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这两段表述，均出自2015 年两会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指向了一个核心词----为官不为。近期，中组部牵头酝酿的一种干部管理新办法----干部召回，尤其是贵州等地的先行先试，让围绕为官不为的讨论更为热烈和集中。
什么样的干部会被召回？作为制度试点之一的黔西南州兴仁县划定了六个标准，即慵、懒、散、漫、浮、腐，并归纳了24种召回的具体表现。标准划定后，通过民主测评、绩效考核等方式对干部进行打分，得票排名末位的，就将被列为召回对象。一经被召回，不仅要曝光，而且还要接受统一的培训教育和考试、接受经济处罚，纪律过于散漫的，甚至要参加军训。如果跟踪考察不合格的，最严重的将被辞退和解聘，丢掉饭碗。
对于干部召回，民众的反应从一开始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极化。赞成一方认为，这一做法把试点选在了县级干部，让这些基层干部有了重新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一棍子打死，是对强力反腐的有力补充。反对一方则认为，既然不称职、不作为，就应该直接弃之不用，为何还要摆花架子召回。何况此举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慵政、懒政问题，召回过程又由谁来监督，每个环节都可能将这一举措拖为“带薪休假”的形式主义。
事实上，据梳理，现存的《公务员法》已经对公务员划出明确的底线和红线，比如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第八十三条明确也规定，“公务员在年度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予以辞退。”从中不难看出，作为公务人员管理的纲领性文件，《公务员法》已经将涵盖了干部“召回”的核心内容。第八十三条中的“不称职”，就是“不作为”的同义反复。第五十六条中的六种程度不同的处罚，也与被召回官员在培训之后可能面临的“下场”并无二致。
既然《公务员法》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为何现在还要大动干戈搞“干部召回”？唤醒处于僵尸态的《公务员法》，难道不是比干部召回“性价比”更高的做法吗？不得不说，在此次干部召回试点之前，《公务员法》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者更准确地说始终处于僵尸态，名存实亡。这也就牵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公务员集体有意识地有法不依，背后究竟暴露出了怎样的官场陋习和顽疾？
都是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惹的祸！提及官僚主义，很多人习惯性联想到一种追求权势地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而具体到县级干部，这种官僚主义的气息更为浓重，也更具中国特色。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冯军旗撰写的一篇长达25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县干部》，不失为多层次、多角度考察和研究当下中国县级政府积重难返的官僚主义的一面镜子。根据冯军旗所做的实地调查，在县级官场，吃喝是官员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以至于“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成为官场必备良药。而为了维持形象，官员绝不能混同于老百姓，官的样子是衣服装扮起来的，是车子、房子等待遇抬举起来的，是前呼后拥捧起来的。
此外，在县级政府，送礼也是一道独特风景。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在这些“常规动作”之后，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送来之外，还有讲究和门道。一是要有寓意，祝贺前程远大，步步高升。二是逐级向上送，一直送到北京城。三是要把握好关键时期。对于反腐，因为天高皇帝远，故而“隔墙扔砖头、砸着谁是谁”的侥幸心理尤甚。
这一次召回官员的试点，选在了县级政府，显然是当局意识到了抓早、抓小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本着“治病救人”原则的召回制度，究竟能在多大范围和程度上官场生态，取决于僵尸态的《公务员法》背后的官僚毒瘤被切除的力度几何。要知道，在贵州试点之前，各地围绕为官不为的动作不可谓不多，比如江西安远县联合组织、纪检、人事编制、财政等部门开展“吃空饷”行为专项清理；安徽来安县制定行政权力清单，将63家机关单位的行政权力划分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审批等10大类，进一步明晰干部权力责任；新疆伊犁将整治“为官不为”问题纳入专项整治的重要内容，力求做到不换状态就换人；此外，还有海南万宁对“太平官”动真碰硬的举措，以及山西寿阳强化履职意识等。但是，不仅这些试点行为本身并未引起外界多大的关注度，连同成效几何都鲜有人问津。
一拥而上按部就班执行中央的红头文件总是容易的，要想从量变过渡到质变，真正解决为官不为，还需要在唤醒《公务员法》以及根除官僚文化毒瘤上下功夫。首开先河以依法治国作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是很好的唤醒沉睡法律条例的契机。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公务员法》能够得到很好的践行，从僵尸态转为活跃态，那么时下正在大兴人力、物力搞的召回制度，可能都是多余的。反过来讲，如果召回火热进行，公务员法依然沉睡，恐怕最终也会沦为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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