过，包产到户以后，很多户都有剩余劳力、剩余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专业户、重点户积累了资金，有钱；因此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出现雇工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说明这种情况。

后来，我专门把会议记录找来，从记录上看，王忍之确实没有反对雇工。这样，我就给胡耀邦写了封信，说明实际情况。王忍之并没有反对雇工，当然王也没表示坚决赞成雇工。我还把那个记录原件附在信后，还建议组织专门的同志对此事进行调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写给书记处和常委的，王鹤寿说了句公道话，他说：王忍之这个同志，我知道是个不错的同志，不必专门组织调查了吧。但是，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事就搁下来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时邓小平同志说要做一个思想工作的决议，乔木组织了几个人在玉泉山搞方案，准备材料。一直不怎么成熟。后来乔木去了杭州。其他几个人在向书记处做汇报时，会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没做结论，让我去杭州向乔木通报书记处讨论的意见。我星期六启程去了杭州。

2 为陈伯达写的材料，胡耀邦对我责难

我到杭州以后，在下个星期一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陈伯达写的材料，说：陈伯达摆出一付教师爷的架势，引用列宁的话来教训我们，这样的事情是邓力群干的，邓力群不能这样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来以后，要和他谈这个事。乔石出来说：王力出来以后，表现疯狂啊！

为什么会出现陈伯达写材料的事呢？这里需要回溯一下。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时候，王力、关锋免于刑事处分，从拘留所放出来后回家了。陈伯达是保外就医，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这几个人出来了。他们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写理论文章的，出来以后，还可让他们继续做点研究工作，写点文章。你去和他们联系一下。胡耀邦这样安排是好意，我当时就问胡，以什么名义去和这几个人联系？胡耀邦说，代表中央。这样，我就找王力谈了。王力这个人不安分，给我惹了一些麻烦，先不去说他了。至于陈伯达，我就想到"文革"中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推卸责任，最使我讨厌的是，他那时每次去红旗机关，都要问邓力群死了没有。因此我对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来的两个秘书王保春、王文耀，让他们去与陈联系，转达中央对他的这个意见，说明他出来后还可以做研究工作，为党做点事。后来，陈伯达陆陆续续地写了些东西，有些东西属于小品，有些东西还有些看法。其中几份，我还交给了周扬，让周想办法处理一下。有一份讲对佛教的一种理解，我觉得有点意思，后来化名送给辽宁出版了。大约是1984年春天，陈伯达送来一份根据报纸材料写的东西。那个时候，对重点户、专业户进行贷款资助，陈把这些材料汇集起来，然后说：根据列宁的主张，对合作化将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我们现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个体户。陈伯达认为这违背了列宁的教导。以往陈伯达送来的东西，都在小范围里给几位同志看看，都没说话；而这份东西我没看，当时我正帮邓小平同志准备二中全会的材料，也照样送给有关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发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陈伯达写的材料时，认为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气了，就忘记了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会议，书记处研究室苏沛列席旁听。我那时在杭州，他就来电话说：胡耀邦发了脾气。乔木也为这事为我抱不平，他说：看来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乔木好像要为这事写信，那时陈云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关于富民政策的文章。乔木对这个富民政策也不满意，想就这个问题给胡耀邦写个意见。原来乔木想三个人联名(他、我和陈云)写，陈云同志在党内有经验，说：这个形式不好，好像我们三个在外地的人，联合起来给中央提意见。这样就没有联名写信。乔木是想为我说话，我说，你不必这样做，我自己会写信的。

我从杭州回来后，就写了封信给常委，其中把这些事的原委都讲了。我还把胡耀邦当时委托我去做事的原话都附在信后面，使常委都知道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说：是不是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议论一下这个事情。陈云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邓力群在这件事上没有责任，以后对象江青、王力这样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对照检查和一次谈心会

这时，宣传部和书记处研究室的整党工作已到了对照检查阶段。我代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做了一次对照检查，我个人也做了一次对照检查。在此前后，在宣传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个人也做了一次，先后共做了四次对照检查。据整党指导委员会的同志讲，书记处的成员在整党里头个人做对照检查的只有邓力群一个，更不要说政治局的成员了。我当时是认真对待这个事的，检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说，但态度还是很认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间(具体时间记不准了)，有一天，习仲勋、万里、胡启立、乔石说要和我开一次谈心会。好像是习主持，乔石说了什么，我记不得了。万里说：你这个人，前几年我对你的印象不错；这几年，我越来越感觉你不对劲，看来，你没有冲破"左"的思想框框。这是尖端的话。胡启立则现身说法，说自己吃亏吃了好几次，对于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么回事。劝你对那些当面说好话的人，也提高一点警惕。这是一个谈心会，最后我表示：你们这些意见，我会好好考虑，既没表示同意，也没表示反对。这种小范围的谈心会在书记里面大概也只有这么一次。

4 书记处研究室内部的矛盾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进入对照检查阶段之后，书记处研究室内部发生争论、发生分歧。表现出来的是：梅行管的经济组，有林当组长；林涧青管的理论组，组长是林子力。开始时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发生争论；慢慢地争论得越来越厉害，其中尖锐化的就是雇工问题。突然有一天，理论组有一个书面的发言(支部书记朱述先)，我收到这个发言后，就问朱述先，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支部的意见？他说：这是代表我们支部的。后来又问林子力，他说这是他们的共同意见。这个书面发言提出四个问题：一是深圳特区问题，二是雇工问题，三是精神污染问题，四是对于张云声的个人问题。总的结论是：书记处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实际上，在此前此后，理论组的一些人就在陆陆续续向习仲勋反映研究室内部的情况，其中包括对我的意见。收到这个东西以后，我做了认真的准备，对这四个问题的前因后果，做了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的长篇发言。事先准备了一个提纲，然后再讲，讲完后又整理成一个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这个时候，林涧青有时候说有病，有时候说他参与中指委工作脱不开身，因此不来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写了封信，公开出面支持那个书面意见，其中说：你(邓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对你的歌功颂德和当面吹捧。另外一个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组里面针对我发言，他说：耀邦同志在与各个部委的谈话中间多次强调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室领导的业务指导思想不端正，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实际上这是胡耀邦把整党的主题换了，整党是四句话：统一思想、整顿作风、纯洁组织、加强纪律。统一思想是要在四项原则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来统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倾向，这是统一思想的含义。胡耀邦开始还讲这个，到后来讲着讲着，统一思想就成了端正业务指导思想。这又和赵紫阳发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的决定和决策权归了财经领导小组。整党一来，胡耀邦用整党的名义，一个部、一个部地谈、听汇报，实际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办法来搞经济工作、来搞整党。实际上，上述活动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认。王愈明还要他所在党小组的其他同志以小组的名义往上报，其他人说：你个人有意见，你个人讲，你要以我们党小组的名义往上报，我们不同意。

这样一来，林涧青、林子力、吴象和理论组的同志经常嘀咕这个、那个。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习仲勋召集会议，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涧青和其他室务委员、顾问林子力、吴象、张云声等人找去开会。在开会之前，习专门和我讲：在这以前，只听了林子力他们的意见，只听了这一方的意见，这次会是要听听另一方的意见，他们没讲，给他们一个机会。这个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张云声。他说，你就不要参加了吧？我说：好啊。结果一开会，习就讲了一通，根本没让王玉清和梅行他们发言，这个讲话记录还留着。然后，胡启立也讲了，讲完以后，问：你们有什么意见？王玉清讲了几句，林涧青就和他吵了起来。王说，让我讲，三个钟头也不够。林说，让我讲，五个钟头也不够。这样，习只好说：行了，行了，到此为止。其中决定的一条是，整党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问题、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一概不动。这就剥夺了邓力群整改的权力。

这事有点什么因由呢？原来理论组办了个《调查研究》，经济组办了个《经济研究资料》。在整党过程中，吵着吵着，理论组利用自己办的刊物来批评梅行他们的意见。我发现了，认为这样不好，决定梅行他们办的刊物停办，理论组的刊物不归他们办，由室里来办。这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意，就反映到习这些人那里去了。这样，内部的调整_和内部的工作分工变动都一概冻结了。，这里要顺便讲到宣传部。本来部里的司局干部是由部门任命的，报组织部只是备案。这个期间；组织部特别给宣传部发了个通知，说：你们的司局级干部不要变动，要变动就得得到组织部的同意。这个时候大概是乔石当组织部长。

后来，习等人召开会议的讲话整理出来了。我原来不知道他们会讲些什么，现在一看到这些话，我说：你们讲是讲了，这个东西是不是往下发？如果往下发，我就有话可讲啊。让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们的这种讲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们的话让大家都知道，我的话也得让大家都知道。这时，胡启立只好说，这个东西不往下发。实际上，他们做的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许。

5 胡耀邦三次批评书记处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个报告，说书记处研究室用书记处的名义向有关单位要大米，这件事情不能允许。他这段批语印在中办系统的整党通报里。这个事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后，就写了一个说明：我们是用书记处研究室的名义，向军队里有关单位采购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们的价钱付的，信是我 (梅)批的，没有用书记处的名义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办通报上登出来，结果胡对此置之不理。

过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个检举信，说书记处研究室到湖南什么地方压低价格采购桔子。这些事都是梅行他们管。后来，梅行说：采购桔子确有其事，但我们是按当地出售的价格付的钱，没有有意去压低价格。有人告诉我，那个写信的人是奉命检举。这些事说明，胡耀邦对书记处研究室的活动盯得可紧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东北一个省和中南一个省的简报，上面说苏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绍书记处研究室的经验，张德成也和哪个省介绍类似经验。胡耀邦看到这两个简报后，又来了一个批示，大意是：这样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这个、那个，后果不堪设想，要捅出乱子。这时，我不在机关，梅行他们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苏、张两人谈，让两人写材料，两人都写了。他们说：他们自己当时讲的和简报上说的有些出入，其中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书记处研究室参与的、帮助搞的、多少有点关系的分成几类，合起来占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况给人的印象是，这些东西都是书记处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举一动都在耀邦同志的监视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紧张，感到无所措手足。

所以，实际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问题，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总起来说，我和胡耀邦同志的关系，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 1981年以后，就出现这个事、那个事，磕磕碰碰，特别是进入整党以后，在胡的印象里，书记处研究室成了他的一个麻烦和心病。

6 "一室两制"

而研究室内部呢，后来人家说，是“一室两制”，林涧青、林子力这些人是一套办法，其他人又是一套办法。梅行这个同志也有毛病，说话不谨慎，脾气也大。比如，他发表一些意见，反对农民经商，对包产到户初期工作的评价有片面性。这些说法确实被人抓住了一些辫子。后来，研究室的矛盾越来越多了，研究室也确实难以为继了。所以，后来赵紫阳要解散研究室，我当时也觉得解散了也好。实际上，解散了以后，好处很大。其中之一，我们的干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浓。我曾一度设想一部分当“长”，一部分当“员”，但实际上当了“员”以后，他还想当“长”。室委会原来都是老一点的人，想提点年轻的、比较有发展前途的，都很难提上来。当了“员”以后，有些人应该提上来当室委，也不行，老家伙不赞成、通不过，要比资格。所以赵紫阳把研究室解散了，对我倒是一个解脱。而解散之后，这些人到了各个单位之后，都显出了他们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风波”时，原来书记处研究室的工作骨干，没有一个参加那类活动，态度端正、拥护中央。

