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全国两会前后，地方人事调整密集呈现。在反腐已经降伏100多位省部级以上“老虎”，中央地方官场均在剧烈波动的态势下，省级高层的动向相当引人注目。如何填补亏空，何人还能为用，如何防止前腐后继，如何建规立制，是一种随之而来的重大考验。而在打虎进行过程中，中共人事流动渠道也发生着重大转变。
中共人事组织程序大幅调整，本土或单位内部攀升、中央空降、异地调任和外围补充的“四路人马”将角逐地方政坛。
中共人事流动配置一般有四条通道，分别是本土或单位内部攀升、中央空降、异地调任和外围补充。前面所称的“转变”即是指第一条通道急剧收缩，后三条通道的大幅扩边。在这种大开大合、全局调动的人事流动局面中，“四路人马”的角逐有望遏制地方利益蔓延和腐败。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良性和优化的转变，中央无疑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而地方官场的竞争则将更为激烈。
本土渠道严重收窄
官方所公布的打虎数字已停留在99位将近一个月时间，但外界普遍猜测，真实数字应当早已超过了这一保守数目。自近代以来，这种反腐局面如果不能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当乐见于官场生态好转的人们为之拍手称快时，也需考虑到，对于执政团队的建设而言，这些人的落马还只是第一步。及时填补这些人成规模地落马后出现的空缺是一个随之而来的难题，如何确保新就位者不会重蹈覆辙同样也是一个难题。因此，对以往人事任用体系进行变通就成为一种必须。
综合来看，中共人事任用主要有四个途径，其中最普遍也就是主流的方式就是本地、本单位、同一体系官员自下而上的升职。这种方式很容易理解，其主要原因是如此安排考虑到了官员对本职业务更为精熟，更有经验，其调动也简单易行。在基层官场，这种现象体现得更加明显。因为初入官僚体系者，都需要较长时间提升能力、积累经验，其中表现突出者才有望被提升。如若被调往他处，或是因为此人出现重大工作疏漏，或是能力十分出众优异，上级对其寄予厚望而安排他到其他领域历练成长，以待重用。不过，后两种情况都相对较少。两会前后，四川、重庆、广西、贵州、湖北、山东等多个省区市高层的变动中，“本土”晋升依然是主要方式，地级市“一把手”是其主要来源。例如，新晋的山东省委常委张江汀、重庆市委常委王显刚均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官员。1983参加工作的张江汀，从山东省益都县云门山园艺场技术员起步，官至如今亦已在老家山东工作超30年。1981年参加工作的王显刚，最初为重庆市江津县石蟆乡农经员，历经34年，从基层岗位晋身省部级。
在湖北，进入4月，该省省委常委班子同时迎来两位“新兵”，分别是此前任副省长的梁惠玲、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梁伟年，两人不仅均出生于湖北，还都起步于基层普通岗位。梁惠玲参加工作时为襄樊市第五中学教师，梁伟年参加工作时为随州市龙脉水库管理处职工，从事水产养殖。在贵州，谌贻琴履新贵州省委副书记，慕德贵则成为贵州省委的新晋常委。谌贻琴出生于贵州织金，1977年3月参加工作后便一直于本省任职。慕德贵虽是吉林集安人，但他1978年在贵州工学院毕业后，便一直留在贵州省内工作，也可谓“老贵州”。这些官员的调任，是中共执政团队人事梯队新陈代谢的缩影。
事实上，这一群体也如同中国历史上的官吏和士绅一般，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根本。所谓的“郡县治，天下安”，“处长治国”之称，都说明了这一群体的重要作用。一般而言，自下而上拾级而上的官员秩序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渠道，而这一渠道和官员的形态则直接映射为中国官场的整体状态。
一般而言，本地官员具有一个优点，即对群众有更亲密的感情，怀有改变家乡的迫切愿望，执政积极性很高。但是在当今的官场生态下，此种纯朴真挚的感情已较为少见，其积极性更多地源于自我考虑，或是为了光鲜的政绩，或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私利。地方官场的腐化和堕落已至难以承受的程度。既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上而下权力赋予的组织制度，那么就只有在此前提下对旧的用人制度进行严格规范。自下而上就地攀升渠道的收窄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结果。
