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10日，安倍晋三罕见地出席了“东京大轰炸70周年”纪念活动，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提醒人们转换角色：贴上战争受害者的标签，把加害者的帽子丢进垃圾桶。而此时，默克尔还在苦口婆心地用德国经验为岛国上“历史课”，却被日本外相以“不要拿日本和德国做比较”回应。
平型关的关帝庙前曾有一场中日血腥的白刃战，庙里至今还留有拼杀的刀痕。庙前的汉白玉碑上，密密的文字勾勒出当时的战斗场景。 （姚忆江/图）
平型关大捷示意图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乔沟，这条长10公里、宽不足10米的峡谷古道，西达雁门，东通京蓟。站在乔沟旁，几乎在一瞬间就能理解七十多年前林彪为什么会把这里选作对日第一战的战场。 （姚忆江/图）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日本的年轻一代没有记忆。而至少百分之八十的日本老兵，选择忘却过去。
1989年，我第一次见到二战日本兵，还是在中国。由日本退役将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国防大学访问，因为我会日语，受邀为他们翻译。聊到兴处，这群一个个看起来忠厚老实的老者和我挨肩搭背。
这一年，日本跟随美国制裁中国，结束了中日此前的蜜月期。果不其然，带队的老者曾在关东军情报部门工作，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我“趁机”聊起二战，这群将官却不愿再与我多谈。
如今想起那次会面，我还是难以将他们与战场上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联系到一起。骇人听闻的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中，日本士兵举刀刺向讨水喝的美菲战俘，15000人中途命陨。战后美国要追究，竟找不到一个发号施令者。虐待俘虏，由这支军队中的个体士兵自发施行，却又形成群体性行为。
一次，我在日本遇到两位日本战俘，他们向我哭诉在苏联西伯利亚服刑的艰苦，“那你们对待战俘什么样？”日本老人听后不语，悄然离去。这样的沉默，成为我遇见的大多数日本老兵的回答。
我多次去过日本，日本人大多持有这样一种想法：战争本身不对，但我也是受害者。
剩下的10%则坚决不认错。就如最后一位放下武器的日军中尉小野田宽郎，至死都活在1944年，上司谷田让他登上菲律宾卢邦岛作战的那天。“我禁止你自杀或者投降。3-5年之后，我将回来。这个命令只有我才能取消。”因为这一句话，战后整整三十年，小野田一直纠缠在二战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世界轮换，与他无关。没有谷田的命令，他死也不投降。
日本当权者在强化“受害”概念
南方周末：八成经历过二战的日本老兵不愿回忆过去。这造成一个什么后果？
徐焰：日本的战争观和历史观与中国从来不一样。过去，我们同日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就是反对战争，但是讲到战争责任始终很难达成共识。
那些亲历二战、感到忏悔的老兵，越来越少，没有人将真相告诉年轻一代。后来东京审判，很多日本老百姓无法、不愿相信自己的祖辈犯下的罪行。
当今日本社会虽然有反战意识，但是反侵略意识非常差。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普遍心理是，战争不好，但打仗就是弱肉强食，我打败了所以我受到审判。现在我复兴了，不应该再受审判。
南方周末：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徐焰：是的，我在日本有亲身体会。中国人跟他讲认清历史罪行，他就说打起仗来大伙都是受害者。他们纪念原子弹爆炸，纪念东京大轰炸，但问题是它忽略了自己还是侵略者，是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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