注释：

①邓力群：《从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谈起》。《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页。

②邓力群：《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建设一起上》。《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页。

③邓力群：《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其他工作的关系》。《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页。

④邓力群：《保护•研究•利用----对文物、博物馆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页。

⑤邓力群：《关于编辑(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的意见》。《邓力群文集》第2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页。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一 党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转手

1 胡耀邦亲自组织起草的两个文件

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胡耀邦同志组织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远的意见，当然也做过调查。自始至终，没让胡乔木参加。我只参加一般讨论，提提意见而已。

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

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在实行改革方面，赵紫阳主要强调了两条，一条叫“利改税”，改变统收统支的政策，使企业在交税后还有一部分利润。当时这样做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锅饭”的问题：既解决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钣”，又解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一点上，赵紫阳采取的措施不能说全不对。另外一条叫“拨改贷”，除了360多亿国家拨款外，基本建设都用贷款来办。这个措施不好说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拨改贷"搞得太宽、太滥，因而有人提出，对国家的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国家拨款的方式还应多采取一些。我看对赵紫阳强调的这两条，恐怕应该有所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对，现在都研究得不够。总之，对“利改税”、“拨改贷”和“放权让利”的十条措施，哪些措施正确，哪些不正确，还有待研究。

这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赵紫阳与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有些传言，说邓力群这个人是反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赵紫阳有一次问我，说：你还坚持你1979年的观点吗？我说：我一直坚持，没有放弃啊。这就证明了赵紫阳也知道这种传说。听到此话，我就把1979年我讲商品经济的小册子找出来，①专门送给了胡耀邦。我和他当面说：现在有人说我一向反对商品经济，这儿有一本小册子，是我1979年讲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册子，从头到尾认真地看了，有圈有点，还划了横杠、竖杠。他看了以后，还转给胡启立看了。这个小册子起码产生了这样一种作用，即表明邓力群不是一向反对商品经济的。

2 全国党代会文件的起草

接下来，准备开全国党代表会议。党代会韵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亲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员还是郑必坚、龚育之、林涧青等人。按胡耀邦原来的安排，胡的报告，小平、陈云、先念同志的发言都由这个班子起草，只有赵紫阳讲经济工作的报告，由赵自己找人起草。

邓小平的发言稿起草出来以后，邓一看就不满意。陈云同志说：我的发言一向不让别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给他起草的发言稿，也不满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陈云在党代会上讲重要意见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在党代会上，陈云同志的讲话很好。短短一个发言，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如：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社会主义的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干的是社会主义；等等。文字不多，但内容非常好。这是陈云自己起草的，我们都没参与。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讲话。

4 邓小平发言稿起草情况

这里主要讲一讲邓小平同志发言稿的起草情况。

大约在1985年9月上旬，邓看了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满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约了林涧青一起去的。

（1）邓小平平批评胡乔木、夸奖赵紫阳

见面后，邓小平同志一开口就说：你们知道吗，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以后不要提了。

我们没有吭声。接着，他非常严肃地说：我不收回我的那个讲话(指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将来编我的《文选》，我要原样不改地收进我的《文选》里面去。

邓小平说的胡乔木讲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可能是指乔木帮助胡耀邦修改《关于党的新闻工作》讲话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专门说到"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说："的确，党中央也曾考虑，'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但是这决不是说，反对精神污染的原则有什么错误；更不是说对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的侵蚀，我们可以不抵制，不反对。"嘿'胡耀邦对这次讲话很重视，是他请乔木帮助修改还是乔木主动帮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这段话，乔木改了没有，改了什么，我也不清楚。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赵紫阳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讲了四项原则，讲得不错，态度鲜明。

邓对此比较高兴，对赵夸奖了几句。

(2)邓小平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新认识

接着，邓小平同志说：这个稿子(指起草小组拟的初稿)不能用。关于四项原则，我有点新的意思，今天找你们来谈，你们就按这个意思加以修改整理。这个意思是：四项原则是党中央决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各种政策既来源于四项原则，又有利于四项原则；如果不讲四项原则，纠"左"就会纠到社会主义，纠到马克思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是制定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是邓和我们谈话中的新认识、新概括。这段话确实讲得好！

小平同志说完后，我要林涧青把谈话记录整理一下，如实地向胡耀邦报告。(3)胡乔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们把小平同志的讲话稿起草出来之后，我有意识地帮了乔木一下，想缓和邓和他之间的关系。我没有告诉乔木邓对他有意见。我向邓提出想请乔木帮助看一看讲话稿，邓小平没有吭声。胡乔木很积极，他加了一个内容，即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乔木把这个内落作了很好的表述，这一段话加得好。

在整理了邓的讲话之后，我与王忍之合作，写了一篇《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评论员文章，1985年10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除了邓小平讲话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进一步的认识和阐述。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思想。在宣传和理论工作者里面，我多次讲邓小平的这个观点。当时，多数人还没有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4)对邓小平思想发展的一点看法

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说思想转变，从1984年就开始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根据我与他的接触，不好这么讲。至于他的威望，1984年确实是达到顶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触到的邓小平自己表达出来的思想，好像不能说在1984年就变了。因为在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与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有一次谈话，当时穆加贝怀疑中国搞"非毛化"。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③

接下来，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奇怪的是这个《决议》得到了邓的支持。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简要的评论

起草文件本来是胡乔木的专职，但从1985年党代会以后他就受到冷落。在邓小平那里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满意胡乔木跟着胡耀邦讲反对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情况、原因，使得小平冷落乔木，我搞不清楚。

党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谁来负责，1985年是一个转折。先是转到胡耀邦手里，后来又转到赵紫阳手里。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以后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胡乔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经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内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夺。从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时间，由乔木经手的文件，除了个别地方和个别问题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动

当时，尽管我被夹在中间，处境很困难。但我没有被这些苦恼和问题压倒，还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做了一些事情，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来看，能够选进《邓力群文集》的文章，也还不少。这里，把当年做的比较重要的事情约略说一说。

1 支持走正路的电影工作者

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应该说这是一篇好的讲话，重中了党对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可以看出来，胡耀邦感觉到文艺界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惹了很多麻烦。这以后，政治空气确实有所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恰好遇到这样一件事。那时，北影厂和电影局进口了一批带有黄色镜头的影片，在内部放映时，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儿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邓大姐为此写了一封信，措辞恳切，也非常严厉，叫做"救救孩子"。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视。有了这封信之后，3月20日，北京电影制片厂17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对电影界现状的忧虑，以及他们对电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经我转给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来信印发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了。后来，我与朱穆之还同这十几个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对在北京从事电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给了一点帮助，表示了一点支持。当然，这些人中也有投机分子，但多数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调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贵州、湖北三省调查研究。在四川走访了十个地市、二十一个县。在贵州走访了四个地市、七个县。在湖北走访了两个地市。在四川的时间长些，川东、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的编写工作座谈会。我提出：编写好地方卷，是各个省、市、自治区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学报告，是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各级领导部门要认真做好领导工作。在成都和贵阳听取了宣教部门的汇报。我出去只听宣教部门的汇报，省委书记和省长要汇报，我一般不听，只是和他们个别谈谈，交换一下意见。我通常和他们说：这些事是胡耀邦、赵紫阳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门工作，只听部门同志的汇报。

5月6日，听完四川省宣教部门同志的汇报以后，我讲了一篇话，强调了三个问题：一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二是研究商品经济；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问题。这是针对作协的一些人无条件、无限制地谈创作自由、新闻自由的。

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的一次讲话。现在看，问题谈得有深有浅，在当时总算表示了一种不同的调子和看法。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力群文集》。

在贵州的时候，我初次接触了朱厚泽。他是贵州的省委书记。这个人在反右时受到过打击，但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读了很多书。当时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提名朱当中宣部长，我投了他一票。

3 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讲话和我的传达宣传

3月7日，邓小平就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发表讲话。念完稿子以后，邓大姐请小平同志即席发言。他又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一个是国内思想工作的问题。这个讲话让科委整理时，整理者删掉了一些他们不喜欢的话。我就把原始记录找来，把他们删掉的那些话又加进去了。小平同志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话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重申他过去的观点，认为"一切向钱看"是错误的。他说："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④他还说："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⑤小平同志的这个意见对于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看了邓小平的讲话以后说，我们讲问题，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样鲜明。

这样，胡耀邦、邓小平分别在2月、3月讲话以后，虽然各种说法、议论都有，我还在受围攻，但气氛已经有所好转。恰好这时，邓小平又一次发表讲话。5月20 日，邓小平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说："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定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 '、'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⑥

邓小平的讲话是作为统战部的内部文件整理的，在书记处没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认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党校的一个会议上宣读了。我传达以后，胡耀邦在党校期间的一个秘书，说要组织几个人写文章，公开批评邓力群。党校也有人听了我的传达，知道我宣读的是邓小平的讲话，回去和他一讲，他们准备写批评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销了。

这时，正好召开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会议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还说：邓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谈话，我给大家宣读一下。把这个谈话也传达了。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后又开了一个宣传部长的座谈会，6月19日，我也讲了一篇话，着重宣传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邓小平的这个谈话和其他几个重要讲话，合起来编成了二个小册子。给薄老看了，薄老也赞成。小册子后来公开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4 请胡德平转告邓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记不太清楚是哪一次会议了，在会议的讲话中间，我说了一句话，我说：过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难过。"我的日子很难过"这句话传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万寿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专门到我们家里来。他倒是很客气，说：邓叔叔啊，我们听说你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一句话，中央一位很负责的同志，认为这句话讲得不好。

我当时和他谈了一段话，其中讲了我之所以说在这一年里的日子很难过，因为包括邓朴方讲，反对精神污染的讲话是邓力群强加给他父亲的。还有刘有光的儿子也这么讲。我说：这个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说了。

我说：我是9月6日从外地回来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个多月。9月7日邓小平找我去谈话。邓小平同志说了很多，很有准备。我当时什么意见都没讲。事后把邓小平和我谈话的内容作了整理，交给了书记处。之后是邓小平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真相是这么回事嘛！

我把两套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这期间的有关讲话，给了胡德平，请他转送一套给邓朴方。我对他说：你把这些材料看完之后，会明白事情的全部过程和真相。我还请他转告邓朴方：对中央的事情，不要乱说话。作为他这样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应该慎言慎行。这几句话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转告了邓朴方。如果转告了，那就一定会得罪邓朴方的。

同时，我还对胡德平讲：那个时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为自由鸣炮》，邓朴方在《三月风》杂志上发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义的文章。我认为这些都不妥当。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与胡德平的最后一次见面。

5 建议提高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为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待遇的问题给书记处提出了建议。他们提高待遇以后的最高工资可达160元，低一点的工资也可达到120元，大致相当于正局长的待遇。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约有80人。我们还建议，依此办法，对全国有突出成就、有影响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工作者提高工资待遇。这算为这些中青年表演艺术家说了一句话、办了一件实事。

