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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引发“西欧剧变”的一枚银币

银行,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符号。有趣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正在用这个资本主义的符号撞击资本主义的营垒----西方发达世界。效果是惊人的,其分崩离析的程度可能连中共领导层都为自己的胜利感到惊诧。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以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引发东欧剧变,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演变为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钱,战胜了枪,西方世界一片欢腾,“历史终结论”随之横空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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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新址资料图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近乎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借助经济搭台金融开路,向西方阵营投入一枚震撼弹,“树尚未倒,猢狲已散”。其悲欢离合不亚于一出“家庭”悲剧。

“东方世代”、“中国格局”,这些词已经被叫响很多年了,但最令西方政治家跌破眼镜的是,这样的变化却是从他们最熟悉、最擅长的领域开始,启用的甚至是他们的游戏规则。“狼真的来了”,竟是从猎人的帐篷里走出,脸上还带着难以拒绝的微笑……不知不觉中,起初名不见经传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有了另外一层“创世纪”意义----二战以来第一个美国的主要西方盟友都已加入、美国自己却被关在门外的国际金融机构。

借你的舞台唱我的歌

一家“银行”的成立,为何能够撼动世界政治格局?或者说,在资本主义的舞台上,中国何以能唱出“合作”、“互惠”的社会主义之歌,而且还能唱的如此嘹亮和动人心魄?归结起来,其中既有天时、地利的原因,也不乏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人和”。也正是基于此三重因素,才促成了一枚银币引发的“西欧剧变”。

首先是作为“天时”的世界大势,西方经济红利及在游戏规则上的主导权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按官方介绍,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而通过国际机构对新兴市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的援助,过去一直是西方的专利,承担载体是世界银行。但是,由于西方拥有主导权,所以世界银行在投资时,往往会附加很多利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对此不平等待遇,新兴市场国家毫无办法。

这种畸形结构隐藏的巨大危险,在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体现得尤为明显。彼时,为了最快速地度过危机,美国破罐子破摔选择“货币宽松”,以放松贷款政策转嫁危机成本。并最终导致世界发展陷入了一个深层次的矛盾泥潭中不能自拔----发达国家投资饱和、资本过剩,大量资本只能通过杠杆操作来获利;而新兴市场国家工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本短缺,使得经济遇到严重发展瓶颈。

货币为王,但可能为了它你要拿命来换。根据规则,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由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行),要获得他们的贷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通过考核,还有环保、雇佣、招投标等方面均以西方标准卡压。各种考核动辄需要一两年,不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有可能延误时机。除了条件苛刻、效率不高之外,更大问题还在于这些金融机构根本无法满足资金需求。

根据亚行的推算,亚洲每年需要8,000亿美元的投资额,但是亚行只能提供5%。而这,只是每年的缺口。另据亚行预测,从2010年至2020年,仅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投入8万多亿美元。而现有的多边开发机构显然难以满足。由于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仅凭各国一己之力难以解决。基于这一巨大的现实需求,亚洲多国认为,需要筹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以上矛盾的堆积,便有了中国成立亚投行的“地利”。所以亚投行的成立,还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

事实上,只要美国愿意,完全可以让中国之“地利”变为“不利”。华尔街是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但这个国家平台却根本没有能力和动力将资本疏导到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当中。按照华尔街虚拟经济的逻辑,去帮别人搞基础建设的蠢事他们是不会干的,他们只需在电脑上搬弄数据,创造“信用”,撬动杠杆,即可大规模获利。资本的贪婪和不劳而获在这里得到充分显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登高一呼,不仅将“地利”收入麾下,还意外地将至为关键的“人和”发挥到极致。当然,这样的“人和”,既需要硬件的支撑,也少不了软件的助推。

硬件方面,今天的中国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一穷二白,拥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购买力计算,中国的GDP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有大量资本可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亚投行就能将中国的资本输送到这些新兴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无疑是福音。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服务空间巨大,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赚大钱的机会,能给他们解决资本过剩和产品市场问题,不但可提升其资本利润增长率,还能给其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输出市场。

软件方面,中国正在用西方最为熟稔的“资本”角度改造世界的新智慧,也即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满眼尽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和博弈。但从地缘经济学角度看问题,看到的则是国与国之间合作给各方带来的无限可能和切实利益。按照中国的思路,危机根本不需要转嫁,作为命运共同体而非角力敌手的国家之间,只要共同努力发展生产,物质丰富了危机自然解除,压根儿没有必要斗得你死我活。

