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政策处长把关”，到“文件在处长司长那里画圈”，短短一周之内，中国总理李克强两度将矛头对准了“处长”一词。一时间，处长成了庸官懒政的代言人，“风光”一时无两。更有官媒中青报跟风而上，一篇檄文将“处长治国”这个新鲜热辣的名词推上潮头浪尖。更有甚者翻出清朝的“本朝与胥吏共治天下”的话，来证明这种情况的自古有之。
李克强矛头对准“处长”
然细究之，“处长治国”本亦属各方政坛之常态，今总理和官媒之判更多则是立足“处长误国”，且隐藏在“处长误国”的背后的“部长失位”，或更应是总理和舆论隔山打牛的真正对象。
治国还是误国？
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长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景观。按人事部官方说法：截至2003年底，中国公务员的总数约637万人，其中中央机关及其在地方的派出机构有47.5万人，省级机关有53.55万人，地市一级有144.6万人，县(市)一级有285.2万人(截止到2010年底，国家县级划共有2862个)，乡一级有106.1万人。由此算来，中国县处级干部有几十万人之多。
而在中国官僚体制中处长亦处于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就如同官媒所述之绝“人微”而“言重”：虽不拍板，但具体经办；虽不是一把手，但一把手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尤其在中央部委层面，这些说大不大（官职）说小也不小（权力）的处长们，还要负责部委的各种调研、担纲起草各种方案，最终再负责各种红头文件的具体执行。
如此看来，说“处长治国”其实也算是中共政坛的一介常态，虽则在李克强讲话之后，媒体一窝蜂抨击“处长治国”，然其实总理和官媒之判更多是立足“处长误国”。
一方面，处长们执行力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项政策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另一方面，处长阶层权力过于集中，又不免衍生出种种腐败现象。坊间就曾有“中国十大最有权力处长”一说，国家发改委民航处原处长匡新、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原副处长王小石、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贸易法律处原副处长荣民等均列其中。近日官媒所批之“一个处长搞死你”，也说明人们对处级腐败的某种无奈。
谁知不治？
如前所述，处长误国无非有两，一是不做二者无为----拖着不干，干得不好，或者故意使绊子不好好干。然则一众小吏，何以误国？细细究之，在总理和众媒体讨伐处长误国的背后，实则不乏隔山打牛之意，误国的也未必仅是处长，隐藏在小官弄权背后的部长失位或更应令人忧之。
当初官媒檄文一出，就有自称“已有离职意向的国务院某部门处长”发文回应，总理所批“国务院确定了还需要处长把关”的政策，通常是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讨论确定事项，由各部门发文的政策。该政策一般是由主办部门提交一份草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如果没有大的颠覆性意见，国务院办公厅会在会议纪要中写上“原则通过，请**部门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完善后印发实施”。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据会议意见修改完善”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因为留了这个“修改完善”的口子，一些部门的部长可能在会签文件时就政策细节提出不同意见。而所谓会签，是指各个相关部门的部长签，处长们是没有权力会签的。
此外，众所周知，中共名义上很多决策出自中央，但实际上都是处长们起草政策，一层一层往上“批”，最后就“批”成了国家政策。制定政策的人不认真，执行政策的人当然也心知肚明，根本认真不起来。所以换个角度来看，舆论所批之一的起草政策之“处长视角”，会不会实为“部长们”缺乏视角或是根本懒得去给出视角。自然前者无非不接地气儿或是能力不够，后者实为“务虚成瘾”。而政策执行之“小官弄权”，部长们则更难逃督管之责。
毕竟官媒的檄文中也曾指出，“上级领导过于宏观的指示，政策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可筛选性，行政审批的非标准化或标准要求不高，以及行政审批和答复的无时间限制等，常常给处长们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或者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不了解，让这些部长失去对于政策是否妥当的基本判断。简而言之，就是部长不能不接地气，不能不知道“务实”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监督处长，“处长治国”的情况才能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批评“处长治国”，实则更是给“部长失位”的现实扇了一耳光。
部长失位背后的务虚文化
其实，在中国的官场文化中，“高层务虚”一向有着深厚的积淀。古代官场上对官吏僚的详细划分就可见一斑。在中国古代，官就是正职，即长官；僚就是副职、佐贰，即僚属；吏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员，有品级，叫“品官”。又因为自隋以后，官和僚都由中央统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则由长官自己“辟召”，不过胥吏的地位虽然低，政治影响却大，因为国家事务，尤其是地方行政，实际上是靠胥吏来处理的。由此可见，为官务虚，为吏务实颇有历史渊源。
此封建官场文化自然在当代也沉疴已深。在省部级官员尤其是一把手中，“为官务虚”之心态所存不在少数。而按照一向的划分，如今政坛之处长当属吏之范畴。这就意味着这些部长必定是将“务实”的工作交给“处长”，这放在习李的级别，日理万机，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一些省部级官员中，有这种“我就是务虚”的官场心态必然是不妥的。
实际上时至当代，中国官员务虚之水准却更与日俱强。诸如网络上相继曝光的“踩红毯植树”、“雨中伞下观操”、“PS慰问品合影”、“环保厅官员舀河水直饮”之类等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官员“作秀”事件，越来越有向行为艺术靠近的趋势。“部长们”忙着“为官”忙着“务虚”，自然就没有了务实的时间和心态，渐而久之便也没了务实的能力。
习李树务实标杆
所以，要杜绝“处长误国”之患，“部长”们首先要摆正“务实”之心态，更要有治国之心、治国之力、治国之能。
好在中共高层已经有所觉悟。2015年初，习近平在与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就表示，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可见，对于为官不为的现象，中共高层早就开始担忧。
同时，因大陆经济下行而奔走的中国总理李克强也已经做出了表率。无论是东北立军令状，还是喊话金融业，抑或简政放权的七日令，无不给李克强打上了一个个“务实”的标签。上为主席总理之案牍劳形尚且奋力务实，一干部长们还有脸再务虚么？
前国足外教施拉普纳曾有一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反腐伊始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有一句名言“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两者结合起来或就是“处长误国、部长失位”的一方良药：一则要有务实为官之心态，二则要有健全阳关的制度做保障。如此的情形下，未来从部长到处长们的日子或许都能好过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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