四路人马角逐地方政坛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央空降和异地任职的案例急剧增多。这在以往主要表现在地方或单位“一把手”层面，现今则在纪委、组织和公安三大领域极为醒目地凸显出来。当然，其他领域也在逐渐增多，但此三大领域无疑是空降和异地调整的重点。显然，纪委、组织和公安是地方政权的枢要，确保这些地方纯洁、可靠，是继续推进反腐的关键。自中共十八大后，新履职的省级纪委书记中，已经有6人是从中纪委直接“空降”到了地方担任纪委书记，其中包括上海的侯凯、西藏的王拥军、山西的黄晓薇、天津的姚增科、吉林的崔少鹏和广西的于春生。每一位的调动都十分惹眼。除此之外，中纪委干部迟耀云、刘明波分别到山西、安徽担任纪委常务副书记。
在2014年8月和9月份，江苏、上海、安徽、黑龙江、山西、湖北6个省份的省级组织部长进行了调整。至此，中国31个省份的组织部长全部补齐到位。其中，有28个省份的组织部长为空降或异地调任，占比高达九成。比如，中央第四巡视组副组长贺家铁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泽洲调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调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副省长邓向阳任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9月初，河北省副省长杨汭调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湖南省副省长盛茂林出任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2014年中，浙江、四川、重庆、湖南、山东等五个省（直辖市）先后对公安厅厅长一职做出人事调整。除了四川省是由本省内干部出任公安厅厅长以外，其余四省（直辖市）的公安厅新任厅长均来自外省。而据统计，中国有9位现任公安厅厅长是异地任职或空降任职。值得注意的有原青海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何挺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湖南和浙江两省的公安厅厅长属于对调任职。
其实，中央空降与异地任职的传统由来已久，但一般限于地方或单位“一把手”层面。如此安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够防止其内部独立化，确保中央权威。一般情况下，这一类官员都是中共执政团队中出类拔萃之人，本人能够镇守一方，中央亦有意长期栽培。在地方官场势沉，甚至盘根错节成为利益集团的时代背景下，这种人事安排也就越发必要的紧迫。当然，前提是这些官员本身能够洁身自好，本领够硬。此外，由中央往地方委派官员，尤其是纪检系统的调动，也是出于建构垂直型运作体系考虑。
随着这两个任用渠道的扩充，这种空降和异地调任的案例也会越来越普遍。这种大规模的全局性调动配置，对于组织系统而言显然是一种重负。如何着眼于中共培养规划，根据不同官员的资历、能力和特点，出于不同的目的，选调合适的岗位，以及安排何人与之搭配，都需仔细考虑、慎重决定。中共组织体系自身也需采取适应性改革，如果借助于现代组织体系和信息处理技术，这种方式也会略有便宜。
本地升迁、中央空降与异地调任可谓三种传统的任用渠道，在中共反腐以致“无人可用”的情况下，第四个渠道逐渐显现。这就是中共执政团队“外围”的人士竞相涌入。所谓的“外围”包括人大、政协二线，“军工系”，学者等。河南、广西、福建、新疆四省份都出现了人大政协官员转任党政一线的现象。典型案例是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雷春美转任省委常委兼统战部长。“军工系”以现任重庆副市长张国清和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为代表，学者方面以现任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为代表。这些官员的递进补充，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过多的官员落马，后备梯队需要细细筛选，一时间供不应求。而已经退居二线的官员尚有余温可以发挥。另外，这些人物也都有自身的专长，恰好也能匹配到相应职务。比如，上文提到的雷春美长期任职福建，履历丰富；军工系执行力强，且可发挥其军民融合能力；学者们则较少受官场羁绊，还可发挥其学术专长。
在这种大开大合、全局调动的人事流动局面中，“四路人马”的角逐有望遏制地方利益蔓延和腐败。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良性和优化的转变，中央无疑获得了较大的话语权，而地方官场的竞争则将因之更趋激烈。从另一层面来讲，本土官员升势疲弱，中央、异地、外围官员的强力涌入，能够形成一种制约和共融，对于沉闷的执政团队而言是一种激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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