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写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一章，其中特别提出，共产党人“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中共作为马克思的信徒，他们从这部《共产党宣言》中探寻到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
中共依靠“一国两制”统战策略实现香港的主权回归。图为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正前方写着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字：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维持香港繁荣稳定。
中共与“魔鬼”同行
中共诞生于嘉兴南湖的一叶扁舟中，十几位共产党人代表着全国不足百人的共产党员，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国内时局混乱，国际势力与国内军阀鱼龙混杂，任何一方力量都足以将刚刚成立的中共扼杀于要蓝之中。
然而此时的中共并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峻，在讨论“对其他党派的态度问题”时，曾确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在政治斗争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
很快，中共认识到革命的道路需要同行者。中共“三大”确定了以“国共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是中共同其他党派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中共的统战正式展开序幕。
但年幼的中共仅仅认识到《共产党宣言》中“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这句，却忘记了后面一句，“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中共吸取了惨痛的教训，逐渐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他们深入农村，发动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创造和发展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此期间，中共发展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可以看出，中共此时的统战工作更为细致，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也纷纷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之际，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修正了统一战线策略，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这一方针的改变很快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欢迎，甚至赢得了国民党党内抗日将领的支持，蔡廷锴便是其中之一。蔡廷锴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军长，在中原大战后，也曾奉蒋介石之命对中共的红军进行围剿。然而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他认为国家应该集中所有兵力去抗战而不是打内战。所以他开始消极剿共，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
1933年3月22日，蔡廷锴派遣代表陈公培（中共早期党员，后脱党）秘密会见彭德怀，表明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的意向。之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等与中共方面经过充分的谈判、磋商，于10月26日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后来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的影响下，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在福建公开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于11月20日发动福建事变。
这次事变是中共统战工作成功的典型案例，而另一经典案例便是发生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也正是在西安事变后，中共和国民党实现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一切爱国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以及除汉奸、投降派以外的地主阶级和亲英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广泛联盟。
经过十几年多年的统战工作，中共与“魔鬼”同行的策略更具有原则性和灵活性。毛泽东提出，在坚持中共领导的原则下，同民族资产阶级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两手策略；要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同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其中最为典型的策略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三三制”。
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战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大家有着不同的构想，国内出现了中共、国民党和以“第三条路线”为目标的民族资产阶级三种政治势力。中共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逐渐赢得他们的信任，在国内求民主的斗争中，逐渐站到一条战线中。中共此时也制定了更广泛的统一战线，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它要求中共必须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亲密合作，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共也是由于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任，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中共致力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消灭剥削和私有制。但当时经济十分困难，需要最大程度地团结致力于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士，比如资本家和民主党派，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最大程度上减缓了阶级矛盾。
然而这项政策确确实实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包括荣毅仁在内的一些不甘被掠夺的人，也只能“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有人写“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以发泄怨恨。
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第一次提出了“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的问题，并肯定地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且还说：“就是那些骂我们的……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然而毛泽东和中共并没有践行这句话，反而掀起了反右运动感及其扩大化，对那些“骂”自己的人进行残酷的打击。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党天下”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向储安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反右序幕正式拉开。随着以储安平、罗隆基、章伯钧等一批右派被打倒，知识分子也如同之前的资本家一般，被踢出了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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