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亚洲必有一战？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这是中国一直强调的处世原则。但很多人对此并不相信，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乔纳森·霍斯拉格就是不相信的人之一。他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会引发亚洲的战争，因为中国收复失地的决心与周边国家的矛盾无法调和。

辽宁舰

魏星撰文详细介绍了乔纳森·霍斯拉格对中国崛起的看法，我们一起去看看霍斯拉格是如何阐述他的观点的。

2015年2月27日，比利时布鲁塞尔。

包括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德尔斯、比利时外交部双边关系总司长穆尔、比利时外交部亚洲大洋洲司司长罗卡斯，以及比利时军方、欧盟机构、外交使团高级别代表在内的约200人涌向已经有131年历史的Vaudeville剧院。

舞台上有四位“演员”：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乔纳森·霍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经济学人》杂志亚洲事务主编多米尼克·齐格勒(Dominic Ziegler)。

他们上演的剧目是：中国是否与亚洲必有一战？

其实，这是霍斯拉格的新书《中国与亚洲必有一战》（China’s Coming War with Asia）的发布辩论会。

霍斯拉格是比利时以及欧洲非常活跃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者，著有《中国如何在亚洲世纪生存》(How Europe Will Survive the Asian Century)、《中国和印度:和平的展望》(China and India: Prospects for Peace)、《被困住的巨人》(Trapped Giant)等著作。霍斯拉格在书中先是纵向叙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历史，然后又横向分析了当前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特别是东海、南海、中印边界等。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后，霍斯拉格得出了该书的核心观点：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无法兼得的，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东亚无法避免。尽管问题并不仅仅来自于中国，但前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不仅是无法避免而且是即将来临的。

他得出中国与亚洲的战争无法避免结论的另一个论据，是中国共产党一直追求的四个渴望从来没有变化：一是巩固边疆领土，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三是争取国家主权受到承认和尊重，四是收复失去的领土。霍斯拉格指出，尽管几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政策也进行了很多调整，但无论怎么变化与调整，这4个渴望却始终没有改变，特别是第4个点，即收复失土，而中国与邻国陷入战争的危险恰恰就存在于这第4个渴望中。

霍斯拉格在书中说，他不打算在中国的前三个诉求上花笔墨，因为这前3个诉求中国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他重点讨论的是中国的第4点渴求，即收复失土。

他特别提到了四个争议问题：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与菲律宾和越南的南海问题，与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有台湾问题。霍斯拉格的分析是，由于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上升，引发邻国担忧，相关国家民族主义强劲，其政治家没有多少妥协余地，只能引入外力制衡中国，因此中国的行为不仅会引发与相关国家的战争，还会引发与域外大国的战争。在这里看不到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改变，亚洲地区很难避免传统大国悲剧。

霍斯拉格这一次“棋逢对手”。

1956年出生的曲星是中国高级外交官中为数不多的“旋转门”代表。他是政治学博士，曾留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1993年进入外交学院任教，1999年出任外交学院副院长，2010年至2014年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其间，他曾在2006年至2009年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2014年底出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2004年12月，比利时外交部礼宾司长胡哲伦在接受曲星递交国书副本时曾评价说，“曲星既是经验丰富的高级外交官，又是世界著名国际问题智库掌门人，中方选派这样的人担任驻比利时大使，体现了对中比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

果然，曲星也不客气，首先就说：“自新中国成立开始，西方就一直有学者进行类似的预测。尽管已经预测了近70年没有得到事实的证实，但仍然有学者乐此不疲。霍斯拉格教授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做这种预测的学者。在一个作者比读者还多的时代，一本书要想引起社会关注，就需要有一个特别抓人眼球的标题，出版商有时甚至会建议作者把书名改得耸人听闻，以便有更好的销路，哪怕这个标题离事实会很远。可以想象，如果霍斯拉格教授给这本书取名《中国与邻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前景》，今天也许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这个发布会了。社会就是这样一种心理，霍斯拉格教授也未能免俗。”

