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网站刊发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受其总编巴伯（Lionel Barbe）专访。在这样一次被外界许为“李克强首度接受外媒专访畅谈中国政经大势”的采访中，李克强就国际金融形势、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日关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中国经济、房地产、反腐等问题一一作答。然而，比之采访的具体内容，这样一份专访对外发布的时间同样应当受到关注。
李克强同《金融时报》总编辑畅谈天下
中国官方消息显示，当地时间3月31日下午，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受了巴伯的采访，采访同日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CCTV）即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这样一次活动。不过，缘何时隔半个月后《金融时报》才对外发布专访全文？
细观《金融时报》4月15日发布采访全文，当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及中国外交部网站同时在重要位置刊发了这一内容，其中的深意或许已经益显。在相当程度上，采访内容的最终发布必然应是北京方面的要求，并经过精心盘算。另据有关消息，这次会谈内容原定不记录在案，但经李克强现场首肯改为专访形式，并同意发表谈话的全部内容，前提是不对他的话作任何修改，则进一步印证了这样一种猜想的正确以及合理性。那么，北京此举之下究竟有何深意？比较3月31日与4月15日的两次报道，我们或许可以从中略窥一二。事实上，3月31日的报道虽然简要概述了李克强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关提问，作出的一系列表态，但较4月15日中方报道却非常明显地漏掉了亚投行等字眼以及相关回答。且值得注意的是，仅在《金融时报》及中国官方15日全文发布采访内容当天，中国财政部对外公布了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名单确定为57国，这样一种“巧合”似乎来得太过突然。
自亚投行宣布筹建以来，世界对于这样一个金融机构的关注与日俱增，从亚投行可能会对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世界银行（WBF）等在内的现行金融机制构成挑战，到美国领导力受到直接挑战、金融霸权恐旁落，可谓众说纷纭。不过，如果回观亚投行的诞生，这样一个最初定位为“向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提供资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之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成立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的金融机构，显然没有这么大的“野心”。
正如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近年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两条路径，一即土地、人力资源的低成本带来的出口部门兴起，另外一条则在于依赖政府投资，也即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撬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不过，这两个发展路径却在最近10年间都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次贷危机削弱了外需，紧接着则是国外投资开始向人力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东南亚转移，中间伴随的则是投资主导型经济带来的生产过剩。这一切因素造成了所谓目前经济的“新常态”。而“新常态”本身，不过是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了瓶颈的另一种表达。在这样一种现实之下，包括筹建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更多的是中国为打破自身经济发展瓶颈的被迫之举。
在北京播下亚投行这样一粒种子之初，或许并没有想到最终会引得包括英、法、德等多国的趋之若鹜。基于此，再来观北京方面“刻意”选择在公布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名单的当天发布采访的全文，或许便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在借西方之口来述自己的毫无野心，进一步消解外界对于中国意图挑战国际秩序的担忧，且这样一举也确实与中国官方近来的一系列言行相互承接。
近来，不断在南海等问题上展示肌肉的中国调门“突降”。2014年12月中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美国一个论坛上表示，中美是全球经济伙伴，但引领世界的是美国。今年1月，时隔5年中国总理再度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特别致辞并进一步指出，“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维护地区稳定，无意与任何国家一争高下”。而仅在此后不久，当地时间2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主持公开辩论会，也传递出与李克强“二战后形成的国家秩序和国际准则必须得到维护”和汪洋的“中国无力也无意挑战美国”等表态一致的信号。从汪洋、李克强到王毅，北京明显放低姿态。在某种意义上，李克强此次接受《金融时报》采访，实乃中国政府方面围绕亚投行所进行的一次公关。无论是他详细回答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关疑问，进一步阐释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还是其强调“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中国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也持开放态度，北京方面因亚投行广受欢迎而“受宠若惊”，并因此倍加担忧会引发外界误读也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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