6 辞去中宣部部长以后

大概从四川、贵州回来之后，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启立提出自己不想当宣传部长了。他们也乐得我不当，故而答应得非常爽快，说积极物色人选。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是宋任穷提了一个名单，选了几个对象，偏重于朱厚泽。胡启立又专门到贵州去做了一些调查。回来后就确定了，由朱厚泽接任中宣部长。

这个事情没有完全确定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干部要实行年轻化，老的要退下来，中青年要提上去。本来中组部的规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级干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报中组部备案，不需要中组部审批。可是中组部唯独对中宣部下了一个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级干部的调整----老的退下来、新的任命要报中组部批准后才能实行。这个决定很明显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权，这是习仲勋、乔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当部长这个事情定了以后，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说：新部长要来了，来了之后首先要了解情况，你们各个司局好好准备一下，把这几年的工作回顾一下，把以后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说，新部长上任之后，总要找大家谈谈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认真的准备。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泽为中宣部长。任命后不久，朱厚泽报到了。我当时在北戴河，就请他到北戴河来。我与他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谈了宣传部总的情况，以及今后工作的一些设想。他来北戴河没几天，我就要回北京。本来我和他约好一起坐车回北京。但他说启立给他打了招呼，让多住几天。胡耀邦和胡启立还要找他专门谈一谈。这样，我就先回来了。又过了三天，朱也从北戴河返回了。

原来我和他讲过，各个司局已做好了汇报的准备，希望你能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谈，并且大体定了个时间表。但朱回北京后，采取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哪个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论局。当时理论局的局长是卢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长汇报，却找副局长理夫、贾春峰谈了话。卢之超和贾春峰虽然都是由书记处研究室调到中宣部的，但贾和卢的意见不一致，关系也不太好。朱还找了理论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头。

因此，我说胡耀邦和胡启立给了朱厚泽一个路线图，即到宣传部之后，先找谁，后找谁。不找谁。这种做法实在无助于了解全面情况。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贾春峰这些人得到了一个靠山。本来，王惠德在整党期间说自己有病，一直住在医院里。我那时也照顾他，得病的人嘛；会议可以不参加，学习也可以自由一些。整党结束了，王也从医院出来了，但说病还没好，还要继续休息。可自从朱厚泽找到他以后，他就特别积极起来了。

也就在这种气氛下，王惠德这些人就组织对胡乔木和邓力群有意见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乔木发难。表面上看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来和背景就是上边所说的。王惠德作为主管理论宣传的副部长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老年的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一个是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把王若水、冯兰瑞、廖盖隆这些我和胡乔木的反对派吸收进来，当然；参加座谈会的也有一些态度比较端正的同志。

在会上发言最多、调子最高的是王、冯、廖。廖的尖锐语言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从改革开放开始就一直反对改革开放。王若水对我们批评他的观点进行了系统发言，说我们批评他的观点怎么错了，他的观点如何正确，为他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

王若水不仅在中、老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也把王若水请去作了一次系统发言，发言的矛头还是针对我和胡乔木的。而也就是在这一年，王若水给胡乔木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所受的批评逐条进行申辩。看得出来，这是有意安排的。

两个座谈会的发言记录送给我们时，那些尖锐的语言都被删去了，发言时冲着胡乔木和邓力群来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没有写上。我收到以后，请宣传部把原来发言的话全部补齐了，是谁讲的都写上名字。我觉得这样对发言的同志负责，也便于我以后和他们交换意见。

王若水逐条驳我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对他的批评。我当时批评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讲话，然后说这是什么意思。他为此进行辩护，说他的意思与我指出的意思相反，无非是要证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反驳让我考虑，在个别细节上，我也有批评得不准确的地方。

不了解情况的人，听了王若水的讲话，看了他的申辩书，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确的，邓力群对他的批评处处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批评他的人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王若水的发言稿散布得有多宽，我不清楚，我现在也还留着。如果说当时他还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了这篇东西，他以前的那些辩护就不攻自破、不驳自倒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第一个标题就是"从追求到幻灭"，他自己说对马克思主义幻灭了一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无遗了吗。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产党里面有没有同路人的问题，的确是对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个典型代表。胡绩伟、李锐这一类人，也都是如此。胡绩伟自己都不否认这一点。他说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坚持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因此对社会主义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党的看法也还是从这个思想基础出发的。他本想用这种辩解来证明自己有理，但适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党的同路人。

说这些人参加革命就是投机，不好完全这么说。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动他们参加革命，革命越深人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越来越冲突，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对。用这种世界观来判断和观察一切，以至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从现在的情况看，当年毛主席讲党内有同路人的意见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

7 落实邓小平干部要学习理论的要求

(1)王惠德与我们的分歧

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讲了干部要学习理论，意思是邓小平提出的，文字则是乔木落实和发挥的。本来，我和乔木都想，既然邓小平讲了要学习理论，那么就应该准备学习理论的书籍和材料。正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宣传部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封信，提了一个建议：学理论不必要学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学习毛泽东的书，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荐给王任重的。那时王任重当中宣部长，要找一个管理论的，我推荐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后，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包括真理标准的讨论，从来都不吭声。他是中宣部理论局的局长，还在中央编译局工作过，有同志认为他从来只是读书本，从来不谈理论要联系实际。要说教条的话，这倒有点像教条主义了，但他的教条也没几条。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们坚持说：学习理论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个干部提出的建议办，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就是理论；因此，干部学习也要按照这个意见来重新安排。

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也表示了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他就不要学了。

在这种情况下，由乔木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我、朱厚泽、王惠德和理论局的一些人都参加了，讨论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重点先解决在职干部的学习。在职干部的理论学习，本来早就有布置，当时估计还要一、两年才能完成。王惠德这些人提出：学理论就是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原来的计划是否就算了，尽管还没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现在来重新布置。经过讨论，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确定原来的计划不要停止，学完为止；新的计划还要再研究和商量。

乔木在会上讲了一篇话，中心意思是：学习理论很重要，学习理论不要简单化。他讲到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都是理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包括中央领导同志讲的一些很重要的话，应该算做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八九政治风波”以后，赵像是有苦难言，流露出这么一个意思，即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源于上面的压力。那么，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

8 一项极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书记处成员局部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在说到要给中青年同志压担子时，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当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了，让王兆国同志兼任。遇到困难问题可以找力群同志谈谈。

我在会上谈了其他问题后说：王兆国同志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问题，耀邦同志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在这次会上提出来也好。

我当时还是想积极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说：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做如下补充：现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现任副主任，林涧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离休退休，都还可以做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一起退下来，王兆国同志的工作很难做。至于副主任提什么人，干部调整，机构调整，我准备以后同启立、兆国同志商量。

接着我这个话，胡耀邦却说：“我是提个意见。”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表态。

当天，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说明我对林涧青、梅行退下来的意见。同时，我还表示：“书记处研究室领导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邓力群的思想体系是否'左'？从中央让我当宣传部长以后，我的讲话、文章，经手的文件和材料，还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审查，请随时通知，我将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九次讲话。"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关于邓力群、王兆国同志兼任职务变动的通知》。《通知》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书记分工时确定：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继续协助胡乔木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由王兆国同志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这个《通知》发出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又宣布收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陈云同志看到了这个文件后，立即制止了。显然，变动职务的事，没和当事人谈，也没有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是极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养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罗立韵去意大利休养。这是罗立韵第一次和我出去。休养好像是胡启立有意安排的。在党代会以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胡启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带有一种安慰性质吧。别的意思也许还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时，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筑统统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画册也都收集了，这是我在外国旅行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意大利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没有多少意思。

10 在两个思想政治工作会上讲话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谈会。25日，我讲了一篇话，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思想。在"二汽"调查时，我还发现他们与其他企业不同，有一点创造吧，别的地方是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仅是党委在做，他们还要求厂长也做。党委和厂长同时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成效很明显。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肯定了这个经验。“二汽”的厂长是陈清泰。

12月，又在上海开了一个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年会，在会上我除了讲十堰会议上讲的重要问题以外，又讲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应该经常研究，还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分配问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关系问题，企业的领导制度，干部的以身作则和批评自由化等问题。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都收在《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可以说，尽管我还受到围攻和压制，但自己还是争取讲了一些想说的话，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思潮。

三 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 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并不平静啊！对我而言，在这一年里，要说挣扎也可以，要说压不倒也可以。我是在为党工作，因此无所畏惧。你想压倒我，办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机会我就讲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但也由此产生了一番感慨，宣传工作难做啊！

注释：

①邓力群：《商品经济的规律和计划》。《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18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邓力群文集》第1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页至第224页。

②胡耀邦：《关于党的新闻工作》。《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页。

③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页。

④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页至第112页。

⑤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页。

⑥邓小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页至第124页。

⑦邓力群：《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编辑人员的谈话》。《邓力群文集》第3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页至104页。

⑧1984年9月25日，邓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不寻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乱

1986年春天，胡启立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谈会上多次讲话，主张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形成"民主、和谐、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气氛。这以后，朱厚泽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提倡宽松、宽容、融洽、和谐。朱厚泽还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见，其中尖端的语言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他们认为，在思想战线跟这种、那种错误思想做斗争，批评这个人、那个人，造成了一种紧张局势，于是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所谓"三宽"方针。在后来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讲：几任宣传部长的名誉都不好。这时赵对胡讲：你当宣传部长时的名誉还不错嘛。胡耀邦说：也一样不好。

原来我对朱厚泽寄予希望，胡耀邦他们也是如此，以为他的名誉会比我们好一点，没想到更糟糕了。

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大文化战略的讨论会。与此同时，武汉也组织了类似的讨论会。在这些会议的讨论中，由于“三宽”方针，导致鼓励各种错误意见发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为根据，宣扬这一方针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我们现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设中也同样适用。他们提出各个学派、各种观点，古代的、现代的，西方的、东方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应该和平竞争、百家争鸣。

这样一来，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论就纷纷出笼了，乱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几个人，外地以方励之、王若望和张贤亮、温元凯为代表；北京则是王若水这些人。张贤亮给温元凯的信，全文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他说：“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在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宁一个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过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们不能迁就由于极左思潮造成的恐惧心理和感情倾向。关于种种强加于资本主义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现在是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大力给以‘平反’的了。给资本主义‘平反’，会使我们更好地解决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法制改革中的种种实际问题。" ①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那时，方励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讲话，可是时兴得很啊！当时就有人尖锐地提出：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讲话，行吗？而胡耀邦对此采取宽容的态度，本来是要由组织出面找方励之谈话的，但后来好像也没有谈。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几件事情

不当宣传部长了，胡耀邦高兴；对我是一个解脱，我也高兴，两方面都高兴。这样，我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比较自由了；不想做什么事，我也可以不管了，争得了这个自由和主动。在1986年这一年里，我经手的重要事情也还不少。