曲星称，《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6个要素，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的。因此，不能把核心利益与和平发展对立起来。他批评霍斯拉格在没有阅读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没搞清中国“核心利益”的概念情况下，就断言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和平发展不能兼得，是令人遗憾的。

针对霍斯拉格称中国会因为领土问题“与邻国陷入战争”的观点，曲星表示，从1949年至今，中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与现有14个邻国中的12个和平解决了陆上边界问题，也与越南解决了北部湾海上划界问题，说明领土争议并不必然导致战争。他强调，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是非常务实的，既分清历史是非，又照顾现实情况。

曲星的结论是，无论从中国外交的历史事实还是中国对争议领土的现实政策看，说中国因为要维护核心利益就必然与别国发生战争，显然是过于武断了。

他还称，“关于国际关系的范式和大国关系的悲剧，我显然比霍斯拉格教授更加乐观，我认为今天全球化和高科技世界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世界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完全可以通过合作获得共赢。”

最后，曲星不忘半开玩笑地说：“出于完全的善意，我建议霍斯拉格教授的这本书再版的时候，在标题后面加一个问号，即China’s Coming War with Asia?，把问题变成开放的，让每个读者看完后自己得出结论。”

而意犹未尽的霍斯拉格则在接受访问时详细阐述了一位欧洲学者对中国外交、亚洲局势和世界秩序的观点。

问：与中国大使公开辩论的感觉如何？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中国的外交官一般都是很低调的。

霍斯拉格：中国外交官保持低调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我与中国打交道的10年里，我得以目睹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型。我确实记得我第一次和中国官员会面的情景，他们几乎不说话，如果张口，通常是朗读一份在北京就已经准备好的简短声明。各种会议也只是交换官方的观点而已。

此后，新一代的外交官已经进入聚光灯下，他们受过很好的训练，通常在国外接收教育，因而掌握熟练的外语。在讨论中，他们通常是非常有趣的、见多识广的争论伙伴，他们现在也被允许更自由地发言。这些外交官在为国效力方面做得很好。曲星大使就是其中之一。自从他担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明白他在谈些什么，也很清楚自己在和谁交谈，敏感之处在什么地方。因此，和他的对话总是很愉快并且富有成果。

不过，这并不意味这他们拥有很轻松的时刻。如同他们致力于承诺的那样，他们往往面临如何在国外日益增长的期待和中国自身利益之间进行调和的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如何找到方法来化解紧张局势、缓解贸易冲突或者领土争端，而又同时不必让国家利益作出重大牺牲的？我觉得这很令人惊叹。这并不意味着紧张局势得到解决，但至少它们没有在短期内继续升级。我经常称之为一种不屈不挠的冒险政策的优雅形式，带着微笑的强权政治。

问：你在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与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无法兼得的，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在东亚无法避免。尽管问题并不仅仅来自于中国，但前景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不仅是无法避免而且是即将来临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霍斯拉格：没错。在书中，我认为崛起中的强国，比如中国，和处于守势的强国比如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一样要为战略紧张负有同样的责任。双方的关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我还认为，在不同的冲突中，很难去评判到底哪一方是对是错。比如，我理解，美国通过将军事能力抵近亚洲来寻求保护其安全，但同时我也理解中国对打破美国防务边界的渴望。同样，我也能理解其他国家不满中国采取的非常咄咄逼人的产业政策，但我也能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么做的原因。大部分西方国家多多少少其实也这么干。

因此，换句话说，在这整个故事中，没有道德高地存在，主要关乎实力和特权。中国现在主张的是，我们不应该对中国获得多少实力感到关切，而是应该关注中国用这些实力来做些什么。在这一点上，中国许诺将保持和平和仁慈。其实，中国不是第一个做出类似承诺的崛起强国。大部分崛起中的强国，从拿破仑到美国，都竭力通过强调和平和和谐来获得承认。

