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22日，在共同出席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时，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握手。这是中日两国首脑在APEC峰会后时隔5个月再次会面，同时也成了中日媒体关注的焦点。一直以来，外界对安倍的70周年谈话内容在是否会延续村山谈话态度不一，而这次安倍在亚非会议上的短暂发言似乎没有看出延续的迹象。
媒体报道影响中日关系波动
日本媒体不断有消息称中日首脑可能在22日晚举行会谈，但是，在日本媒体不断炒热中日首脑会晤的同时，中国方面却将关注点集中在安倍谈话是否会反省上面。因此可以看出，媒体的报道内容不仅是普通民众了解对象国信息的基本来源，同时也反应出了两国关系发生的微妙变化。
中日关系在近几年呈现出波动状态，因此，中日媒体在报道两国新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日本媒体的报道框架为例。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至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日本媒体的报道框架为中日友好。两国交流方面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订，改革开放初期日本认为中国有强烈的意愿发展经济并重返国际社会，应该予以帮助，故对华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媒体层面驻中日本记者希望帮助中国实现对国际社会开放，日媒的态度是积极的。
1982年因为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两国关系产生摩擦，1985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发北大为首的大学生在天安门进行示威游行。但在这些问题的报道上日媒保持有就事论事的谨慎态度，没有恶化整个事件。两国关系虽然有小小的冲突，仍在20世纪80年代保持友好稳定。媒体人都认为中国会继续在经济方面取得发展，之后必然会转向政治改革及自由民主，与日本共通。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两个关系影响很大。很多媒体人因为这一事件认为中日共同价值观不现实，两国有根本上的不同。这使得日媒对中国开始采取消极为主的态度，报道框架转变为普世价值。同时中国国防开支两位数的增长也助长了中国威胁论。2004年亚洲杯中国球迷对日本队比赛全场嘘声，部分球迷围攻大使馆公车。2005年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游行。日本的采访人员对这些事件拍摄了大量的事实画面，但在呈现时电视媒体常常会选择最具冲击力和感染力的画面。局部的现实经过剪辑后使得观众认为这是普遍的激烈现象，从而对中国的理解产生偏差。虽然拍摄的画面都是事实，但呈现出来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2010年和2012年中国因钓鱼岛问题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活动，这些活动本身更为偏激，日本料理店和日本汽车企业都遭到了袭击。日本媒体认为中国警察应当严厉打击这些暴力行为，但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这些所谓的爱国行为受到了保护。连续不断对反日游行的报道让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急速恶化，也使得国民之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种媒体民族主义也在中日关系中起不小的作用。同时中国媒体对反日游行的报道极为有限，也并不包括这些活动暴力性的事实。这使得日本认为中国媒体不是独立的领域，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开始，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的媒体出现了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信息流向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媒体的基本定位是宣传党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媒体机构以中宣部为顶点进行管理。对外关系尤其是敏感的中日关系，报道受到控制，只能在自顶向下的的方针指导下进行。然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中国社会的信息出现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但这种变化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实现了言论自由，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中国媒体基本的体制没有发生变化，但出现了很多征兆。对中国媒体的现状，日本有着不同的认识：消极的看法认为虽有征兆但都只是体制内的变化，无法根本上改变中国媒体；积极的意见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有野心有力量的新闻人在发挥最大的力量调查不被主流媒体报道的现象，将符合国民利益的新闻公之于众。
2014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关注网络新兴媒体及如何主导这一新的舆论战场。会议指出中国的网民已经将近六亿，微博三亿，移动终端四亿三千万，而作为时代主流的年轻人却不接触传统媒体。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大学教授加藤千洋认为，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表现出对媒体状况的危机感。习近平领导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指导小组同时进行了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指导会议，对媒体方面的改革提出了指导目标。首要目标是融合媒体资源，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合作。其次要提高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对舆论的指导力。中央已经认识到中国媒体发生了重要变化，党报等传统媒体的力量被削弱。
同时，日本媒体方面“伊斯兰国”（ISIS）处决日本自由派记者事件影响重大。日本政府交涉不力导致人质被杀害使得媒体产生了激烈讨论。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于两名日本人成为人质这个事实政府是那个阶段掌握的，在已知有两名人质被抓的前提下安倍在埃及发表演讲处于什么目的以及释放人质进行的交涉和谈判是怎么进行的，是否全权交给了约旦。但是政府对这些质疑一直表示谈判具体过程无法公之于众，另外对政府的批判事实上是在帮助恐怖分子。日本新法律之一的特定秘密保护法使得媒体无法深入到事情真相中，这使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日本主流刊物的意见差异很大。读卖新闻与产经新闻属于右派媒体，偏向安倍，其他一些媒体主张继续严密追踪事件。
因此，在关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安倍谈话”的内容上，日本现在各大媒体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不能比村山谈话倒退；另一派则认为讲话不能受村山谈话的约束。对这次讲话日本政府成立了一个16人的特别小组，媒体则关注村山谈话多大程度上会被组织到安倍的讲话中。但是，对于安倍来说，他似乎只不过希望以“我已经听过很多人意见”的这种形式发表谈话。
现在社会日益错综复杂，媒体的报道因立场的不同会产生相应的偏差。作为媒体人要能够自己从报道中辨别真伪，理解不同媒体的特点并以此透过具体的报道本身认识事件原本的事实，这是媒体阅读力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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