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广东警方在通报2015年“打黑”成果时，首次提及黑恶势力有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势，并且通报还称，特别是在基层村委会这一级，黑恶势力已经渗透和侵蚀了基级政权，危及了执政根基。不可否认，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已经完成罪恶的“原始积累”，不甘于地下，开始直接政治领域渗透，有分析认为，这是权力的庇护导致黑恶势力膨胀的直接原因。中共自十八之后的反腐工作，势必也需要与反黑同时进行，不可毕其功于一役。而且，广东警方还表示，未来将重点打击与黄赌毒“合流”的黑恶犯罪团伙，乡霸、村霸等农村黑恶势力。
全国人大机关
对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是有关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或许，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还且成发展趋势，但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重视。但对黑恶势力为何能轻松的侵入到农村乃至基层政权的这些问题，有分析认为，一方面是政治措施有许多只指标而没有治本，缺乏长期有效的根本性整治方案；而另一方面则是得益于它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形成的“保护主义”的政治关系，从而使得它们的势力逐渐壮大。
权力向政治渗透
黑社会并不仅仅如人们想像的只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实施杀人、抢劫、赌博、毒品交易等等犯罪行为，除了其内部组织严密，具有严格的分工，并有一套对抗国家侦查、惩罚的机制，在合法交易的掩护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外，通过各种手段向政界渗透，获取政治上的庇护甚至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也是黑社会最大的危害性所在。曾有媒体报道，沈阳市警方摧毁的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向真正意义上的黑社会转化初露端倪，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沈阳市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纠集一大批劣迹斑斑的不法分子，充当打手，购买私藏枪枝弹药，疯狂作案。刘只要看中了某个地方，便通过武力霸占到手，暴敛钱财，大搞房地产，滥杀无辜。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竟然是沈阳市人大代表。况且，吉林省近年来破获了多起重大黑社会性质案件。之前吉林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梁旭东，与之有牵连的党政干部就有三十多人，这些人不但涉及地方的一些官员，更有一些公检法政法机关的干部，为违法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使梁旭东团伙长年逍遥法外。
吉林省和龙市顾德成一伙在1996年已经发展成为当地有一定影响和势力的犯罪集团，但顾德成本人竟能先后当选为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更为严重的是，根据公安部门最近的报告显示，少数的黑社会势力已经渗入县市级政府内部，到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县市议会）与政协的领导人。
有分析认为，存在着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反社会的犯罪势力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这必然严重破坏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甚至于影响政权的稳定。黑恶势力向政权组织渗透的活动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遏止，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早已成了人所共知的秘密，他们在台前幕后为这些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黑恶势力出谋划策，纵容保护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人的庇护下，黑恶势力的犯罪气焰更加嚣张。因此，外界有分析认为，打击消除黑恶势力必须与反腐紧密结合，对黑恶势力以毁灭性打击，首先要克服来自于政权内部的干扰和阻力，挖出那些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后台和保护伞。后台和保护伞不除，黑恶势力也难消。
“第二政府”出世
西方世界的黑社会如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还有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竹联帮、中国香港的14K等等，在国际上也是“声名远扬”。正如意大利著名的反黑手党斗士法尔科内说：“黑手党绝非一个简单的刑事犯罪组织……实际上黑手党除了牟取暴利外，还企图控制经济。”他们通过走私、贩毒、操纵建筑业、收取保护费等手段积累庞大财富的。据一份权威社会学研究资料：黑手党的年营业额至少占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海洛因一项，每年就为黑手党创收400亿美元。他们还将大笔资金用于政治投资，行贿官员、收买人心或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然而，一些国家的政治丑闻不断，就是与黑社会有着很大关系。早年前，日本首相森喜朗与黑社会头目吃饭的照片被新闻媒体曝光后，在日本政坛引起轩然大波。现在，国际黑社会组织已从早期的单纯暴力型的集团犯罪，开始向政治、经济领域渗透，有的甚至可以左右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甚至会影响国家的政治政策。中国近20多年来，黑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并逐渐兴盛，外界分析是得益于它们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保护主义”的政治关系。那些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府官员，像是工商、税收等部门都成为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而这些官员们在政府内部也因为共同厉害关系而互相支持保护。
外界舆论对中国为何会成为黑社会产生的沃土产生诸多疑问，其中有分析人士认为，其一是中国长期以来就有“秘密会”，也就是“黑社会”的传统；其二，是因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过于庞大才导致。而这两点能够解释当代中国黑社会组织兴盛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背景，却未能解释中国黑社会渴慕政治权力的特点，以及黑社会势力为何能够得到政府官员的大力庇护。
与其他国家的黑社会相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结盟所涉及的领域要宽广的多，而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员的庇护获得金钱，它们更喜欢在民间使用权力并炫耀权力，一些黑社会头目除了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为自己谋求观之，以至不少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诚然这被戏称为“第二政府”黑恶势力，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民众对其的无奈。
权贵私有化 “保护主义”盛行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补充分体现出华夏大地上现代政治经济制度，当然无论是极权制度还是威权主义，抑或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在美国曾有社会学者分析过，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企业内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主义”关系。但外界舆论有分析则称，对企业内的“保护主义”社会关系网络的剖析完全可以应用到对官场以及官商关系上。
来自北京的观察人士认为，从现金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在政治制度有关。它奠基于党政部门及其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度环境里。或许在这里的环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而且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遭到官员权力的侵犯。
为了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不建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并且这还是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红色贵族”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这其中也包括具有黑社会背景的商界人士，和其他社会群体之中，成为“红色贵族”通过官商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为此不难看到，在各地政府官员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黑社会组织得以在中国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所以，正如前文所述，外界有观点认为，黑恶势力对国家，甚至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更多的是对国家政权体制进行的制度性侵害。这种侵害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对基层政权的制度性建设的确还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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