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一直以来，论及“文革”之初中囯高层斗争时，许多人一方面为刘少奇最后惨死的结局感到惋惜，另一方面，又为其大权在握，却甘愿束手就擒，甚至未作一点反抗而坐等灾祸降临，深觉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说，其时在北京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何不趁毛泽东长期不在北京之机，发动一场政变，把毛搞下去？就像两年前，苏共中央高层一些人，趁赫鲁晓夫不在莫斯科之机，发动一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成功把赫搞下了台那样。而且，如此做，还基本上可以避免后来那场全国性的大动乱，大灾祸。
1958年8月，中共领导人接见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前排左起：林伯渠、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
笔者研究“文革”时，当初也多次提出这一疑问。近年，随着对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以及周恩来与之关系的深入探索研究，似乎终于可以找到答案。也才觉得当初提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幼稚。
本文选自2014年2月号《北京之春》，作者王锐，原题为《毛泽东的“防政变”与“首都工作组”----兼谈周恩来、叶剑英在当时的作用》。
“五月会议”的血雨腥风
“文革”初期，曾经有一个叫“首都工作组”的特殊机构，这个机构很长时间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却对保证“文革”按毛泽东意图发动及向纵深发展推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组建和存在，对刘少奇等所谓中央一线领导，起着实际的震摄及监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刘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胆量，发动对毛泽东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变”。先看看此时的政治局势和背景。
“首都工作组”成立于1966年5月中旬，其时，正是所谓“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月会议”（5月4日到5月26日），在“文革”史上，是一次重要而且十分关键性的会议。会议期间，发生了太多可值一书的重大事件。
首先，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曾经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简称“十六条”，一直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后来枝露，这个《通知》的有些内容，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其中最著名，最有份量的一段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当时，认为毛泽东特意加进去的这段话，是针对的“彭罗陆杨”，后来才证实，毛主要针对的是刘少奇。“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刘少奇的代名词。
其次，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后来实际为江青控制，权倾一时，甚至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此外，林彪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八讲话”。这个讲话，主要有两点内容特别令人瞩目。一是大谈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公开提出当前着重要防“政变”，防“兵变”，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毛主席正在调兵遣将，防政变。当时林彪确实讲得有点杀气腾腾。另一点就是，林彪将颂扬毛泽东的话语，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高度。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话是，林彪称，“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扞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又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指南。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囯共讨之。”此话当时也认为是针对彭真，罗瑞卿等。后来才揭示，此话针对的是其时正坐在主席台上，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听到此话，想必十分受用。
也才有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决心对刘少奇公开摊牌，并让林彪接替其接班人位置的安排。据吴法宪回忆，有次他与周恩来同乘一辆车（其时吴已是最高核心层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在车上周对他亲口讲过当时情形。
八届＋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问他：“看来刘少奇不行了，我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也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要把刘少奇拿下来，现在怎么办？”他回答说：“那就只有林彪了，由林彪代替刘少奇最合适。”他说完后，毛泽东点头说：“好，那就把林彪接来北京吧。”（《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十一章，香港明镜出版社）
不过，再后来，林彪出亊后，又有人称其这次“五·一八讲话”，是在为自己以后搞政变造舆论，是别有用心，在唱“政变经”。
这次“五月会议”，还作出了停止或撤消“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职务，并由中央予以立案审查（即分别建立专案组）的决定。后来将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中央高层领导人迫害致死，并相继逮捕审讯，关押迫害诸多党政军首脑人物的“中央专案组”，即由此派生演变而来。
这个会上，还有一件比较滑稽的亊。就是有好多天，曾集中火力猛批朱德元帅。最早，是要朱徳在会上作检查。迫于压力，朱德被迫在大会上当众检查。后来又说其检查不深刻，发动与会者猛批。说朱德有政治野心，想夺权，想搞政变等等。不仅林彪等人，连周恩来，陈毅元帅等，都参加了对朱德的讨伐攻击。众所周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朱德元帅就长期处于有职无权地位。平时出去走走所谓“视察”，在家时种点兰草。但可能朱德元帅在军队中，一直威望很高。毛泽东要搞“文革”怕军队不稳，担心有人会拥护朱德，所以先把朱徳弄出来，扫扫面子打打威风。毛泽东整人之心机，真是深不可测。有趣的是，朱德的亊，从此再无下文，不了了之。
会议期间的5月18日和23日，前后几天时间，首都北京党政军高层，还发生了多起因“文革”风暴卷来，自身无法面对而被迫自杀身亡的“非常事件”。
第一位自杀者是，曾担任过《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已经被打为“三家村”黑幇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他在林彪作“五·一八讲话”的当天自杀身亡。第二位自杀者，是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田家英。其自杀于5月23日晩。第三位，是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兼秘书长的安东将军，5月22日清早服大剂量安眠药身亡（安东将军因聂荣臻元帅为之说话，死因未作“自杀”结论，后来定性为“非正常死亡”。按当时规定，自杀属“背叛革命”，“自绝于党和人民”。政治上背黑锅不说，还会祸及家人）。
“五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仍在杭州未到会，表面上由刘少奇主持，但实际上会议进展情况以及会上一切决定，均由康生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再由康生向政治局传达。所以说，这个“五月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遥控。刘少奇不过是台面上的主持者。
官方的正统文献，对这个“五月会议”多有记载评述。可惜并不客观。比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中囯共产党历史大亊记》中，对“五月会议”记载如下：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十六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十八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大亊记》第276页至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第一版）
这种表述，完全不提毛泽东对会议的遥控和主导，却将“五月会议”的账，主要算到林彪，其次是刘少奇身上，是不公正，也完全不合事实的。
尤其是，这个《大事记》条目中，闭口不提毛泽东暗中指示周恩来，绕开党中央和政治局常委会，建立实际控制北京的“首都工作组”一亊。
毛泽东对“政变阴谋”的猜疑和提防
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来，与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尤其是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发生了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不流血政变”以后，毛泽东对中共高层是否可能发生类似事情，是否有人会将自已彻底赶下台，始终疑虑重重。可以说，自那时起，“政变”阴影，就一直在毛泽东脑际纠缠，挥之不去。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