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是习近平在2014年4月1日出访比利时的时候引用《老子》中的一句话。彼时的前一年11月，中共召开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也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彼时的后一年同一天，中央深改组召开了第十一次会议，累计审议了至少50份文件，开会频率接近一月一次。
踌躇满志的习近平正在向世人证明：Who is Xi！
众所周知，贯穿江胡执政二十年，改革始终是一条主线，不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而产生着对过去仓促定下的规矩做进一步完善的迫切需求。而小组治国则是埋于其中的隐线，承担着一些协调却又低调的工作。尤其是胡温后期，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改革需求对旧规则的破除日益急迫，但改革“深水区”却始终深不见底。
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果说深化改革是对旧秩序的全面挑战，那么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提纲挈领的方法论，而小组治国的操作方法则是对这个概念性的“现代化”的具象解释，颇为明显地体现了习近平以施政之“细”，消改革难事于其“易”的施政方略。
“小组治国”开道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之后，最受瞩目的变化就是四个领导小组的成立，即全面深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小组组长均为习近平本人。也因为此，诸多外媒给习近平贴上“习皇帝”、“集权专制”等标签，但是专政的帽子并不能弥盖他们对小组治国成效的叹服，高效而细致的政治成果既是对西方口水式议会制的挑战，也完成了中国过去“小组”的蜕变。事实上中共小组治国的工作方式，可以追溯到建国前的长征时期。当时，由毛泽东主导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虽与日后的领导小组在运行方式上不同，但奠定了中共“遇大事，用小组”的思路。到了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小组思路”得以充分运用。当时，中共成立了包括清算过去的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及为加强整风领导而设立的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这些临时机构可视为领导小组的前身。
1958年6月，中共中央先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5个领导小组，“小组机制”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不过，1966年5月，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设立的“中央文革小组”，却成为权力不断膨胀、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与伤痛，至今仍让人不堪回首。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在“文革”期间运作基本中断的中央各领导小组相继恢复。当然，“中央文革小组”不在此列。同时，中共还成立了一些延续至今的小组，如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小组。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及这些机构时，称之为“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次年，定义再次明确，领导小组等机构统称为“议事协调机构”。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举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在此次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权力结构调整，一系列领导小组（委员会）横空出世，使习近平除拥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党、政、军三大最高职衔外，还兼任多达7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的组长或主席。这些角色赋予他对中国改革、情报和安全系统、军事、外交和互联网独一无二的影响力，也奠定他“小组治国”的模式的基础。
这些小组，可以说是中国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最高权力机构，即政治决策机构，已不再是“议事协调机构”。这样的权力结构，让习近平逐渐具备了设计、实施全面改革方案的可能和能力。当然，习近平时代的“领导小组”也体现出了某种“进步性”。一方面杜绝了以单个人的意志成立领导小组，尤其是如毛泽东这样超级领袖的指示，而通常在正式会议上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公开和透明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强化了权力属性，避免了形成“协调”不动难出成果的尴尬地位。
此外，领导小组的类别也较以往有明显不同，比如在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现代国家职能方面成立的领导小组渐次增多。同时，在领导小组的归属上，体现出党政职能分开的合理化趋势；在结构上，领导小组横向与纵向构成，包括组成人员的职位序列、办公室的结构与设置趋于稳定，具有相当高的可预测性；领导小组的运作也逐渐摆脱毛泽东时代依赖群众运动的特性，程序化特征日益明显，且更注重建章立制。这些均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逻辑颇为一致，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在“现代化”体制建设上的苦心孤诣。
第五个现代化为纲
何为“现代化”？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这个西方舶来词在中国落地又有何种特殊意义？尤其是在中西方政体不同、理念不同的情况下，国家治理现代化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变化？
这一系列问题在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之初就曾引起过学界和媒体界讨论，但由于理论的不足和长期对政治问题的规避，使得大部分言论对此问题都浅尝辄止，从而并没有深刻认识到今天中国发生的一切变革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密结合。
一个很好的比喻来自《易经•系辞上传》，曰“形而之上谓之道，形而之下谓之器”，过去周恩来提出的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重视的是物质文明范畴，体现的是生产力的属性，属于器的层面；而第五个现代化可以说是从“道”的层面去讲述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是要借助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调整，让生产力能够继续发展和优化，最后对生产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变革，推动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完善进步。
因此“第五个现代化”的主张至少包括两个维度：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第二，执政者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在思维和精神上要有现代属性；后者，又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进行细分，要求执政者不仅要建立现代思维，还要有现代的、与时俱进的手段和措施。
《孙子兵法》云：“道为术之灵，术为道之体；以道统术，以术得道。”第五个现代化是“道”的提纲挈领，那么如何实现就是“术”的方法论。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第五个现代化”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在治理体系层面，组织机构和制度体系的调整设立，以使人民群众能感受到民主公平，以使社会属性更具社会主义成分。二，在认识论层面，要有助于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思维转型，建立更为开放、多元、包容的现代执政理念。三，在方法论层面，要充满社会主义人文精神和法治理念，摒弃一切粗暴与僵化，采用与时俱进的现代治理手段。
道为纲，术为目，纲举目张而万事明。“小组治国”显然就是为此而生的治之有术。典型仍如深改组，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神经中枢”，深改组自2014年1月22日召开首次会议以来，至今已经召开11次会议。这11次会议次次“内容丰富”，先后共审议了至少50个文件，通过了不少“重量级”方案，也啃下了很多改革阻力较大、多年都啃不动的“硬骨头”，包括医疗改革、司法改革、户籍改革等。当然也细微地关注到乡村教师这个“冷门”的群体。
这些改革中，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维度的并行推进也较为清晰，比如司法体制改革显然属于治理体系方面，这也是目前深改组关注最多的议题。11次会议中有7次会议均涉及这一改革的相关内容，先后通过的相关方案和意见达12个。而《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的出台，则为官员划定“红线”，无疑属于后者。习近平曾强调，这个现代化的含义十分明确，不仅是国家机构、官员素质的现代化，也是共产党的现代化。显然这是前文所述在认识论层面上，明确中共向执政党转变的清晰信号。
两年多前，曾有海外媒体问：Who is Xi？今天有更多的人在感叹Who is Xi！两年多前，人们认识他是“红二代”，曾长期在河北、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工作，担任封疆大吏多年。今天人们对他主张反腐，主张改革，推行新型大国外交等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和扎扎实实的成果不得不报以高度认同。如果说毛泽东向世界证明了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邓小平破除了社会主义只能一穷二白的迷信，那么，习近平就是在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本位的弊端，奠定了国家从“管理”走向“治理”的深刻政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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