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加多宝与网络大V“作业本”挑起的与邱少云相关的“烧烤事件”舆情温度不减， 4月23日，邱少云唯一在世弟弟现身回忆称，邱少云曾表示会带着光荣花回来，但也难抵挡舆论的口诛笔伐，网络上否定“英烈”事迹的言论亦是甚嚣尘上。一时间，一位位英烈走下了“神坛”，刘胡兰是假的、董存瑞是假的、雷锋也是假的……有评论认为，富有历史意义的榜样人物成为了消费品，实则是历史研究呈现下滑趋势的表现，背后也是价值观念的失范。而中共围绕着此类琐碎事件与之对垒的应对手法，更是陷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局面，匡正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难见一国执政党应有的自信与成熟。
消费“英雄”背后的“价值失范”
近期，具有时代性的英雄人物们重新回归视野，这边对“火烧邱少云”的调侃，以及是否符合生理学的争论还未落幕，“黄继光堵枪眼”的真实性再遭质疑。近日，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自曝做节目时被问“如何评论黄继光是假的”时。“我当时就说节目不做了，不跟你们电视台玩了。我说我以个人名义封杀你这个电视台。但是你也别走，把你台长叫上来，咱们三个人坐下来PK一下，有本事你录像，有本事你播出去。”这一愤怒在4月23日《环球时报》社论上得以延续，这篇题为《亵渎英雄的活跃者应付出相应代价》的文章认为，亵渎英雄，在每个社会都是最下作、也最边缘的事。当下否定英雄的歪风频繁拿抗美援朝的牺牲者做靶子，这与一些人“崇美”“媚美”显然有一定联系。一个国家决不能没有英雄，世界上几乎就没有那样的国家。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这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观，而且是全世界的。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暂且忽略中共宣传系统的反击存有多少政治信号，但在人文世界中，当每一样可以谈论的事情都变成了一种娱乐之时，是悲哀的。首先，对于英雄人物的宣传，的确经历了一个过于抽象化的时期。如黄继光牺牲后的新华社通讯稿《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文中曾写道：“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他。”对于这段描写，也有人指出，心理活动的语句记者是不可能采访到的，通讯记者是“拔高典型”。对于雷锋很多著名的照片都是后来补拍、摆拍的“造假”行为的争议。被外界认为是毛泽东时代政治宣传的“产品”。在过去的政治语境中，为了迎合人们的审美趣味，忽略了对纪实的需要，英雄人物的形象被过度雕琢修饰……这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计较细枝末节的历史研究法并无实际意义。
诚然抽象又崇高的、颇具时代性的宣传手法惹人非议，但在4月23日的《北京青年报》的评论文章看来，这一波围绕邱少云和黄继光等战斗英雄的争论，似乎并不仅仅是关于历史的细节之争，甚至也不是关于英雄人物的真假之辩，而更像是在争夺历史的解释权。该由谁来讲述英雄的故事，讲述哪些英雄的故事，才是这次争论的核心。有评论认为，不求被历史证实、只求与历史相左的言论方式，背后是价值的失范。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健康的公共讨论，拆解叙述故事的技巧问题不应成为模糊历史的理由，激烈的争辩过程中，也不应该忘记这些民族榜样也着实地激励了一代人、凝聚了一代人。在这一层面上，暂且不谈真与假，这些人物形象值得受人尊敬。
中共三大制式应对术
视线回归到对质疑声音最有发言权的中共当局，连日来的应对手法亦受媒体诟病。4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称，虽然近年来官方的宣传方式与时俱进，已不再大肆树立新的典型、塑造新的英雄，但宣传系统的困境在于对于历史上的那些烈士和模范们，仍需思考新的宣传方式。作为中共一直以来的政治资产，固然不能将其放弃或重评降格，但一味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来打压质疑之声，也已无法再令人信服。
《联合早报》的指责视为其一，其中心立意也不难理解，即常规性的将矛头转向敌对势力。如上述《环球时报》将枪口对准“崇美”、“媚美”的势力身上，《解放军报》也不止一次表示“西方价值观”侵入中国社会的不满。在2015年1月社会上对雷锋事迹真假性的揣测最为热烈之时，军报评论则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加紧策动“颜色革命”，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转基因”战略早已剑指中国，而且已在各条战线隐蔽展开，妄图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人民日报》4月22日的文章也表示，有一种人别有用心，妄图通过向英雄“泼粪”，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
其次，对于革命英烈的宣传困境便缘于时代性宣传手法的历史惯性。稍早前，原中国官方新华社记者李竹润通过微博对外致歉，致歉1981年他写文章说“西点军校学雷锋，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是假新闻，是西方媒体开的一个愚人节玩笑。对此，中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吴非博士表示：“这个是一个中国记者对于西方媒体，不论来源，只要对自己有利，只要有利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乱收集的案例。李竹润没有意识到西方媒体这次仅仅是开玩笑。这就是说，看似符合北京的一些宣传口径和要求，但实际上造成的影响却十分恶劣。”宣传手法盲目的背后，讴歌英雄人物一贯是“正确的政治立场”也是时代性的宣传特点的显现。
最后一点值得玩味，梳理相关信息显示，每当质疑声四起，往往伴随着亲历者、目击者出面辟谣。4月21日，有媒体在高青县木李镇三圣村采访到了黄继光的亲密战友李继德，他表示“黄继光堵枪眼属实，我在现场亲眼目睹！”新华网的报道也曾对雷锋战友回忆文章进行过报道，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雷锋身穿一个皮夹克、毛料裤和皮鞋，俨然一副“阔少”形象。对此，雷锋的工友张建文表示，“我和雷锋一起从长沙来到鞍钢，有不少伙伴对他说‘你一个单身汉，也该买件像样的衣服了’。后来，雷锋就买了几件漂亮的衣服，拍了照片，还把照片寄给了望城县的老领导。结果领导在回信中说，希望他保持朴素的传统，雷锋就把衣服锁进了小皮箱。”无独有偶，“董存瑞炸碉堡”的情景也有“人证”，有报道称，董存瑞战友郅顺义自称在掩护董存瑞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现场情形。
相仿的配方，相同的味道。已然公式化的处理方式背后，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应付，匡正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难见一国执政党应有的自信与成熟。要知道，虚妄的怀疑动摇不了真实，虚假的故事也谱写不进历史。与其争锋相对的与之博弈，计较英雄事迹的虚假成分，何不在反思中寻求进步的空间。如果执政者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愿意试水，在匡正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不妨少点实用主义的考量，多给原本的历史腾出点空间。先解决了“历史”问题，“虚无主义”的问题或将迎刃而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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