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在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庭辩论结束后，蒋洁敏在最后陈述中说：“我犯下滔天罪行，愧对养育我的祖国和人民，我本应报答，却走向了邪路，我无比惭愧，痛心疾首。我要深刻反省，接受改造，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看到蒋洁敏自行承认的“滔天罪行”，不禁让人想到在2013年末被处决的朝鲜原“二号人物”张成泽的“滔天大罪”。只不过，蒋洁敏的“滔天罪行”是在法庭上自行认定的，而张成泽的“滔天大罪”却是朝鲜官方宣判的。记得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的张成泽判决书中有这么几段话：
“狗不如的人间渣滓张成泽背叛党和领袖天大的信任和深恩的栽培，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大逆行为”；“全场以热烈的欢呼沸腾的时候，张成泽不情愿地站起来勉强拍手应付，表现出傲慢不恭的态度，从而引起了朝鲜军民的冲天愤怒”；“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滥发数千亿圆朝币，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无论岁月流逝、世代交替，白头山血统是绝不能改变或更换的”。
朝鲜不愧为中国的小弟弟，上面那段话，一下子便让中国人犹如回到了那个同样疯狂的年代。不过如今的情况却是，自认犯下“滔天罪行”的蒋洁敏仍活的好好的，他将被判处何种刑罚仍待定；而被昭告天下犯下“滔天大罪”的张成泽却在宣判之后被立马枪决，甚至外界曾一度疯传张成泽被“犬决”，听来毛骨悚然。中朝虽同为威权主义国家，但从同样“罪行滔天”的蒋洁敏与张成泽的对比中，似乎中国人的惩罚更“柔性”一些。
也许有人会讲，朝鲜代表的是四十年前的中国，中国人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对外开放之后才变得这般“人道”的，拿今日的中国与朝鲜相比较并不恰当。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即便是在四十年前“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直接枪毙那样的处罚在中国也鲜有听闻。在那个时期，同样有两个国家发生过类似的运动--前苏联斯大林的“大清洗”与毛泽东的“反右”及“文革”。不过，斯大林的“大清洗”是狂飙突进式的，使用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以刑讯逼供和利用被告人家庭成员威胁的手段迫使被告人认罪，而被定罪后的被告人通常会迅速被处死。据悉，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命令，其血腥与惨烈之状，充分体现了斯拉夫人民族性格中野蛮的一面。而相较而言，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及“文革”，虽然也有数不清的人被整的妻离子散、生不如死，但那场运动从根本上还是以精神上斗倒斗垮对方为目标，激烈如“枪决”这样的场景极少出现。
回顾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政治斗争从来不曾停歇，而历代君王在掌权稳固之后对昔日辅佐其上位的重臣采取“兔死狗烹”之术的更是不在少数，然则如斯大林一般想“处决”谁便立即动手的同样不多，往往都是先权衡一段时间斟酌良策，能“智取”的绝不“强攻”，如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纵使那些名将们最后也未曾得善终，但身为君王的宋太祖毕竟没有对他们立下杀手。虽然也有像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那样手段激烈的人在，但他们对手下的“处决”同样也是采用迂回之计，没有统统“斩立决”。
这种迂回的斗争经验，现代的中国人怕是有许多都是从老祖宗那里学来的，乃至“柔性”斗争最终成了汉民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民族性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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