让政治归于政治,经济归于经济,中国恰恰摆脱了“斗争哲学”,不再以意识形态开路脱颖而出。这点是他们认认真真从务实的资本主义身上学到的。

四两拨千斤 己所之欲惠施于人

2013年的9月和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当时没有多少人认真去听。这种大而空的计划、口号,中共时不时就会拿出来喊,老生常谈。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一带一路”是什么,同西方国家削尖了脑袋都要往里钻的亚投行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中国人瘦小的比较多,所以同强健者的抗衡成为重要的研究项目,于是“四两拨千斤”的功力被津津乐道,向往追求。习近平打出的这套“一带一路”配亚投行的组合拳,就欲在这“四两拨千斤”上下一番工夫。

众所周知,中国的发展面临重要关口,其经济上的问题,在很多国家也同样不同程度的存在。中国的痛也可能是他国的痛;中国的乐也可以是他国的乐。目前,大抵可以将与中国处在相同发展战略时期的国家分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是亚非拉、中东等地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处于金字塔的最低端,长期饱受殖民、侵略、战乱、贫困之苦,对战争的恐惧导致其安全感严重缺失。而中国用长期的合作信誉和无偿援助向这些国家证明:没钱搞开发,中国可以提供贷款;没工业能力,中国可以输入技术搞基础建设。而这些,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所以,“一带一路”于这些国家而言,无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及时雨。

第二大类是譬如印度、印尼、哈萨克等东南亚、中亚和南亚国家,他们都属于投资需求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遇到了困难,需要投资基础设施来发展经济,惠及民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将这些国家的投资热情唤醒,再借由亚投行促使需求变现,收获这类国家的积极认同自不在话下。

第三大类是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他们是工业和资本输出的国家。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这些欧洲国家的利益。首先,欧亚大陆整合进程将加速,可从中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其次,这些国家可以轻松获得亚洲国家投资和自由贸易经济带来的机遇,并从中获利。最后,“一带一路”帮助解决资本过剩和产品市场问题,不但可提升其资本利润增长率,还能给其国家的工业产品提供输出市场。

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

因为惠泽各国,所以“一带一路”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未来的成功、成仁的因素。个中逻辑在于,此战略最大的特点,就是通过扩大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来提升区域贸易自由化,打开经济发展的空间。以此作为大前提,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中华经济圈”就会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考虑到域内国家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再考虑到中国工业过剩产能的问题,两者连接起来不但释放了中国的过剩产能,还能提升相关国家的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中国还可以优化外汇储备质量,可将境外外汇资产逐渐由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债券投资,转向对新兴市场的基础建设投资。经济如此疏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瓶颈问题就解决了。如此,中国既成为对接西方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台,也成为了一个聚集世界资本和分散投资的平台。

不过,要将这个战略实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通信等沟通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沟通各国,“一带一路”战略就会犹如空中楼阁。而若要加快建设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资金推动是不行的。而且,很多国家由于资金、建设能力问题,一时半会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如何加快实施中国的这“一带一路”战略?诸如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就在中国倡议和主导下出现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这些机构将担负起为新兴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发展资金的责任。

有了资金,中国拥有世界上工程能力最强、性价比最高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这种基础建设能力恰好可以借机释放到这些新兴市场。包括高铁、高速公路、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工业能力释放和输出,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所以,亚投行对中国来说有承启内外的战略意义,是国家最高战略的金融投资配套机制。

进一步看,随着投资的深化,考虑到中国的生产能力,新兴市场国家想买的东西基本都能从中国买到,特别是凭借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强大经验和高超水平,未来亚投行所推动的基建项目势必会有许多中企参与,用于国际收支的主要币种不可避免地将包含人民币。从这个层面来看,亚投行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舞台。

四两与千斤的确不同级别,但当他们都需要一个支点或者都没能找到一个支点时,二者都具有了一些相同的共性及条件。事实上,只要选准节点,巧施力道,四两拨千斤就能成为现实。

中国品牌美国煅造

3月31日,亚投行股东满座,落闸谢客。眼看着人头攒动的“亚投行”列车急驰而去,落寞的奥巴马只能对着怀表注目张望。这是最初刊载于丹麦《政治报》的一幅政治漫画。画面正中央人头攒动的火车表明了亚投行日益强劲的势头,美国的传统盟友如英国、澳大利亚和丹麦都已不顾美国施加的压力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面对此情此境,画面左侧的奥巴马额头上,硬生生渗出了三道突兀的冷汗……

从华盛顿获悉,两党、国务院乃至外交智库,无一不认为奥巴马在亚投行的问题上犯了错。用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Korbel Albright)的话来说,“美国在应对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上‘搞砸了’”。曾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和美国贸易代表的罗伯特•佐利克直言,奥巴马政府的策略存在“在政策和执行上的双重错误。”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于3月22日缓和了之前的强硬反对立场,表示美国“愿意跟亚投行合作”,并在30日急赴北京救火,但为时已晚。