但这几乎没有应验过。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很难相信这些，它们通常看到的是，崛起中的强国把更多的经济实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或者政治影响力。这同样因为，崛起中的强国没有遵循战略上的自我克制，变得过于咄咄逼人。为什么和平崛起大部分都失败了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如果崛起中的强国开始出现经济问题，它们通常诉诸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注意力。

我没看出来中国能避免这些陷阱的原因，而且，如果考虑到中国想要的和其他国家想要的不具可比性，就尤其如此。中国的利益很难与和平和和谐的承诺相协调。中国努力成为一个富裕的高收入国家，这一点儿错也没有。我们都想变得富裕，但中国变富的影响是，它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强国，尤其是印度应该被落下老远了，中国将掌握最多的资源，有可能被用于胁迫性的目的。

考虑到中国的目标是统一祖国，收复失去的领土。从中国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正当的、正常的事情，我也知道中国用来支持其立场的所有的历史主张，但从台北或者其他争议领土的声索者的观点来看，这看起来不是个好兆头。甚至，如果中国说，让我们搁置争议吧，但如果你看到中国在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造像驱逐舰那么大的海岸警卫队舰艇，把争议岛屿发展成要塞的时候，你还会对这个说法印象深刻吗?

因此，我的预期是，这些问题迟早会由实力和武力来决定。我认为很难想象其他国家会一直无所事事地呆坐着，直到中国统一祖国。

问：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曲星说，中国对“核心利益”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即“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事实上，核心利益在中国学界也曾引发过争议。也有一些外国媒体报道称，一些中国外交官在某些场合称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过中国官方似乎并未正式证实这些说法。有人认为，太清晰地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反而会在实际外交举动中受制于此，很难施展灵活性。你如何评价中国的核心利益外交？中国是否更应该保持战略模糊呢？

霍斯拉格：我认为中国的主要利益和渴望是什么已经很清晰了，你甚至不需要将它们写在纸上。在我的书中，我重建了这些贯穿过去65年的渴望。或许会有一些表达方法上或者地图上多多少少的变动，但这些渴望依然是相同的。我得出结论，中国对于领土的声索一直是持续的。是的，中国提出过联合开发油田区块、联合巡逻、信心建立等等倡议，但中国的声索依然是不变的，我将其称之为围绕不变的核心利益展现出的灵活性。

说实话，你见过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愿意并且有能力和日本就东海、和越南或菲律宾就南海或者和台北就分裂达成妥协吗？当然没有！那会是政治自杀行为。中国人民希望领导人强硬。因此，为了所有和平和对话的会谈，为了所有的地区融合和相互依赖，我相信中国的这些核心利益不会消失。它们或许不时地变得没那么紧迫，但中国的实力越强，这些利益导致的紧张局势就会越多。我相信，保持低调或者保持核心利益模糊已经不可能了。

问：在过去两年里，中国与周边邻国发生了不少摩擦和冲突。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切似乎都变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首次支持在南海领土争端中实施“双轨思路”。自从莫迪总理上台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升温速度惊人。中国还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了丝路基金来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计划。中国还多次表示，欢迎和邀请亚洲国家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为什么中国似乎一夜之间改变了调门和行为，开始使用越来越多的经济手段？

霍斯拉格：是的，这是整个故事中最迷人的部分。中国运用经济外交来安抚对手并不新鲜，从1970年代多多少少就已经开始了。我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首先，中国的经济魅力攻势是否足够有效来让其他亚洲国家在短期内满意，这样它们就不会来反抗目前依然比较脆弱的中国？到目前为止，确实做到了。尽管有针对中国的过度自信的抱怨，但本地区的平衡依然是非常温和的。