1 组织电影《迷人的乐队》座谈会

1月11日，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王好为、李晨声拍的电影《迷人的乐队》。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实行包产到户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在当时的电影界，表现这种现实题材的电影，只有两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们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为拍的《迷人的乐队》。

这个座谈会邀请了对此事热心的人和一些部门的领导，薄老、乔末、启立还有中宣部朱厚泽、广电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谈会开得还不错，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种风气吧。同时，对电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评。座谈会之后，电影界有些人为此感到高兴，有的人则在挑毛病。

胡耀邦对此事冷淡，但他也没有批评。

2 在电子部讲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1985年，我对多种经济成份这个问题讲了好几次。1986年1月21日，李铁映请我到电子部去讲了一次。主要讲四个问题：当前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调查研究问题；消费品分配问题；关于多种经济成份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企业管理的一点意见。讲话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经决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同时也确定了每个时期要注意各种经济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实施及其后的检查，都要注意这个合理配置。所谓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终保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其他的经济成份只能是补充的地位，要经常注意这个问题。

当时，大家对十二大报告和决议的了解，只想到各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个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及部门的领导，也都不注意这个合理配置的问题。我的这次讲话，着重提醒注意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其它性质的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取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导地位。"

3 肯定《光明日报》宣传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做法和经验

4月5日，在《光明日报》国内部记者座谈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此前，《光明日报》根据我的意见陆陆续续报道了知识分子中间先进人物的事迹。在这次座谈会上，我肯定了《光明日报》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希望他们以后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传和介绍知识分子中先进人物的报道。

就宣传和介绍先进的知识分子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时间里，《光明日报》做得最好。有的时候，几乎隔一天就宣传一个先进人物。

4 希望中国翻译工作者发扬革命传统

4月，中国翻译工作者学会召开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要我去讲话。26日，我去讲了话，主要讲了历史上马列主义和革命文学的翻译者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我也回顾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首先是看翻译的小说和革命小说，包括被压迫民族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文艺作品。这样自己的思想才逐渐左倾。然后才读一点马列主义的初级读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国现在搞翻译的同志要把这个优良传统继承下来。

当时还酝酿了一个意见，就是如何把翻译工作组织得更好，力争在几年之内把世界的学术名著(包括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和文学名著，都翻译过来。为了把这个工作组织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编译馆。书记处都同意开展这项工作了，但后来由于社科院不积极，一直没有实现。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对外联络部、外事小组、文化部联合起来，在几个大学里举办了一个对外联络工作的专业训练班。到1986年，第一期学生学过两年以后毕业了，共有百把人。这些人到中南海西楼开了一个会，国家教委的彭佩云、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的朱穆之在会上对这些毕业生表示祝贺，对他们今后分到国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讲了一篇话，对他们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这是一篇热情的讲话。讲话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应该是百分之百的爱国主义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这还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为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互相结合的，在这个基础上，应该使自己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6 在安徽调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调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还参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扬先进人物、学习先进经验的会议。

(1)传达小平同志的两段话

在安徽调查的过程中，6月21日，我与徐乐义和牛小梅同志谈了话。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其中说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两次谈话。1月 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确定了一些新的方针和政策，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说："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③

我认为这两段话非常重要，讲的是国际、国内长期性、全局性的问题，是任何地区、任何岗位的同志都必须遵循的。

(2)谈对"三宽"的意见

我还讲了对“三宽”的意见，这也是我第一次讲对“三宽”的看法。这时，胡启立和朱厚泽讲“三宽”的话已经几个月了。我主要是讲了这样一个意思：首先，我们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宽松”也好，“双百”方针也好，都必须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其次，既然强调宽松，就应该对大家都宽松，不能只对一方面宽松，而对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厉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宽松，反对自由化的人也应该有宽松。而朱厚泽这些人的宽松，是让搞自由化的人无所顾忌，而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自由化的人，则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并不宽松啊！

(3)一件令人惊讶的事

这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离开安徽后，中宣部理论局去了两个人，任务是到安徽去调查邓力群的言论。受谁之命，我不清楚。党内的政治生活到了这样的程度，真是令人惊讶。

7 在江西调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调查，走了七个地市、十四个县，老区和新区都看了一下，帮助地方的同志解决了几个问题。

(1)支持修建井冈山水电站

修井冈山水电站，几经反复和周折，最后总算帮他们实现了此事。水电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两年，水电站总算修好了，井冈山的生活和工业用电及长期经济发展的用电问题都解决了。

(2)请邓小平批示资助瑞金中学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学办得不错，但学校的教室、教员和学生的宿舍破烂不堪。缺200万元维修费。这个中学的校址和邓小平有历史上的联系，是邓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在学校里面还有-个祠堂，是贺龙、郭沫若等同志入党宣誓的地方。我回来之后，9月8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请小平同志批一下，计委同意资助一点钱。9月10日，邓小平批准了报告，还给瑞金一中题写了校名。宋平同志那里也拨了钱。前后拨了两笔，把校舍和职工宿舍修得比较完善了。

(3)提出党委领导、厂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职工积极性为基础

在江西萍乡，找了几个搞得比较好的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干部，开了个企业管理的座谈会，他们介绍了一些经验。后来，又在湖南岳阳与长岭炼油厂的同志就这个问题交换了意见，长岭炼油厂的工作做得特别好。其间，企业管理协会在青岛召开了企业管理工作会议，我没去，只提了一点意见。

在这几次交换意见中，归纳起来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的企业管理工作是三句话，党委集体领导，厂长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监督。但哪种形式能使这三者的关系真正协调起来，这是问题的关键。对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党委集体领导就是说不能由书记一人说了算，要集体讨论和做出决定，而党委的领导集体要想团结一致，又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联系全体职工；厂长负责制是要解决企业管理无人负责的问题，但厂长的行政指挥也不能是厂长一个人说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体职工，厂长的行政指挥要有力量，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动起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因此，党委领导和厂长的行政指挥，都要以依靠、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为基础，两者的基础是共同的。

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搞得好的，如大庆等先进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多数企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8 在湖南调查谈干部理论学习

10月和11月，两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还到了湘西，参加贺龙同志铜像的揭幕仪式。在湖南走访了六个地市州、十个县市。

我在岳阳与长岭炼油厂党委同志开座谈会时，向他们提出了干部学习理论的问题，第一次说了我和乔木共同准备的干部学习理论的一系列书，马列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共四本著作选读；然后是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刘、周、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样，体现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就与马列著作串起来了。这些著作选读的总标题叫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然后再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

9 为军队政治工作决定加写一个纲

12月，中央军委要起草《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总政邵华泽受杨尚昆、余秋里的委托，让我帮他们把文件搞得好一点。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形成的文件是这样的，即首先必须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实现国家三大任务中的历史责任是什么，这样，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是要从各个方面来保证官兵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军人的天职。为这个新增加的内容写了约一千字。加上这样一段话以后，就为这个《决定》以至整个军队的政治工作确立了一个纲。这一段加得和写得都比较好，杨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三 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论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以下简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初稿已经起草出来了。当时把7月25日的稿子发到下面来征求意见。8月5日，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几个同志对征求意见稿提了一个书面的修改意见。等到《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改出来后，胡启立在北戴河连续打来几次电话，要我去参加讨论。开始两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马列著作选读的讨论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启立第三次又打来电话，非要我去不可。这样，我只好去了。

1 我在北戴河会上的长篇发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带了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精神文明问题的材料，认真一对照，就发现在不少问题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的稿子比原来的提法后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个发言，讲了一个多小时，下面就是这次发言的记录全文。

送审稿发给我以后，正好启立同志回到北京。我跟他讲，准备在研究室找几个同志认真地研究讨论这个稿子，负责地提出修改意见。他说很好，确实需要找几个同志好好地研究讨论。

小平同志看了送审的第一稿，说了三句话：架子不行；太长太空，要压缩到八千字以内；纪律问题、法制问题要增加分量。这同原先在北京时听到的不一样。最早听到说，行了。后来听说，要压缩到八千字。送审二稿送去以后，小平同志说，可以作为讨论的稿子，让大家多提意见。他还对几位同志讲，你们有不同意见，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所以，不是像原来传的，只是“行了”这么两个字。

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同意说送审二稿可以作为一个供讨论的好稿子，一个有修改基础的好稿子。根据大家的意见再进行修改，以后再听取大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几次，可以成为一个好文件。时间很紧迫了，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要误事。

第二，秋里同志发言，指出现在的稿子有四五段写得很好，表达了党中央十二大以来讲这些问题的精神，表达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讲这些问题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讲的话。我同意秋里同志这个意见，还要补充的是，稿子里不只是这四、五条，可以举出十几条来，表达了十二大、党代会以及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起草的同志在用心地体现十二大、党代会这一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的意见。

第三，在前两条的前提下，我讲三个不够。一个，认真学习、研究、领会、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的精神不够。第二个，十二大、党代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有了很多新经验，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文件总结新经验、注意解决新问题不够。第三个，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政方针定下来了，是正确的，可是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具体的政策、措施来不及规定，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问题，方针、政策还没有配套，由于经验不足，也不可能完全配套，这样，就留下了很多空子可以被人来钻。耀邦同志也讲，党内出现了新的不正之风。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确实有不少人在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串钻空子，搞歪门邪道的事。这是一个经验教训。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文件是个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这个文件，我们要接受这个教训。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子都堵住，但是在重大的问题上要尽可能想周到一些，不留下空子。而现在这个稿子，我看注意这个问题不够。

我们在北京讨论第一次迭审稿，有个共同的感觉，就是体现十二大、党代会前后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讲话精神不够。我主要是从这方面提一些意见。

主要是根据记忆，十二大讲了什么，党代会讲了什么，这期间中央领导同志讲了什么，把这些对照起来，感觉到送审稿体现得不够。八日上午到北戴河，我在火车上把带的文件读了一遍，原来感觉到不够的还是不够。一些有关的文件没带全。如十二届二中全会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陈云同志在三中全会上的书面发言、小平同志和穆加贝的谈话，先念同志在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等等；都没带。实际上，这些都与这次精神文明决定有密切关系。没带的没办法了，带了的，一篇一篇看，看了两遍，同时对照送审稿，大概划了二、三十条，都没在这个文件上体现，而且都是重要的问题。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把所有觉得需要体现的问题都在这里说出来，我只举十几条。

文件有这么一句话：“全会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走上轨道和全面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有必要着重地提出和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进一步明确党在新时期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这里一句不提十二大报告中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一句不提党代会进一步讨论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还有中央领导同志讲到这些问题。十二大的报告是集中全党的智慧，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在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导下，起草同志做了很大的努力，写成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我看理论的阐述，指导方针的确定，都讲得很好，讲得很明确。我们常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发展。这个部分，就是重要的理论发展。今天的实践仍然证明它是正确的。去年(1985年)的党代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指导方针，又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讨论、规定。现在搞一个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准确地说，应该是进一步贯彻执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需要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做一些新的规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讲，好像过去根本没有讲过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没有讲过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到这一次才提出来。这样的提法不合乎事实。只要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了，题目不改是可以的。但是，导言里头应该说清楚，是根据十二大、根据党代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来写这个决定。我们需要有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本不提十二大、党代会已经确定、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好像完全是提出个新问题，那什么叫稳定性？有什么好处？