关键在于,奥巴马究竟是如何“搞砸”的?首先是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的严重误判。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美国最大的错误在于,过于轻易亚投行,他们不相信中国真的能把一带一路战略搞起来,也不相信亚投行真的能对美国构成威胁,以至于对两者的机制和发展潜力缺乏深刻理解。

在与美国诸多各界人士的沟通过程中发现,过去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拥抱西方,这使得中国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有了很深入的认识。但相比中国,带着傲慢与偏见的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在原地踏步。

中国兵书中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美国作为守成大国,自身保守和封闭势必导致不战而溃。其在中国煞费苦心培养的“第五纵队”以及鼓吹散播的“中国崩溃论”,即便客观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是短视之为,且最终忽悠住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美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媒体精英认为,美国一味地想利用影响力孤立中国,然而这恐怕只会让美国自己陷入孤立。

其次是美国过高估计了其对盟友的掌控力度。中国曾于2014年10月邀请美国作为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但是被美国以亚投行和亚行功能相似为由断然拒绝。这还不算,美国还积极游说其盟友不要加入这家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机构。由此看来,从一开始,美国的态度就是傲慢的,甚至不屑的。直到北京APEC峰会召开前后,美国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国力量,并对此感到极度不适。可即便如此,美国依然对自己充满自信。

白宫一度单纯地认为,只要盟友不加入亚投行,中国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呢?到最后,不过沦为中国和周边弱国、小国的“过家家”游戏。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且不说盟友国对美国霸权早就心生不满,单纯从中国未来发展以及加入亚投行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国际新秩序来看,已经足够吸引力让西欧发生一场猝不及防的剧变。在铁杆盟友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后,毫无紧急预案的美国开始失了分寸,乱了步伐。比如先是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随后又对亚投行的标准和不透明监管表示质疑。系列动作的背后,恰恰是美国的极度不自信和病急乱投医。以至于英国《金融时报》忍不住一边反驳“不断迁就”论调,一边以揶揄的口气说道:“一听美国人谈高标准,就忍不住要笑。仿佛看着自己的土豪亲戚如此失态哭笑不得。”

最后是美国一以贯之的冷战思维,进而想当然地忽略了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的经济下滑压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修昔底德陷阱”(知识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假设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概念。虽然习近平曾公开表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也曾坦言,“中美是全球经济的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美国已经主导了体系和规则,中国愿意加入这个体系,也尊重这个规则。”但是习惯于以冷战思维打量中国的美国,并不满足于中国的口头承诺,反而在战略误判的歧途上越行越远。比如其提出的重返亚太,就是冷战思维的直接产物。

也正是基于此,被愤怒和不安蒙蔽了心智的美国选择性忽略了到世界各国都在面临着的经济下滑的压力。而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即便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是解决世界难题的砝码,且符合全球各国的最大利益,但是对于坐惯了世界老大交椅的美国而言,一定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不希望受到来自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挑战。这种狭隘认识,一定程度上也暴露了美国的例外论和至上主义。正如美国外交政策专家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所指,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狭隘的,因为“美国的外交精英们有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为了证明这个概念,曾更宽泛地宣称:“美国的超然领导地位将保卫、而不是阻碍全球进步。”

美国“搞砸”亚投行,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搞砸了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力。亚投行投资的是亚洲的基础设施,增加的是亚洲各国互联互通的能力,提升的是自由贸易的程度。假以时日,这不但会带动中国的经济增长,亚洲的其它相关国家的经济也必然会蒸蒸日上。而且,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深,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就会越大。这不但会客观上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还客观上破解了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的全球战略。

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加入后,亚投行不但贯通了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贸易联系,还通过中国贯通了亚洲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投资贸易联系。如此一来,亚投行所迸发出的经济能量,会促使欧亚大陆加速融合,会促进欧亚大陆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这又很大程度上会分化美国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力。

“眼镜蛇效应” 历史对强者的咒语?

