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26个直属机构中，统战部是排名第四的核心机构，排在它前面的分别是中办、中组部和中宣部，而紧随其后的是中联部、政法委和政策研究室。这样的排序，是统战部过往辉煌的写迹。但很长时间以来，坐落在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临近中南海的统战部，虽然其白色的欧式风格的办公楼与其他中央直属机关一样神秘----院子里飘扬着五星红旗，门口同样没有挂牌。但与相邻的中组部、中宣部等不同的是，统战部长久以来早就被默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二线部门。
位于府右街135号的中共中央统战部
而这种情形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原部长令计划落马后似乎出现了变化。中共十八大后，虽然由于令计划的原因，中央统战部动作不多，但地方早已出现了统战部长集体入场的新格局。而在令计划身陷囹圄之后中央统战部的人事高配----由政治局委员领衔的双副国家级配置，也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的遐想和猜测。统战部门这个在中共建政之前，以及建政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部门，能否在迎接民族复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续写辉煌？或许，近期罕见的人事安排只不过是微露端倪。
习近平重拾统战“法宝”？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被誉为中共历史上的三大革命法宝。而中央统战部，是中共中央主管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是中共中央在统战工作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其主要职责包括处理有关民主党派、工商联、非公经济、民族宗教、港澳台侨和海外社团、党外知识分子等方面的工作，并负责开展以祖国统一为重点的海外统战工作，负责党外干部的政治安排，协助有关部门管理省级党委统战部长等。
在原部长令计划落马之后，中央统战部的地位相交之前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已经成为众多观察家们的共识。这可从中央2014年12月以来高规格配备中央统战部领导班子的人事安排，以及地方统战部门的地位不断提升中看出。在中共政治中，往往可以从用人看到政策走向或者局势的变化。统战部门的人事安排同样能够说明问题。
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于统战的重视和表态中看出端倪。习近平上位以来，多次参加统一战线活动，并在不同场合对统战表态。以2014年为例，习近平除先后参加党外人士迎新会，会见华侨华人代表；多次会见包括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以及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等外，还曾三次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对统战工作的重视可见一斑。
此外，习近平还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开拓改革路，实现中国梦，都需要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齐心努力。“把理解改革、投身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人搞得多多的，为深化改革凝聚广泛共识、汇聚强大力量”。他曾还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为此，中国社会还曾掀起了有关“最大公约数”的讨论。这些也凸显了中共统战工作的思路已经发生变化，中共开始重拾当年的致胜法宝。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曾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身份主管统战工作。习仲勋曾言，他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了统一战线工作上。据称，习仲勋不仅从理论的高度重视统一战线问题，还与各民主党派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党知识分子广交朋友，坦诚相待，不少党外知名人士，如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邓宝珊等，都是习仲勋非常要好的朋友，甚至就连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也曾与习仲勋关系良好。20世纪80年代，习仲勋曾表示：尽管时代不同了，任务不同了，三大法定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做好统战工作，要有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方法，也要有对新时期的统战对象，对民主人士有新的认识。”这些显然极有可能会影响到习近平对于统战工作态度。
当然，对于兼任统战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并未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微妙变化，外间颇多猜疑，是可能还会另谋高就，还是可能某种原因还有其他“安排”，令人费解。但无论如何，统战系统迎来变局可能已是必然。在两年多的执政中，习近平早已通过反腐、整风重试“党的建设”法宝；而在和平发展的今天，“武装斗争”的形势也已变成对改革的动刀，全面深化改革某一方面也是一场斗争；而今，在迎接民族复兴和全民啊深化改革的征途上，重拾“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也在情理之中。
统战局变的现实需求
实际上，从中共的历史来看，每逢关键的转折时期，统战工作都会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共建立专门的统战工作机构是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正处在强敌入侵，内部纷乱的时期，统战工作在此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不仅使中共在这一时期发展壮大，同时还让中共获得广泛认同，进而在抗战结束后取得中国政权，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发挥巨大作用。这一点从毛泽东将至列入“三大法宝”之中就说明一切。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文革”期间，统一战线成了重灾区之一，统战部一度被军事管制，并被诬为“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民主党派被打成“资产阶级政党”，广大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民族问题成为“阶级问题”，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被践踏，宗教活动场所被破坏、僧侣人员被迫还俗，成千上万的统战对象遭到迫害。“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开国上将乌兰夫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这是建国后第一次由政治局委员执掌统战部，被重新重视的统战工作开始恢复。
1979年9月，邓小平谈到新时期统一战线时说：“统一战线的对象，清楚得很，顾名思义，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不是窄有利。”他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习仲勋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分管组织、统战、民族等工作后，在统战工作上分管落实政策的他，不仅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民族宗教政策，有效恢复民族、宗教工作，推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平反，还广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汇聚力量。以民主党派为例，数据显示，到1985年6月，各民主党派建立咨询服务机构1,000多个，完成服务项目2万多项；各民主党派共接待“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10多万人次，引进项目1,600多项。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上台以后，为中国擘画出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民族复兴宏伟蓝图，习近平将至成为“中国梦”。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曾指出，“中国梦”是包括统战成员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国梦”的实质内涵就是富强祖国、民族振兴、造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个华夏儿女的光荣使命。显然，要实现这样的“中国梦”，必然需要统合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凝聚共识。统战部门的主要职责也正在于此，因此统战系统重要性提升也是现实的要求。
此外，在目前中国社会大变革、利益多元化的转型时期，社会阶层和群体越来越多样化，各种杂音也不断出现。在2014年12月31日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时，习近平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提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为事业发展凝聚人心、增添力量”。统战工作原本就被赋予协调社会各阶层群体关系的使命，统战系统的地位发生变化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统战部门这种变局可能并非独立存在，甚至不排除这只不过是政协、人大强化各自作用的大变局的一部分而已。至于具体走向会是如何，有待时间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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