十二大报告精神文明建设部分里有这样的提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送审稿没有体现这样的思想，而是用什么“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一类提法来代替了。十二大对思想建设的主要内容概括得很好。现在的概括不如那个。十二大还指出：“我们不仅要努力提高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提出来以后，究竟应该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一九八四年在三明市开会，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讲，我们一些省的领导同志、一些部门的领导同志一讲话就是只讲物质文明，不讲精神文明，精神文明问题提不到党委议事日程上，提不到部委的议事日程上，因此他们希望我讲几句硬话。我重读了十二大报告里面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部分，注意到其中这么一段话："我们决不容许任何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妨碍以至破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今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检查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工作，除了检查物质文明建设的情况以外，一定要检查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 "我说要讲硬话，我看没有比这个更硬的话了。你们回去如果遇到哪个领导同志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请他们读十二大报告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部分，特别是这段话。像这样的思想，在这次送审稿中，也没有体现出来。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文件没带在身边，不引证了。小平同志当时讲理论界、思想界思想混乱非常严重，现在理论界、思想界思想很活跃，但混乱情况比那个时候也更严重了。小平同志对当时各种错误思想的分析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对处理当时各种错误思想的政策界限、指导方针、具体规定也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还说，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有人公开在文章里批评这一句话。有的公开把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这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严重误解和曲解。现在决议讲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充分说理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是必要的。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判和纠正。但是，像小平同志说的，首先要认识改变思想战线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这次讨论，有的同志提出，文件有片面性，只提了要反“左”。当然也可以不必讲“左”是主要的还是右是主要的，因为这个文件是长期管用的。但是，总不能只反一个方面的错误，不反另一个方面的错误。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讲经济问题的，还讲了越是搞活经济、搞活企业，就越要注意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越要注意克服那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等等。

陈云同志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有个书面发言，讲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么是消极现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贵重的礼品，以及其他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这些就是消极现象。有的地方总结'经验'，叫做'二菜一汤，生意跑光；四菜一汤，生意平常；六菜一汤，生意兴旺；八菜一汤，独霸一方'。据说，现在八菜一汤也不大灵光了。还有的厂子，选两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姑娘当外勤人员，跑材料，推销产品，男外勤人员办不到的事，她们能办到。对这些现象，不必大惊小怪。因为，一方面许多企业的产品要自销出去；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社队企业的原材料没有列入国家计划，没有指标，需要自己去找。这两方面合在一起，必然会出现这些现象，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既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永远要坚持的奋斗方向。"

十二大以后，党代会之前，小平同志几次讲“四有”，后来出了本小册子，里头涉及到很多重要问题。例如，“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陈云同志在全国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讲话以后，很多同志说，陈云同志短短的一篇话，十六次讲社会主义。他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他反复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键是搞好执政党的党风，提高共产党员的党性觉悟，坚定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同一切违反共产主义理想的错误言行进行坚决斗争。

去年(1985年)八月二十八日，小平同志会见穆加贝时说："'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就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穆加贝听了小平同志谈话以后说，过去外国人宣传中国在搞"非毛化"，八一年来访时，小平同志同他谈了，特剐是有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理解了，认为问题得到了澄清了。他说，"我们知道你们仍在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不是搞'非毛化'。从那次访华到现在有四年了，我们很满意地看到你们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革命。"

去年(1985年)的党代会上，耀邦同志的开幕词讲了个很重要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年，我们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的，是很正常的。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陈云同志讲了："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要照党章办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七五"计划的建议，最后也讲了一个题目：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建议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做到：一、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它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二、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对于一切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对于一切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丑恶现象，必须予以制止和取缔；三、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全体人民中坚持不懈地深入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小平同志非常称赞，说旗帜鲜明，讲得很好。小平同志讲话中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 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么重要的思想，在送审稿里都没有得到体现。文件在讲到文化建设的时候，写的几条都重要，可是小平同志在党代会发言中讲到：“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这个思想文件就没有体现。小平同志还回答了一个问题：中青年干部接班，是接什么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小平同志又说："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二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陈云同志讲全党要重视党风问题，一是各级党组织要重视。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重视，要身体力行，做出榜样。三是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希望所有党的最高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陈云同志还讲了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这些思想在文件中都没有。

送审稿写了一段理论问题，许多同志认为写得好，我也认为写得好。文件讲，对马克思主义没有认真的学习和基本的了解，就谈不上坚持，更谈不上发展。因此，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可是，从上下文看，强调的主要是中青年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与小平同志讲话精神就不一致了。小平同志重新提出学习理论是有针对性的。中青年同志当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些同志在大学里学习过，有文凭，有专业知识，但是，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人不是没有，但是少，没有几个。这些同志需要学，不学习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有迷失方向的危险。在宣传部当部长的时候，我建议办了三期宣传干部训练班，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还有一期调了五、六个宣传部长来进修。这些同志一来到党校，普遍的说法是，忙得不得了，让我们抽出五、六个月来学习，时间太长了，得不偿失，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得到锻炼，来到这里，关起门来读书，能得到什么？可是等学习班结束，绝大多数同志觉得学习很有必要，很有好处，都普遍嫌时间短了，希望延长时间。用他们的话来讲：学了以后才知道不足，学了以后才知道学习的好处。青年人当然要学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学习？

今年(1986年)一月十七日，小平同志讲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最后一段。"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还有人指出：现在搞改革、开放、搞活，成绩是明显的，大家都承认的，我们要坚持下去。问题是一定要注意，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使我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不要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这个意见和小平同志刚才那段话的意思是一样的。先念同志在党代会上的讲话，也有很多新意。

小平同志在接见南斯拉夫共和国主席时说，检验我们成功不成功主要是两条标准：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国际坚持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如果我们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历史也是一个倒退。我们自己判断自己路走得对还是不对，标准就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是不是坚持和平。

重温了一些文件。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不够。当然不是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抄到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稿子上去，原文照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应该按照这些精神修改送审稿，使这些精神能够体现到文件里头。第二个不够是，联系实际不够，特别是联系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不够。

十二大以后，特别是党代会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执行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确实创造了很多新经验，发生了很多新情况，也提出了很多新问题。如老山英模团的报告，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映，起了很好的作用。秋里同志用了几句话，成了名言：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有纪律的人讲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讲自我牺牲精神。在英模报告团的影响下，许多地区、部门，以至于许多单位，都组织了自己的先进人物讲演团，像纺织部的讲演团、辽宁受灾地区的讲演团等。他们的报告，对青年人的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青年人有两句话：用同龄人教育同龄人，同龄人要向同龄人学习。我们要坚持革命传统教育，坚持经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应该承认，用他们自己人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教育自己，这样一种自我教育，确实是个新经验。这种先进经验在送审稿中一句都没提。还有，八三年，由林涧青同志主持，对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进行了系统调查，起草了一个《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纲要》，其中指出：文化补课、技术补课的同时，要向青年职工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有的地区、有的单位搞得很好。全国很多城市、很多地区发展起来一个振兴中华读书评书活动，现在人数已达到二、三千万人之多，规模扩大了，学习内容深入了。有些地区，有些单位，结合科技攻关，结合合理化建议，结合眼前的现实生活问题进行讨论，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社会科学，效果很好。前两天有个消息，说前几年文艺作品销售量大，这一年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书籍销售量上升。这也反映了读书评书活动的深入、提高。大学生里确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生活的教育，自愿地追求真理，要从马列著作中找答案。特别是清华大学，他们搞现代史教育、党史教育很成功。很多大学生自愿组织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小组。读书后，很多人要求加入共产党。当然不只是一个清华j好些学校都有这些情况。这都是新经验；需要总结，需要重视。十二大、特别是党代会以后，出现了很多双文明单位、双文明地区、双文明城市。农村还有双文明户、城市双文明职工的活动。三明会议起了很好的作用。安徽省七个城市，每年评比一次。江西省也是十几个城市认真建设双文明城市。四川省是十七个城市，每年评比一次。这次我到安徽、江西，看了很多双文明企业、双文明商店、双文明学校、双文明街道、双文明生产队。江西有个乐平煤矿，他们说，过去煤炭部有个规定，挖煤的只准挖煤，不准搞别的，如果搞别的，就叫不务正业。他们组织家属，组织待业青年，发展多种多样的工副业生产、服务行业，有些产品能够出口了。结果，不但使全矿物质文明建设前进了，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前进了。党员和非党员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大为改善了。还有蚌埠，过去说是一个"大垃圾堆"，党代会以后，市委亲自动手，从" 四有"教育入手，不仅有了一种文明、卫生、礼貌的新面貌，更重要的是改进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吉林、天津、河北、山东不少地方，城乡都搞双文明户活动。还有从军民共建开始的各种各样的"共建"活动，像警民共建、工农共建，等等6这都是新经验。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这几年也出现了新的气象。首先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组织几百个理论工作者，给他们出题目，进行调查，然后，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建议，供制定政策参考。上海、辽宁、安徽、四川、福建等地，也有搞得好的经验。关于整顿党风党纪，抓大案要案很有成绩。与此同时，按照小平、陈云同志一再讲的，干部要以身作则，有的行业、部门、地区、单位领导班子、干部应当遵守什么、不准什么，也分别做出了规定，而且带动党员去做。这都是新事物、新经验，送审稿都没反映出来。讲问题，小平、陈云同志都讲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加强，不能削弱。后来，乔木同志起草通知，在后面打了个括弧，说不是增加编制。结果舆论哗然，说小平、陈云同志说队伍要加强，很高兴，可是看了括弧里的话，又凉了。这里确实有个问题，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包括基层党委，一提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想到的就是加人。因此，究竟怎么样选拔适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党性强的人，加入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现有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里有培养前途的，怎么样进行培养，的确是个问题。确实有一个新力量、新血液的补充、提高问题。这些人从哪里来，怎样使他们具备思想工作者必要的素质，这些问题没解决，起码是认识上没解决。更重要的是，讲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要加强，好象只是眼界放在脱产的、专职的人身上。我在上海讲过，我们要把视野扩大。如各种劳模，他们是很好的思想工作者，还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也是很好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这些年来出现了一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全国知名的有朱伯儒、刘吉、曲啸、李燕杰。实际上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有。学校里有些很好的老师，教书育人。他们非常熟悉学生的思想变化，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帮助，而且学生同这些教师关系很好，什么话都愿意同他谈。这些好的东西文件里也没有反映出来。文件里有一点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很好，就是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基层党组织的任务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设。最近，四个条例下去以后，有的基层党委又一次灰溜溜的。这些同志没有认识到，明确了党委着重抓精神文明建设，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但还没有解决。至于认识上、思想上的问题，我提两条：一个，发展商品经济一定要严格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可是不能把这个原则套用到、或者搬用到党内政治生活、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国家政治生活、党内政治生活有它自己的原则。这不能混淆，不能互相代替。一波同志讲了，后来启立同志也讲了，彭真同志也讲了，不能搞自然经济，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界限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为个人捞腰包、发财。这个问题需要进二步研究。还有一个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工作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经济工作里面去，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解决群众的实际思想认识问题。但是怎样真正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有个初步的意见。可不可以从这方面进行研究。马克思说过：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述。毛主席讲过：我们共产党要领导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根据这个最根本的原理，我们在每个时期、每个地区，就应该了解当时的经济情况，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照顾各种不同利益人们的相互关系，照顾到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制定出合理调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们与人们之间，以至于这个部门内部这部分人与那个部分人之间的关系的政策。研究的时候，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参加。制定了以后就按照这种政策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人、农民中间宣传，一定有一部分人成为先进分子，他接受了、跟上来了，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觉得不解渴，从局部和自己身边的事情来看，不大满意。就要根据他的问题，根据总的政策，进行说服、教育、引导。搞绝对化、一刀切，也没关系，提醒他改过来就行了。这个问题我也是刚想到，不过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同经济工作结合好，这个问题不研究、不解决、不认识，"两张皮"的问题还是很难解决。总而言之，我们这个文件总要接触一下新鲜经验，总要解决一下人们现在希望中央能够帮助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一句话不讲，不好。