其次，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将很多贸易和产业活动从它的邻居身上转移过来，这样它们很快就没有能力做出严肃意义上的平衡并因此无法抗衡中国了？就拿印度和日本来说吧，这两个国家已经无力匹敌中国蓬勃的产业政策，节节败退。印度正在与政治碎片化和各邦之间围绕谁能得到投资的争吵苦苦斗争，中国将从中受益。我认为，即使各国有意愿花费更多防务预算来牵制中国，有些国家也越来越难于这么做，因为它们的经济被中国远远落在后面。

这将导致一种局面，中国将不战而胜。中国无需使用暴力就能建立一种新的中国中心主义秩序。对中国的大多数邻居来说，这都是一笔糟糕的交易，因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在领土争端中失败，被迫接受不平等的经济关系，甚至被迫接受不平等的政治关系。最终，我认为，这一战略不会奏效。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自身的经济也在放缓，中国继续其魅力攻势的能力也会降低。亚洲经济气候的不确定性将导致更多的民族主义，当冲突爆发的时候，这会减少领导人缓和紧张局势的余地。

问：中国今天的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被动反应式的还是积极主动式的？抑或是二者兼有？

霍斯拉格：确实，两个都有。很清楚的是，中国奔着某些雄心去的，但也遭遇了不曾预料到的挑战。即使是反应式的，中国也相当成功。一点点地，中国更大胆地显示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但又很快地倒回以避免僵局。这再一次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所有邻居都在谈论中国的过分自信但却依然保持忍耐，避免硬平衡，也没有在硬实力上投资更多，也没有围绕中国组成一个更强大的安全联盟。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对冲的阶段，但是，中国继续冒险政策会越来越困难了。

问：有人认为，中国正在竭力挑战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还有人声称，中国正在试图把美国逐出亚洲，来实现中国自己的亚洲版门罗主义。这是中国的大战略还是一种过度解读？霍斯拉格：事实如此。中国针对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就是积极防卫的战略，意思是中国必须有能力将对手拒止于一定距离之外。在和平时期，那些国家将被许可使用第一岛链内的海域，作为商业用途甚至是军事通道，正如门罗主义时代那样。但如果发生战争，中国希望有能力将它们赶出去。此外，中国正在将它的邻居织入一张由铁路、公路和围绕中国自身经济的工业供应链组成的网络中。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秘密。如果你仔细阅读不同部门的文件，就会发现这一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我不想评判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对于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但你也应该因此预测到通常的结果：不信任和恐惧。

问：中国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但近年来，中国又呼吁“维持战后国际秩序”。比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初在达沃斯的演讲中就说，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和普遍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必须维护而不能打破，否则繁荣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2015年2月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主持安理会公开辩论会后对媒体发表谈话。在回答有人认为中国外交更加咄咄逼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有挑战当前国际秩序倾向的提问时，王毅表示，中国是当代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改革者。2015年3月8日，王毅在中国“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再度公开谈及国际秩序，他说：“中国历来是国际秩序的建设性力量。如果把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比作为一艘大船，70年前中国就曾经亲手参加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而且，中国还是当时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今天，我们和190多个国家同在这条船上，我们想的决不是要把船打翻，而是如何和各国共同努力，让这艘大船沿着正确方向开得更稳更好。70年来，国际格局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际秩序自然也需要与时俱进。中国主张对国际秩序和体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非另起炉灶，而是创新完善。总的方向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尤其是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从而使这个世界更平等，更和谐，更安全。”那么，中国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国际秩序？

霍斯拉格：一个公正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一个多极化的国际秩序，对于既有的强国来说，意味着失去权力和影响力。我认为，中国是否修正世界秩序并因此寻求在现存的规则体系和组织内外重新分配权力，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能完美地想象出一幅未来的图景----中国遵守大部分自由贸易规则，签署了大部分气候变化条约，把维和部队派往全世界，但依然被视为它的一些邻居和西方世界在安全和特权方面的威胁。同样，它们也会失去地位、安全和繁荣。对于后者，失去繁荣，按照绝对值来说真的会发生。在很多西方国家，人民正在失去有效购买力。在这种状况下，你的竞争者是否尊重某些规则并不重要了。或许既有的强国越来越不喜欢这些规则，因为这些规则不再对它们有利了。