中国有句俗语:人怕出名猪怕壮。猪壮就面临宰割,人出名就“高处不胜寒”,就会瞻前顾后,防此防彼。要命的是防来防去,防不胜防,反而让对方更快超越了自己。这种动机与结果相悖的现象就是“眼镜蛇效应”。

历史上,很多强者都是被这样的“眼镜蛇”吃掉的。就近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赢得大选承诺的任内永远不会出现巴勒斯坦国,或将最终令以国承受更大风险。

历史对强者发出的咒语还未破除,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缓不急地再次来到了颠覆性重组的阶段。面对重重危机,美国选择了不断遏制中国的发展,以保住自身的霸权地位。于是,支撑美国霸权的两大因素----美军和美元无时无刻不挥动着左勾拳和右勾拳。在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背景下,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仁爱礁之争,中越南海海洋权益之争的背后,美国无处不在,试图通过“代理人遏制”阻断中国发展。特别在次贷金融危机后,绞尽脑汁施压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提高关税壁垒,给中国从海外获得资源及并购外企设置重重障碍……

但这些小打小闹的动作,动机和结果并不在同一轨道。不仅如此,亚投行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美国主导的西方金融霸权体系发生裂变。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弯已经悄然发生。美国遏制中国的“眼镜蛇效应”已经产生。

当下,很多来自西方的声音断言,“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已经到来”。按照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这一断言也就意味着,中国最终会走上美国式霸权的老路。因为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按照美国利益制定的原则,附带着浓重的维护霸权的意味。中国正在着力推进的亚投行,只是一个基础设施融资平台,是充分展示本区域各国合作意愿、适应本地区各国发展需要并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多边开发银行。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行嫁接关联在一起,因从一开始就缺乏支点和论据支撑,故而注定沦为西方国家的独角戏。

为何这么说?从中国主动放弃一票否决权就不难看出。这也说明,中国对亚投行有控制的能力,但没有控制的意愿。此外,中国政治生态中的协商原则,也即通俗而言的“有事好商量”,也在不单纯依靠投票权中得以体现。换言之,中国或许并非执意要改变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只是在尝试建立一个与自身国际经济地位更为匹配的新机制。而种种迹象也表明,中国确也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努力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领导作用,而不单单满足于看客角色。

比如正在形成的三大支点,包括文化、金融和安全,所支撑的,正是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所提出的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的新安全理念之路。所撼动的,正是美国凭借美军、美元所搭建起来的结盟、遏制与威慑的历史舞台。而后一点,因为逆世界潮流而动,且不过是现代社会下的换了马甲的殖民模式,故而迟早会被冲刷到历史的故纸堆中。

中国所做的,不过是加速了世界各国从善如流的步伐而已。而迷失在“眼镜蛇效应”中的美国,为维持霸权地位所做的诸多努力,最终不仅自揭其短,而且也在变相地助中国一臂之力。

2013年,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送给来访的客人一张“合坐”的双人椅。如果说彼时,美国作为东道主,需要坐上去的是中国。那么两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尤其是亚投行的成立让情势发生根本性逆转,那么不论合坐的双人椅放置在何处,而今需要坐上去的,恰恰是美国。

身穿唐装的狮子王:欢迎来到诺亚方舟

法国政治家拿破仑曾预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当这只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而今,睡狮已经醒来,世界该当如何?习近平在访欧时,抛给了世界一颗定心丸----“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可是,面对亚投行冲刺阶段剧情的跌宕起伏,以及被撼动的国际金融秩序,无意间开始变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中国,真的还能继续“可亲”吗?

历史时刻已经降临,一场声势浩大的“西欧剧变”在所难免。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不得不承认和面对的现实。而对于引发西欧剧变的支点----亚投行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新的金融项目,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因为亚投行的运作,虽然运用的是西方所最熟悉的“资本”在改造世界。但此“资本”非彼“资本”,此“意识形态”非彼“意识形态”。历史已经证明,西方整个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无休止的资本追逐之上。而中国正在试图让世界重新认识,所谓经济基础,核心不是企业盈利和GDP,更不是无休止的资本追逐,而是民众的幸福生活和稳定民生。因为中国认可的胜负,不是简单的强弱互换,被人惧怕或是站在舞台中央挥斥方遒,而是被世界不同肤色的群体敬仰,被传颂。所以,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很难理解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或许,在掌舵者习近平的潜意识中,对于亚投行的顶层设计,原本就希望用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未必不如资本主义;原本就希望用资本主义熟悉的话语,进入到社会主义的道理中去。只有从中国的世界观和文明观来审视这些改变,人们才能认识到这是意识形态之间的比较,一种新型的价值观通过“资本”运作的重构正逐步形成。无声胜有声中,也正是这些动作背后所呈现的价值观,让中国的角色开始颠覆性地变化起来。

“诺亚方舟”,是人们熟悉的故事,也体现了人们的理想:所有的动物在那里和平相处,一起战胜和度过危难。这样的憧憬,甚至不分国家、种族、阶级、意识形态,没有强弱、输赢,没有霸主,没有欺凌,大家抱团取暖,温馨和谐……身着唐装醒狮微笑地说着“欢迎来到诺亚方舟”!于是“天下归心”。这就是让中国人激动不已而让西方百思难解的梦。最初,可能只从一枚不起眼的银币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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