第三个不够。最近一年多来，自由结合地讨论、研究问题，相当多。参加这种自由讨论的人各种各样。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现在搞右，由西单民主墙、“北京之春”、八○年竞选影响下涌现出来的人。也还有受各种思潮影响的人。还有拿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说自己接触什么什么，然后又从外国人那里捞点什么东西，回到国内来吓唬中国人的人。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两个人就是两边做买卖，做政治买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文件要考虑，不被这些人抓住某一点，来作为他们的工具。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知道很清楚的几个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一次也没有做过认真的宣传，一篇有说服力的宣传文章也没有，可是现在听说他们起劲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是理论，只能学这种理论，好像其它的理论、其它的书都不要读了。更奇怪的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是理论，可是没有一个人讲十二大、党代会对精神文明的论述是重要的理论发展、是重要的指导方针。这不奇怪吗？一向积极宣传、以至于参加中央文稿整理、起草的同志，现在却被说成僵化、保守、反对改革、从来不宣传改革，甚至被说成攻击改革。还出现一种情况，讨论会也好，写文章也好，发消息也好，尽量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你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前两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艺方面的消息，题目有现代意识反映现代生活的字样。报道里头没有看到一个人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是现代意识。你既然讲是新的发展、是重大发展，可是说"现代意识"又没有它的份、没有它的位置。现代生活，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也没人讲。耀邦同志二月八日的讲话、四月十一日的讲话以及多次讲话，希望作家反映我们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报导没有一个字提到。《人民日报》发表何匡的一篇文章，说还是概括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好。这个同志我是很了解的。请同志们对照十二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个部分，就可看出何匡同志是不赞成十二大的阐述的。当然。一个党员、一个干部不赞成党的文件、党的决定是可以的。但你可以把这种不同意见送给中央。转给起草小组。可是不这样，而是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我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我觉得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要与十二大、党代会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在重大的问题上，不能够留下空子。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十二大的、党代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原则的提法，这次文件里头不写了，或者改变成一个相反的意见，坚决照着十二大、党代会精神执行的同志就会提出问题：我过去是按这个精神做的，怎么现在不提了，是不是我执行错了？是不是又犯了错误了？另外一方面，历来就不太赞成十二大、党代会的人，一看，是啊，都没写嘛，我本来就不赞成，证明我正确了。当然，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把十二大以来重要的东西一段段地抄上。语言要鲜明，主张什么、不赞成什么，要写得非常鲜明。不能写很多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的含糊东西。我认为在改这个文件的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非常认真地斟酌。我说的这三个不够，究竟对不对，请大家批评。建议起草的同志在听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不要急急忙忙地着手修改，要抽出一部分时间，认真地学习、研究、领会十二大、党代会以及中央的精神，然后来斟酌怎么改，使这些精神能够很好地体现到文件中来。不希望把这些重要文件、重要讲话撇在一边，急急忙忙地改这个、改那个。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改不好。要真正研究体现十二大、党代会以来的精神，是不容易的。要体现精神，又不要照搬文字，不容易。所以，不要着急，从容一点好。

2 送审稿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

我的发言主要讲了送审的稿子有“三个不够”，作为党内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过程中，提点这个、那个意见，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发言却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会场上我就看出来了。

发言提意见，我还是很委婉的，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开展的 “五讲四美三热爱”的活动倒退了，与三明会议形成的精神、经验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中讲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过去在讲到社会主义特征的时候，人们往往强调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人们还强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也是它的特征。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足以完全包括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④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

在北戴河讨论时，看出来胡乔木的意见很多。但他在公开场合讲话很少。他只讲了在工作中要反对“一切向钱看”的观点。胡耀邦不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说反对“一切向钱看"，那我们的经济工作就没法做了。乔木私下跟我说，这个文件比十二大报告倒退很多啊！

3 赵紫阳转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起草过程中，还看出了一个新苗头，过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时，赵是维护邓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赵根据邓的意见要改正胡与邓不一致之处，也就是说赵和胡有这样一种不同吧。而这次赵和胡是互相支持的，这种互相支持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还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们二人这次联合起来对付邓力群，则是非常明显的。赵支持胡，而胡也感觉到了赵的鼎力相助，因此对付我就更加起劲。

4 致信各常委分送书面修改意见

经过北戴河的讨论之后，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同志又改出了一个稿子。对这个稿子，我和书记处研究室的同志又认真地阅读和加以对照，同前几稿比较，我们感觉这一稿确实有了进步。我们又就这一稿提了一些意见，如这里、那里应加句什么，补充一个什么意思。我们又搞出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

9月7日，我把这个书面修改意见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书面修改意见时，我还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

精神文明决定8月16日的稿子，书记处研究室几个同志和我一道，仔细阅读，认真讨论，多方比较，共同认为比8月3日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时也觉得，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我们力求从这方面做些修改、补充。改稿送上供参考。作协四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和会后，有些人讲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在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乱。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后，混乱情况有所克服。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经了解主要情况。去年王若望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还是在讲台上讲，当场有人反驳。今年张贤亮讲得更明确，说："我们要给资本主义'平反'，要参照现代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模式来改造自己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艺报》8月23日公开发表。现在有些人要求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合法存在。其实，这些东西在我们报刊上已经发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评的文章很难发表，很难合法存在。我们报刊、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喜欢登前一类文章，不喜欢登后一类文章。看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我想将是严重的。希望针对当前思想界的情况，总结几年来贯彻执行十二大、党代会方针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完整地准确地把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体现出来，使决定改得好上加好。⑤

我的信和书面修改意见，还送了列席常委会的彭真、杨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还送了王忍之和何东昌等人。

5 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的批示

书面修改意见送出后，9月9日，邓小平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话，说："在十一页，我删去一处。”⑥9月10日，陈云在我们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说："启立同志并告耀邦同志：我身体不大好，关于精神文明决议(征求意见稿)，断断续续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问题是把“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句话删掉了。在8月16日的征求意见稿上写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日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 "。后来我也没对照，我们的哪些意见被吸收了，哪些没被吸收，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6 邓小平与我的一次重要谈话

(1)9月18日邓小平谈话实录

9月18日的上午，邓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形。

我一直记着这次谈话。1989年在烟台休息时，回忆那几年的情况，我把谈话内容仔细地谈了一次，由赵少坪做了记录。好一阵子，东找西找，一直没找着这个记录稿。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时，把这个记录稿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既与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有关，又远远超出讨论文件本身。将来如果能有时机，把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那可说是一个历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邓小平同志与我谈话的记录。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一进门坐下。

邓小平：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看了三遍。

邓小平：还有什么意见？

邓力群：还有四条意见。

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像这样的带根本意义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则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误解。

邓小平：(邓小平翻出精神文明决定稿，翻到关于道德的一节，其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指给邓力群)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

邓力群：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当然你也说过了，马克思主义另外一个名词就叫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也可以理解成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

邓小平：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

邓力群：我的第二条意见是，讲文化建设的部分，重申了一些过去的方针；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针没有表述，应当把近几年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党的方针，适当表述一下，这样更准确。第三条意见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种层次，这是必要的；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终归应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最好表达得清楚一点。第四条意见，……

邓小平：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

邓力群：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我圈掉了。

邓力群：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

邓小平：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如果发出去就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过去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坚持了？我们的整个修改意见，就是为了维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是改变过去的方针，而是坚持过去的方针。

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

邓小平：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这不符合实际。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张雇工超过国务院规定的，可以允许存在，但是报刊不要公开宣传，不要公开报道。因为中国的情况复杂，各地方的情况又不一样，需要在全国范围之内，对雇工问题做详细的、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就是在规定人数以内的，各地也不一样，也需要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再看看雇工有没有剥削，在什么情况底下不叫剥削，什么情况底下可以叫剥削。剥削的情况也不一样，有小业主的剥削，也有资本家的剥削。把这些情况搞清楚了，我们才能分别制定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的书面意见除分送常委以外，还分送了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几位同志)

邓力群：根据中央的要求，这个稿子现在在全党好几千人的范围里面讨论，北京的各机关也都在讨论。参加或者列席书记处会议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对这个稿子有什么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常委以外，我还分送了几个同志。这样提出意见的方式，我觉得在党内是应当允许的。

邓小平：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邓力群：小平同志，你们两位之间在有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陈云同志的主张，我宣传过，这是事实，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张，我宣传过。我可以向你报告，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讲话、自己的文章，我批阅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审查，可以全部拿来，看看究竟是宣传你的主张多，还是宣传陈云同志的主张多。

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

邓力群：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我不讲。

邓小平：你不讲，别人会讲。

台湾现在讲，一国两制，他们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要我们在宪法里头去掉四项基本原则。

我问一下你对一些人的观察。胡启立怎么样？

邓力群：政治上没有把握，不稳当。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讲不同意见。至于王兆国……

邓小平：王兆国不必提了。李鹏怎么样？

邓力群：这几年参加书记处会议，就这么点接触。从他的历史来看，留过苏，在苏联那种教育制度下，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专业学得好。回国以后从基层干起，是一步步地上来的。据我看，他管工业是有经验的。在书记处政治生活中间，给我的印象，他能够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邓小平：乔石怎么样？

邓力群：他没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书记处会上的表态，基本上是随声附和。到了政法小组工作以后，有一点变化。可能是因为政法工作比较复杂，不能不谨慎。

邓小平：这就是进步啊。

邓力群：是。

邓小平：谈谈对耀邦同志和赵紫阳的看法。

邓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赵紫阳比，他学习是用功的，读马列的书，读中国的古代文学，都很用功。这方面赵紫阳同志不如他。据我观察，也听到别的同志说，赵紫阳读马列的书很少。在书记处的会上，对于不同意见，耀邦同志还能够让人家讲出来。你讲完了，开完会，他自己还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会上对赵紫阳提出不同意见，他是听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你驳倒，强词夺理，盛气凌人，非把你压倒不可。他的意见碰到钉子以后，行不通了，他也会说，原来我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证明你的意见对。耀邦同志最大的特点，心思用在怎么让他的讲话、他的意见，把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激动起来。赢得掌声愈多，他愈高兴。他的精力主要用在这方面，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

