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4月20日公布的2015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写作奖作品《加州暴旱记》的全文翻译。
普利策奖的特稿奖一直是美式特稿写作的典范。这篇由戴安娜·马尔科姆采访撰写的长报道，共分5篇陆续发表于2014年5月30日至12月18日的洛杉矶时报，是典型的环境灾害系列报道，在漫长的时间里，马尔科姆几乎就生活在美国19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旱灾的重灾区，她的侧重点在于描写旱灾中农民特别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移民的艰难生活，在大量的细节中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同时她也不忘在最后的结尾处留下希望，留下人与人互相帮助的温暖。这个系列报道的原题名为California''s Dust Bowl。DustBowl（尘盆）在美语中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专有名词。1930年代，美国俄克拉荷马频发沙尘暴，原因在于长期干旱及土地过度使用，到1934年，残酷的旱灾将大平原(GreatPlains)变成沙漠，这个沙漠就是有名的尘暴干旱区(Dust Bowl)。马尔科姆将2013年前后加利福尼亚严重的干旱与DustBowl相联系，当然是有所指，那便是严峻的环境灾难正在重新袭来。
如果读者有心，可与1939年出版的美国文学名著《愤怒的葡萄》对照来读，那部小说的大背景，正是俄克拉荷马州的沙尘暴和干旱时期，它也是1940年普利策文学奖的得主。
全文16000余字，经典翻译，难免有不准确不完美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并请持续关注"传媒狐"，精彩陆续有来！
加州暴旱记
作者/戴安娜•马尔科姆 译校/檀彦杰、周霁、郝思斯
1、梦碎旱魃
两个农夫用锄头清理着并不存在的杂草。"我们得假装看到了很多草，"弗朗西斯科•加尔维斯对他的伙伴拉斐尔说。如此，他们或许才能得到一份整周的工作。
他们总是希望能一起干活：年长些的拉斐尔有辆卡车，而加尔维斯能说英语。他们还爱开彼此的玩笑。不过这是他们俩本月以来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无论是单独的还是在一起。
这块地本来应该有20个人劳作，可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因为没有充足的水来种西红柿和洋葱，农民们只好赌一把----种些相对耐旱的作物，比如鹰嘴豆。不过从豆子泛白的叶片来看，他们的赌局必输无疑。
35岁的加尔维斯说他的梦想是一直工作，直到老得动不了了，然后可以多活几天，陪孙子孙女们玩一玩。他希望在孩子们需要鞋的时候，他能买得起。他的大儿子现在已经有这需求了。
最重要的是，他希望能过稳定的生活。
然而，他正陷入逐渐恶化的加利福尼亚大旱灾。每天都有更多的家庭离开这里，去那些有可能找到工作机会的地方----萨利纳斯、亚利桑那或是华盛顿。即便是落过雨的年份，斯叶拉（Sierra）山脉有了积雪，可以用来储水浇灌扁桃树、洋葱、哈密瓜，繁养水牛，休伦的人口仍然会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这些天的休伦湖（包括曼多塔、沃斯科和法洱博等其他圣华金河谷西岸所有农业社区），即便是常驻居民都在准备离开这里。"和我们相隔一街的那家人，昨天已经离开了这里，"加尔维斯说，"或许这个镇以后都不会存在了。"
自从暴旱来袭，这里就变成了总是最先遭难又最难留钱的地方。在第三个干旱年到来之前，加尔维斯付清了租金，同时为孩子买齐了学习用品。每当他要去田里工作时，他的妻子玛雅总是会为他准备好午餐----往往是一些玉米饼、豆子和水果，然后亲自送他出门。这是一个四月的傍晚，从前一天晚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