问：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澳大利亚和韩国也极有可能加入。这一最新案例是传统的由美国主宰的国际秩序开始崩溃的象征吗？

霍斯拉格：其实更复杂。我同意这标志着中国的外交成功，现存的国际组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失去影响力，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减弱，但要说这意味着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就走得太远了。必须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已经重新恢复了力量，而中国经济的增速却在放缓。

问：美国是否愿意与中国分享世界领袖的角色与权力？

霍斯拉格：未来10年，我认为美国和中国更紧密合作是可以想象的。美国依然遥遥领先，经济上的信心也在恢复。因此，对硬平衡的需要更少了。但中美这种协约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没有国家希望被尴尬地夹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日本肯定是这样。小国依然可以把两个大国拖入冲突中。美国也对一些象征性的红线很敏感，比如不对台湾动武等。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奏中，我能看到这一点，大部分潜在的候选人对中国保持礼貌，但如果美国国会认为它自己的一些决议被侵犯了，很多东西可以很快发生改变。最后，我想补充的是，中美之间的信任太有限，影响了双方协约的有效性。

问：中国致力于和美国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在中方的定义中，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在美国看来，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有何不同？

霍斯拉格：新型大国关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获得地位和权力，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失去地位和权力。

问：一般认为，中国的第一个战略机遇期开始于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无暇顾及东亚，为中国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致力于结束反恐战争，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同时开始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让中国感受到了颇多压力。如今，随着乌克兰局势的恶化以及伊斯兰国的兴起，有人认为，美国将耗费相当多的精力遏制俄罗斯以及对付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中国可能将迎来第二个战略机遇期。这是一种合理的分析还是纯属推测？

霍斯拉格：让我们假设我是白宫的主脑。如果我在美国，我会做6件事：降低我的经济依赖，至少是有形商品的流动，恢复一个岛屿强国的地缘政治红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开始发生。其次，我会让欧盟更加依赖它们自己。去保证而非再保证，这是让欧洲严肃对待自身安全、开始投资于硬实力建设的唯一方法。如果奏效，将创造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和一个更加可依赖的跨大西洋伙伴。此外，这也有助于避免俄罗斯与中国阵营走得更近，第三件我要做的事情是，针对中国最脆弱的地方进行平衡，这意味着要沿着中国在印度洋和通往中东入口的漫长供应线，在太平洋上靠近中国在南部和西部的脆弱前线。第四，我要确信我有能力在核、太空和网络领域能够吓止中国。最后，我会坐等中国被拖入一场当地的冲突，并且确信它不会获胜。同时，我会继续对我的人民宣称，我们是伟大的，上帝保佑我们。要澄清的是，我不希望这一切发生，我没有说欧洲应该支持这些，我只是很坦率地说出，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会做的事情。

问：有学者认为，中国对自己在全球的定位、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看法还不是十分清晰，存在定位问题，反映在外交关系上就是外交行为并没有连贯性。你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呢？

霍斯拉格：对外界来说，(中国)确实会不时地让人看上去很迷惑，但如果你思考一下中国想要什么，就会理解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

问：在过去100年里，欧洲经历了无数的冲突、战争与和解，但今天，乌克兰依然战火弥漫。亚洲能从欧洲的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或者经验？

霍斯拉格：那些联盟来了又去，和平来了又去，对和平可能性的信念来了又去。我想说明的是，我并不想当然地认为欧盟就会幸存，依照现有的发展模式，欧盟无法给出一个生机勃勃的外交政策，尤其在这样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环境中，就更加不可能了。这是我上一本书的主题。我依然相信欧洲有巨大的潜力，欧洲是全世界最棒的那部分，但我们必须重塑欧洲。我对欧洲历史读得越多，就越担心亚洲的未来越来越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