邓小平：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邓力群：赵紫阳同志做经济工作，从基层搞起，县、地、省到中央，有经验，对经济工作中的问题比较敏感，也有办法。我最担心两件事。一是我听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同志讲，赵说马克思主义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他那个东西对我们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的理论工作简报刊登了赵紫阳谈话)。二是他搞经济工作，热衷于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这两条对于高级干部来说，都是大毛病。像赵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这样的毛病，实在让人担忧。

邓力群：(先前我曾经向中央同志几次提出，希望退下来。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我这一辈子当助手，十二大以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几年的经验证明，我作为领导集体的一个成员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烦人，我已经产生了一种倦政情绪。

邓小平：倦政？

邓力群：我不愿意卷在这里头，已经提出过四五次了，诚心诚意，不想再干了。退下来后不会偷懒，需要我继续做的还有几件事情，一个是《当代中国》丛书，一个是《中国美术全集》，要负责到底，全部出齐为止。我还担任了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顾问，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这两个顾问，要我顾就顾，不要我顾就不顾了。

邓小平：(谈话结束时，邓力群再次说到退下来的事)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这次我和邓小平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言辞之尖锐，在我一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同时，也必须说明我和邓谈话时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我走的时候，邓还起来把我送到门口。这就是政治家的涵养啊！但是很明显，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我，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着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⑦

(2)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

协助邓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经历，也是近年来我反复思索的问题。仔细推敲和审视我的所作所为，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

7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争论和《决议》的通过

(1)概况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原则通过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提交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时，一下子冒出来个陆定一。陆提出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万里出来响应，会上有一小部分人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会议的，在争论中间他的插话，最能够代表他的内心思想了。邓小平即席讲话，坚持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穷、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这样，全会通过了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

会议上有争论，争论得非常热烈，而且争论的时间也不短，这是我所参加的中央会议中空前绝后的一次。

(2)争论经过

开会后，先由工作人员宣读《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宣读后，胡耀邦同志问：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请发表。

陆定一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这个《决议》写得很好。有一点意见讲一讲，我已经在起草这个《决议》的过程中今天第四次提这个意见了。在第14页第 12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删掉。1956年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时候，苏联方面就说，我们这个方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时，胡耀邦插了一句话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刘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陆定一否认这个说法，坚持是苏联提出的，并说少奇同志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给"资产阶级自曲化"做什么定义。

陆定一接着又说，1966年5月中央有一个《通知》撤销所谓"二月提纲"，说这个"二月提纲"是彭真同志一个人搞的，是背着康生搞的，是背着其他人搞的，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就是放，就是只让资产阶级放，不让无产阶级放。1967年，《人民日报》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对我的，说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现在觉得，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别的我都赞成。

耀邦同志重复了定一同志的意见，讲“文化大革命”中间，“四人帮”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帽子，打击我们党里面的许多好同志。他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概念，是1959年刘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话是说，"双百"方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其他同志也用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重新用了这个词，小平同志讲的比较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曾经一度出现过有某些同志滥用这个帽子。所以，后来小平同志讲，"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讲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是这个范围。现在请同志们考虑一下，这个词究竟用不用？保留下来有什么好处没有？我没有肯定的意见。现在我们国家里确实有一些人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少数。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这样那样错误主张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错误的，同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等量齐观，不妥当。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是我们党内民主，活跃一下有好处嘛。请同志们考虑一下。

万里同志接着发言，说只要是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化。这个自由化，加到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对，加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对，所以我主张取消。

然后，杨尚昆、余秋里主张保留。薄一波说，会前，定一同志就劝过他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他考虑，写这一句话，和定一同志讲的涵义并不完全相同。他又说，他还代表宋任穷，都主张维持文件原来提法。

(3)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接着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4)常委的表态和《决议》的通过

赵紫阳主张这句话保留不动。陈云、李先念同志认为应当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说保留对当前的局势有利，以后实践证明这个名词不恰当，再重新考虑。

彭真同志发言认为，名词本身不是主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党统一领导。他赞成维持原案。

最后，胡耀邦提请全会进行表决。一致通过。

(5)胡耀邦的讲话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参加会议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作了一个长篇讲话。对上午在全会上要不要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争论采取淡化的方针，只说："定一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不赞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说删去第十四页那九个字并不损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为他改掉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进行辩护，对邓力群不同意这样修改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8 实践的检验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做出后，在实际生活中，好的方面没有多少进步。相反，原来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因为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劲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虽然没有"三宽"的文字，但"三宽"的精神却充斥其中，这样，搞自由化的人感到这个可以接受，那个也可以利用。这样，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以后，自由化的风潮就泛滥起来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学生闹事。结果，连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注释：

①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3日。

②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54页。

③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页。

④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页。

⑤1986年9月7日，邓力群致启立并报耀邦、小平、紫阳、先念、陈云同志的信，手稿复印件。

⑥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原则通过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第11页。邓小平删去的一句话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

⑦1986年9月15日，邓小平阅胡耀邦、赵紫阳就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中提出的意见，作出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胡耀邦、赵紫阳在意见中说：同意起草小组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因为讨论中理解极不一致，"为核心"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我们今天自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一 一九八六年学潮和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生活会

从我一生的经历来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满风浪，有忧有愁啊！这里顺着时间次序讲七件事。

1 邓小平关于学潮的谈话

1986年12月中下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反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同志谈话，指出学生闹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邓小平讲话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事件的发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没有得到遏制，不是一、两年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了。第二个重要内容是点名批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早就应该把这些人开除出党，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讲到了胡耀邦。因此，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 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①

2 胡耀邦写信给邓小平请辞总书记

邓小平同志谈话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应。1月2日，他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承认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表示了这样一个意思：自己不适宜再担任总书记，愿意辞掉总书记职务。

3 邓小平提议举行党内生活会

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这前后，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经过中央常委议论，决定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会议要注意四点：第一，不要说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第二，不要涉及到个人的品质，不要因为胡犯了这个错误，就说他的品质如何，对品质不要加以评价；第三，不要提"团派"，因为胡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社会上也有这种议论，认为批评胡耀邦，实际上是要打击 "团派"；第四条大概是：不要说这个人是什么圈子，那个人是什么圈子，即属于宗派性质的问题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托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个人来召集这次生活会议，指定由薄老主持会议。1月8日，中央办公厅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规定了到会名单。

我记不清楚生活会是开了五个半天还是五天半了。会上有口头发言，也有书面发言。会议还印发了一些参考资料。

4 我的长篇发言

会议召开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说学生闹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错误引起的恶果，中央要开一个生活会议。他们要我准备一个批评胡耀邦的发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问题说一说。我说更多的事情胡乔木知道，乔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们说，他是他，你是你，我们找你是要你做好准备，讲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会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讲了半个小时。第二个发言的是我，我作了一个长篇发言。12日上午没讲完，13日上午接着又讲了近一个小时。两次发言合起来有3个半小时。

在批评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评，然后是对胡耀邦同志进行批评，一共讲了六条批评意见：一、关于统一思想的问题；二、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三、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的问题；四、关于“左”和右的问题；五、关于对干部的任用问题；六、关于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的问题。六条批评意见中讲得最多的是怎样对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一会儿肯定、一会儿否定，一会儿又肯定、一会儿又否定；从总的变化看出来，邓一发现就讲：他一讲，情况就好一点；讲完了以后，经过胡耀邦这样搞那样搞，形势就又逆转了。总之，几次肯定，几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学潮。学潮的发生是与胡耀邦同志的态度直接相关的。

当时，党内外和港台都谣传、议论，各种说法很多、也很离奇，说邓小平主张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力群谎报军情、夸大其词引起的。我的发言澄清了事实。

我发言的基调是平和的。没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语言，只是如实地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没有发挥，没有上纲，更没有给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当时的心情来讲，是诚诚恳恳地帮助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情，我说到有些地方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胡耀邦同志听了、看了我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意见，是不是大发脾气，是不是从此记恨在心，我不能推测。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吧！我的发言是有稿子的。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我把生活会上的发言一字不漏地抄录在下面：

一、非常拥护、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讲话。非常拥护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召开这次党的生活会。希望而且相信这个会能开得很好。建议今后每年至少开一次这样的会，相互交心，相互批评，相互帮助，相互监督。这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可以帮助这个集体少犯错误，至少不犯大错误。是不是可以说，在座每个同志都需要这样的帮助和监督。

同意刚才秋里同志的发言。

二、先做自我批评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以后，我事先没有请示，就向新华社分社社长会议、红旗联络员会议传达了会议内容。这是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

在这以后，一天乔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说，昨晚耀邦同志来，说你把扩大会议内容传达了，很多话是好的，但是说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问题。我向小平同志负责地声明，我没讲这话，但我没请示就传达，是严重错误，接受小平同志批评。接着，我把传达的录音稿送给耀邦同志，并向耀邦同志做了书面的自我批评，保证以后不重犯这种错误。整党开始，我在书记处研究室党员大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整党中我向中指委的检查，也写上了这一条。在书记处几位书记谈心会上，我也做过自我批评。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次郑重地就这一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并恳请同志们对我进行严肃批评，监督我以后不再重犯这类错误。

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指委确定，宣传文教战线要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清理和检查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问题。由于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访日准备，乔木同志集中时间写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宣传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这过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问题发表意见。现在看来，那些意见还是站得住的。但工作过程中确有失误。

1 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讲到工作步骤，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进行，先党员负责干部后一般党员干部，先党内后党外，地县什么时间传达，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看来不应由省、市、自治区自己，而应由中央决定。各地很快往地县传达，出了一些毛病，和这个部署有关系。

2 原来决定，十一月中旬前公开发表小平同志讲话。我请郁文同志(当时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邀中央一级报纸总编开会，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特点和工作对象准备评论、社论。由于我没有交待清楚，广播电视部同志也到会了。他们听到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机构，立即采访省、市、自治区领导同志，请他们就此表态，于是广播、电视、新华社、报纸纷纷发表消息，有时一天之内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表态，在几天之内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不应责备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会以后，从反对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让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对耀邦同志的一些说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按照党性原则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及时地、系统地反映这些情况和提出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最严重的失职。

多年来，我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对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当等等，恳请同志们进行批评。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的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同时我认为应该肯定，耀邦同志这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新老交替、热心建设、热心改革等等方面，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这需要也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要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也要有意识地充分肯定和保护他对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的同志，我们批评他的错误不讲情面，但是丝毫不应该夸大他的错误、抹煞他的成绩。批评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使他继续为党做更多工作、更大贡献。这不只是对耀邦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的问题。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对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有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也请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检查的顺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实，努力遵循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一些意见。

1、关于统一思想

中央整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这个决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了。

《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问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前几年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不要纠缠了，这次整党重点应该放在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上”。“前几年的思想问题”，讲的就是坚持还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文章讲了三个：“第一，是否坚定不移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有没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是否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第三点，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上讲的，统一思想"重点是现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以及对"使自己领导的业务工作偏离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批评。根据这个思想，书记处部署整党，安排听一百多个部委的汇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即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同志没有接受，还是一直这样汇报下去。

