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个毛啊

88岁的刘少奇长女刘爱琴日前回忆文革称“这是时代的悲剧”“心里已没有怨恨”。这位父亲被迫害致死、哥哥卧轨自杀、弟弟入狱被折磨近乎精神失常的“过来人”此番表态，引发了“红二代”一致认同，称之道出了大家的心里话：“怨恨谁呢，时代造就的悲剧。”

说起英雄末路感慨“时代悲剧”，难免不令人想起项羽乌江自刎，西楚霸王在败亡前长吟《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然而除项羽之死果真如期自述的是“时不利”的时代悲剧？恐怕旁观者鲜有人与项羽同样的看法。毕竟，刘邦的壮大是一步步踩着项羽的纵容与失策成事的。项羽要恨只能恨自己不听范增之言，而既恨不了刘邦耍流氓，也怨不了“时代悲剧”。

同样，刘少奇及其家人，以及诸多“红二代”们，也没有什么可怨恨的，首要原因就是如项羽一样，他们本是历史的参与者，参与者的结局是自己写就的。毛泽东的无边权势及其晚年错误，并非一日之间突然出现，而是一步步经营得来，而每一步刘少奇都功不可没。

刘少奇与毛泽东有湖南同乡之谊，党内相互扶持，关系原本十分亲密。1942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同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中，大批中共干部被打成“特务”、“叛徒”、“反革命”，这场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主持的持续三年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被看做是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借此之机，“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党内军内的理论指导方针，而这个词首先出现在正式文件内，正是在1945年刘少奇的中共七大报告《论党》中。未知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名义被迫害之时，是否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至于“红二代”们，不论当年父辈的际遇如何，如今他们都享受着优越的待遇，更是“何恨之有”了。

其次，随着毛泽东作古已近四十年，历史早有定论，作为局中人的“红二代”也应当与父辈与自己的过往和解了。去年初，中国大陆曾经掀起一阵文革道歉风。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声泪俱下的为其在文革期间的行为道歉。宋彬彬是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伟大领袖对宋彬彬“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第一轮武斗和抄家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史称“红八月”。与宋彬彬同期，陈毅之子陈小鲁也究其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的过去进行道歉。可以说，在尘埃落定的今天，当年作为文革参与者的“红二代”的道歉，也从一分方面诉说着他们对那场灾难所抱有的感情不是怨恨，也不是简单的归因于“时代悲剧”，而是通过反思让人们看到与过去和解的可能性。

最后，对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共自身已有深刻认识。1981年，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而邓小平对毛泽东“功过七三开”的评价也成为中国官方的共识。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共对文革历史教训保有高度的警惕：2012年，薄熙来落马前夕，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北京两会上郑重发出警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已取得的成功还有可能失而复得，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被认为给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做了“文革遗毒”的定性。而本届领导人上任之后，习近平也在强调不走邪路的同时，更加不会走“老路”，免除人们对文革重来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红二代”们更应当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推进中国的制度建设避免悲剧发生上，而不是抱着对毛泽东恨意裹足不前。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已经成为过去，作为历史缔造者的后代以及“错误”的参与者，“红二代”们还恨个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