房租是每个月850美元，而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交租了，不过他的房东同意他每周交一点。
上个月，玛雅告诉加尔维斯自己怀孕了，同时为此道歉。
"她告诉我她很为我担心，因为现在都找不到工作，"他说，"但是我告诉她，‘孩子总是让人开心，别担心，我们一家人可以处理好的。我会努力，一定会竭尽全力。’"
加尔维斯的家是农场式的，有三个卧室。一只欢腾的吉娃娃莫米和一箱橘子堆在墙角----那是加尔维斯得到许可拾来的地上的落果。
屋里的墙才粉刷过，贴着几张孩子们的班级合影，旁边挂着一幅挂历，上面印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风景和圣经经文。家中四壁萧条，几乎没有家具，几扇窗户破损不堪。
在加尔维斯得知妻子怀孕的那天，盗贼破门而入，把家中洗劫一空，连床也不放过，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木椅子。
街坊们给他们送来了一部大屏电视机和一张软椅。加尔维斯向在德克萨斯的哥哥借钱修好了最大的那扇窗户，他说哥哥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太久。
他们在鹰嘴豆田里做了两天工。现在，两周过去了，加尔维斯再没有找到其他工作。他说田间的工作是自己仅有的选择。当年在墨西哥的瓦哈卡，他读完四年级就离开了学校开始工作，17岁就来到了加利福尼亚，不过他并不是美国公民。
拉斐尔给很多老板打过工，因此，他认识很多承包商，总是可以提前计划好自己的工作。
但如今，一大早天还未亮他们就来到帕纳德里亚前的停车场，可他们再也买不起那里的墨西哥甜面包和咖啡了。和其他散工一起，他们等待着承包商的到来，祈求得到一份工作。
上周的工资行情是8美元一小时，还不如开趟货车到45分钟距离外的田里多，这种运货的工作能有8到12美元一小时。太多人逃离了小镇，农民们都在找工人到农田工作，因此最近几天工人的时薪涨到了8.5美元。尽管这样，加尔维斯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他渴望工作，却也只能回家。
他的两个小女儿，常常在空荡荡的卧室里玩蛙跳游戏，传来阵阵笑声。而他最大的孩子，十六岁的曼纽尔， 则总是呆在自己的卧室里学习。
不在街上胡混，曼纽尔这一点让加尔维斯很骄傲。
"他每天一放学就回家，平时锻炼身体、看电视或是呆在家里。他希望有一天能加入海军。"加尔维斯说。"我常常告诉其他小家伙，‘要向你们的哥哥看齐’"。
加尔维斯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回想起前几天跟曼纽尔嬉闹时打在他胳膊上的一拳，他们还像儿子还小时那样开玩笑。"他告诉我他以我为荣，想要像我一样，"加尔维斯说，"我说，‘我不希望你像我，你应当比我更加出色。’"
四月下旬，天气逐渐回暖，万物生长。
水在水泥渠中流淌，哧哧哧……精确设定好的洒水车在田间喷洒着水花。一个穿着红短裤的中学跑步者站在距离蓝绿色的洋葱田几英里外的地方。
然而，这种富足美好仅仅是一种幻觉。没有了雨，虽然加利福尼亚的大型系统可以从萨克拉门托三角洲买卖、调取大量的水资源，用以滋润到这个干旱而又都是泥土的平原，可就算调来如大量的水以至于中央山谷部分地区的地下水位线在一年之内下沉了一英尺，都不过是杯水车薪，远不足以维持休伦湖一带居民的正常生活。他们工作的最大阻力是像在门口阴影下打盹儿的流浪狗一样每天无精打采的状态。两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一直坐在长凳上聊八卦。每到下午，他们都会在附近的一个空咖啡馆靠窗的桌子边百无聊赖地玩扑克牌。
"他们每天只是图轻松，不要钱，"咖啡馆的服务员说，尽管桌上明明白白放着一大叠账单。
休伦湖区即将变成一座鬼城：它现已有两百万的财政赤字。
休伦湖的常驻人口约为七千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千左右的人有投票权，但是只有两百左右的居民真正行使了此项权利。
小镇里，无人声称将参与市议会开放的两个议员席位的竞选----就连现任的两位亦是如此。每周去上学，加尔维斯的孩子们都会发现同学越来越少。
农夫安东尼奥•查瓦里亚斯说，这场干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不同的地方是，它或许永远不会有结束的那天。