在这期间，他对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宣传工作部门要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宣传经济。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提经济工作的方向问题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经济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讲，“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工作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后来，《人民日报》根据他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稿由乔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说，他不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几个省的同志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他们到地方讲话，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会上情绪很激烈。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是不对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忆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门同志谈话中，有没有这个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到，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顾经济、忽视政治的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这个意见的。但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意见重视到什么程度，怎样考虑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到，小平同志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他头几年是结合解决一些党的工作问题、思想工作问题贯彻了的。我翻了一下手边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讲话，证明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尽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样，但是他讲话的总的精神还是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正如上面所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就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原则，在他还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对这样重要的理论，我没有听到耀邦同志有什么反应，在工作中有什么部署。他检查中说，六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和他谈话时突出地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把他唤醒过来。这很值得深思。

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

先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个讲话中用过。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用过“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数也不少。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中只用了“清理”，没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转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时，也是按小平同志说法，用“清理”而没有用“清除”。有同志说，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邓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实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对待精神污染，要反对、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问题的实质不在用语，而在对待精神污染的态度。在这点上，确实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讲“清除精神污染”，同杨力宇的谈话中还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概念是站得住脚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中却说，“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主要是怎么样的提法更准确一些I。要讲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里说的"决议"，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号文件，即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时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乔木同志讲这个意见。乔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的来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结果送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转耀邦、紫阳同志。他们两位圈阅了。当时曾考虑研究改变提法的问题。

可是耀邦同志这以后不仅在党内党外到处讲这个问题，而且还向外宾讲。三月十八日，他会见日本外宾，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国之音”向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议新闻司按如下口径答复："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宾的上述谈话，不同意这个答复，另起了个稿子。我们也不同意，又起了一个稿子。连同外交部的共三个稿子同时送请紫阳同志审批。紫阳同志批示：" 我觉得还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好些，如需要，书记处再议，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国前先议一下此事，对外久拖不答，影响我国对外形象。请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阳同志意见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紫阳同志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是经过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反复斟酌，取得一致意见，又经过人大通过的。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时甚嚣尘上。王若望造谣造到小平同志、紫阳同志身上，宣扬不仅要引进资本主义的设备、资金，而且要引进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文化。散会后，各地传达，浙江、甘肃等地这些人大肆活动，说执行二中全会决定，批评精神污染的人是 "清污分子"。然后又是各协会代表会的召开。几个重要的协会，会开得乱七八糟，人们说，比资产阶级的议会还糟糕。很多。同志说，这是建国以来文艺界从未出现过的丑闻。当时中宣部有的同志讲，反对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纠正了，但后来造成的思想混乱，是要长期发生影响的，很难改变过来。

面对这种混乱情况，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讲了一篇好话，即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在正确阐述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任务，做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队伍问题的同时，阐明了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讲了反对精神污染问题，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原则。讲话又说： "'精神污染'这个名词一般人比较生疏，可能在国内外引起这样那样的误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样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实上也办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时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这个名词。"这里要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两次找我谈话都说，"精神污染"是他提出来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又说，他在二中全会的讲话没什么错，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谈话，在座的有林涧青同志。他当时正在帮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请他把小平同志谈话整理出来，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报告了耀邦同志没有。耀邦同志新闻工作讲话稿，我曾参加修改。当时没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这段话报请小平同志审批，这是我应该检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艺干部开座谈会，讲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感情挂起钩来，同时代精神挂起钩来，反映人民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这次讲话主调是好的，缺点是没有提醒文艺工作者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对和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

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常委讲话的学习和执行，使作协四大后的混乱情况有所收敛。各级党委两个文明一起抓，形势越来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论界的情况，又开始发生变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连续召开几次老年、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参加会议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发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言中也提出一些问题、意见，也值得研究，值得考虑。但欣赏或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言，主要讲的就是不赞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赞成反对精神污染。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王若水既参加了老年理论工作者的会，又参加了青年理论工作者的会，两个会都让他发表了长篇讲话。我把两个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整理的发言记录送启立同志并请转报耀邦同志。但是没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没有限制、没有前提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讲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不应成为资产阶级专利品，全部让给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讲，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有的同志不提四项基本原则，孤立地讲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战略讨论，北京的双百方针纪念会，七月以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讨论，这样一类的大会小会，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会，自由串连的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单位开。报刊文章，名人讲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于我们的舆论阵地。如果说，作协四大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主要还只限于思想问题、文艺问题，这次的泛滥就是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书记处研究室同志把学潮中学生的一些政治主张、理论见解同知名人士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做了对照，从中可以发现，除极反动的口号标语，其它可以说绝大部分来自于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学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绝大多数是好意见。可是其中有一段话讲：“特别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我们搞了一个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现在还背着一个黑锅。”到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时间谣言四起的时候，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切莫谎报军情。社会上谣言说：小平同志二中全会所以讲这么一篇话，是因为邓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实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当。我这里要负责地说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周扬同志关于中国全面异化的文章以后，中宣部向书记处写了一个书面报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书记处讨论，同意这个报告，责成中宣部和胡乔木、邓力群同周扬、王若水、秦川谈话，核对事实，听取意见。我们照做了，又对报告做了修改，第二次报送书记处并常委。事情一直拖着，不予处理。除此以外，二中全会以前，我没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关于周扬同志的材料。

有人说“精神污染”这四个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见讲的。这也要负责地说清楚事实。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华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龚育之、郑惠、卢之超同志到他那里谈话。他说，前些日子曾交代乔木同志，要乔木同志为他在二中全会讲话做些准备，问准备得怎么样。我请龚、郑汇报情况。他们说了乔木同志的一些设想。小平同志说，不能讲那么多问题，只讲两个问题：一、整党不能走过场；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他还详细说了他关于这两个问题想讲的内容。龚、郑二位做了笔记。我在这过程中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小平同志讲二中全会要增加一个议题，做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议时，我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小平同志说，那好，会后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来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在书记处作了详细传达。整理出来后送小平同志审阅，他还改了两个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中为周扬同志抱屈，说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头的人，二中全会上刮起一阵批周扬的风，他认为很不对。我们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头。就拿耀邦同志说吧。“文革”初期天天“示众”，在汪东兴当校长的干校里从事那么重的劳动，我听了以后很为他难过。能够说，我们因为当时吃了苦头，后来犯了原则的错误，也不能批评吗？我想，耀邦同志为周扬同志抱屈的这个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的错误是小错误吗？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异化了，可以说全面异化了。这样的错误，不是原则错误吗？他是中顾委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对他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允许吗？各组对他的批评，我从简报中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很过头。会后，我就在书记处的会上指出，这个同志的批评很不对。我在二中全会的小组会上有个长篇发言，整理出来有三十七页。其中大部分是列举事实批评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页多，就周扬同志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批评意见。讲到异化问题时，我说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周扬同志观点和王若水同志还是有区别的。周扬同志在全会小组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会后我传达时，按照简报介绍了他自我批评的内容，随即表示我很高兴周扬同志做了自我批评，并向大家保证，有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还像过去一样把他当作同志中的兄长来尊重。

这里还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个情况。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说，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小平同志就此讲了一些话，因为过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现在把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的全文念一下：

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关于异化，马克思是如何说的，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大家。这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异化是什么。也是个学习嘛。让大家接触一下这个问题，有必要。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到说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倒。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得组织点文章。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需要写有份量的文章驳这个东西。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这是一种论断，这个论断没错。

搬了些古老的东西加以歪曲，这是吓唬人嘛。所以，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利用这个机会学习学习嘛。

外国各方面对异化的议论，整理成一个材料，发给全会(不写周扬那些)。

周扬同志送来的材料，我一看，马克思在什么范围内讲这个，清清楚楚。这个材料帮不了周扬的忙。从一九八三年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历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

第一个肯定，大体上可以说，从二中全会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讲话，其间发表了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文章。这个时期，总的形势是好的，尽管具体工作上也出了一点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是在认真执行二中全会决定的。绝大多数党员一致行动，同各种精神污染的现象进行了斗争。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检查。总之，正气占上风，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气刹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讲话，接着同日本外宾谈话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种种说法传播起来。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阳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的工作，并且说，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个报告，对坚持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有所收敛。九月，耀邦同志严厉批评贺敬之同志主持召开的那个文艺问题的会，“背着书记处”呀，“文艺黑会”呀等谣言广为传播，使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压力，而抵制二中全会的人则越来越神气，活动越来越频繁。从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讲话，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协四大前，肯定反对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对精神污染，互相斗争，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来越占优势，反对精神污染的力量越来越受到压制，受压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作协四大，由于耀邦等同志正式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们认为他们全面胜利了。所以才有所谓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的说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动，非常嚣张。同精神污染进行斗争的同志被称为“清污分子”，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不少同志还能顶得住，也确有一些同志由于从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态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压制的情况，感到非常悲观。有的同志甚至说，他们被出卖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讲话，四月十一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再次肯定反对精神污染是对的。特别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五月、六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以及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和五位常委讲话的传达、学习、执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对的。全国的形势越来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开活动减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宽容、宽厚、宽松等等一套，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又活跃起来，在各种范围进行串连，举行各种大会小会，发表演讲、文章。六中全会的召开，以至于六中全会决议的发表，不但没有制止他们，他们反而抓住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东西大造舆论，不仅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公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公开宣传全盘西化、三权分立，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同志，丑化党，丑化马克思主义，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等等。他们的宣传，毒害了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的相当多的部分，种下了这次学潮的恶果。

这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同志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坚持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对他印象不好，也没有讨到那些坚持搞精神污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欢心。两方面的人有一个共同印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话是能够信任的。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 (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下面举个具体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艺问题讲话后，耀邦同志召开过一次电影界的编剧、导演、电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谈会，也应该说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如说电影要维护国家的荣誉、民族的尊严，要多拍反映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题材的影片，说他讲了多次要拍三大战役，每次都说没有钱，可是北影却准备花六百万拍《红楼梦》前两集(据说是系列电影，要拍多集)。电视台已经拍摄了多集《红楼梦》电视连续剧，为什么急于花那么多钱重复拍这样的远离今天现实生活的影片。到会同志做了记录，有的还录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说他从来没说过不要拍《红楼梦》。于是《红楼梦》又开足马力，据反映，正式开拍前已用去二百多万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组部、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到北影调查三个月。工作组写了个调查报告，把北影厂这样一个明明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不力、不正之风盛行、管理混乱，群众极为不满、强烈要求整顿的单位，说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响"。厂长胡其明本应对上述各种不正常现象负主要责任 (本人"文革”中参加给江青及其爪牙写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参与写了北影第一张点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却被指定继续当厂长，组织新班子，对那些坚持党的文艺路线、坚持电影革命传统、坚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进行压制。这个报告摘要，经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转发全国，要求按批示精神对各级文化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调整和建设。这以后，胡其明在厂内外宣扬，他这个班子是总书记亲自指定的，影响极坏。

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