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对此，王力在北星出版社出版的《王力反思录》进行了反驳，称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田家英
1966年5月23日在大会堂继续开会，讨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作出的组织处理决定：彭真、陆定一撤消工作，调陶铸为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任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了几句，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如烫衣服、取衣服、买这样、买那样，很长时间才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说家英怎么这样，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这时安子文也是自身难保，六神无主。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觉得他死得很可惜，审查以后可以继续工作嘛！整理毛主席的东西他最合适。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搞三自一包时戚本禹也在田家英领导下搞试点。这时候陈伯达、江青也在拉戚本禹，但还是刚开始，戚本禹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没有人说“自杀是自绝于党”之类的话。
1961年我同田家英一起搞六十条，以后也常常在一起搞文件。1962年在北戴河会上批三自一包，主要是批陈云，附带批田家英；批三和一少，主要是批王稼祥，附带批王力。都当成右倾典型。事后我和田家英不约而同去找康生，请他缓和一下。我们说现在各方面都很困难，不要对陈云、王稼祥搞那么紧张。康生拒绝，也就算了。田家英死后我们到他家，看到家里很乱，有些烧东西的灰。康生给我写的一个画上的题跋，田家英那里还有照的一张相。田家英到死以前没骂过康生，他只骂陈伯达和江青。我对田家英是很欣赏的，私交很好。当时对他的压力当然是不小的，可是一顶也就过去了，何必自杀？在田家英自杀前姚溱[（1921-1966.7.23）江苏南通人。中宣部副部长。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60年始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也自杀了。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时，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包围，企图秘密逮捕他，姚跳了楼，那是为了公开国民党秘密逮捕的事，让组织知道，是为了保全组织而牺牲自己。那次跳下来没有死，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服了大量安眠药然后上了吊。
田家英死后火化了，在八宝山，中办有几个友好还去送葬，陈秉忱嚎啕大哭。陈作过潍县专员，同田家英在文物上有交往。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说“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董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七月份江青回北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了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意思是应该先加以隔离。）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
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些诬蔑和污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对彭真、罗瑞卿的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文件，对陆定一、杨尚昆也有一个说明他们错误的文件，是后来24日通过的。杨尚昆搞“窃听”，毛主席不知道。但这也不是杨尚昆能够决定的。有人说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这也未免太武断。搞录音是有的，但我判断杨也不是坏意，因为在毛主席那里开会不准记录（政治局、书记处正式会议有记录），只有个人可以记。毛主席有些话很精彩，录下来多好。但安录音机绝不是办公厅主任能够决定的。后来杨尚昆也没有承担这个责任，没有检讨。他也没有说是谁决定的，只把具体办事的人撤了，如康一民，还有直接安录音机的几个人撤了。后来杨尚昆平反时说这不叫窃听器，叫录音器。我认为录音不经过毛主席也是不对的，但确实不是为了监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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