干旱已经持续到了第三年，他说，磨难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情况可能逐渐恶化，"他说，"农民们不再耕种了。请设想一下秋收的时候，田里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查瓦里亚斯来自萨尔瓦多，那里的人们工作5个小时，可以拿到6美元的薪水。他22岁的女儿和20岁的儿子在萨尔瓦多生活，全靠着他的供养上学读书。
"他们在我的心里，"他说。他已经有十年没有和孩子们相见了。
加尔维斯很确信，他唯一不会为这个家做出的牺牲就是与家人别离。
在这段艰难时期之前，他曾独自去德克萨斯工作，离开了三年多。
因为另一个男人的出现，他差点失去了妻子。
"我失去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失去了一切，"他说，"我再也不想这种事情发生了。"
但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这里，他又没有工作。家里已经欠了差不多两个月的租了。
"这真的让我很头疼，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他说。
加尔维斯一家已经开始接受摩门教。有两个来自犹他州的金发碧眼、说着西班牙语的女教徒每周都会来到加尔维斯家。
在街上，一个穿着卷曲的格子衫的男人正在高温下四处游走，和每个经过的人握手、介绍自己。他是一个来自勒莫尔的传播福音的牧师。
干旱让很多的传教者来到了休伦湖边。牧师亲自在街上传教，那些因色情暴力闻名的酒吧变得空空如也。
"镇上的问题已经少了很多，"警察局长乔治•特尔加诺说。他曾在议会工作，不过现已退休。"人们身上都没什么钱，他们都把钱存着，用以搬到另一个城镇，或是寻找下一份工作。"
两年前特尔加诺在接受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担任第十任警察局长这份工作时，他曾经告诉过自己同样在执法机关工作的朋友，休伦湖这一带真是很像美国西部。
"并没有多少社区像这个西部小镇一样充斥着深夜的枪击、色情和家暴"，他说，"但是最近这里安静多了。"
在加尔维斯家，主教正在鼓励加尔维斯12岁的女儿狄亚妮祷告。
"说说看你心里有什么，"她问小姑娘。
狄亚妮犹豫地感谢自己能够在早上醒来，她的祖母最近没再疾病缠身。她并没有像遍布中央山谷地区的标语上说的那样祈求能够下雨。
天主教环境下长大的加尔维斯，已经去过很多不同的教堂。"我喜欢听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都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心诚，你的祷告就一定会传达到上帝那里，上帝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说，"我仍然在学习如何能真正诚心。"
五月，由于工人们开始种植和收割，休伦湖的人口瞬间增长了一倍，因此，加尔维斯成功在两周内找到了三天的工作。
全家人都靠他最近拿到的那256美元支票生活。他们储存了好几大袋豆子和大米。摩门牧师为他们带来了卖相不是那么好的纸杯蛋糕，蛋糕无法装满纸杯，上面的罐装巧克力被冻得有蛋糕的三倍高。两个朋友也为他们带来了袋装的甜面包和自家种的香菜。
加尔维斯和玛雅夫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会上他们告诉孩子们，不久之后全家人可能就要搬去德克萨斯州。
然而，为了她的男朋友，十五岁的伊策尔拒绝了；为了他热爱的学校，11岁的佛朗西斯科也拒绝了。最年长的曼纽尔一言不发，只是轻轻地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父亲的肩膀上。
2、旱之梦殇
刚开始，人们叫弗雷德•卢汉“农民绅士”。这个退休的理发师每天晚上都会清洗他的拖拉机，并把它停放在车库里，这对于他周围的老农来说是一种文雅的娱乐。他叫他的开心果树“宝贝们、女儿们”，并给它们起名字。
他每晚都会对妻子说：“来吧，苏珊娜，我们坐在外面喝杯酒，看看我们女儿的成长吧。”
之前他学习如何在耕种中利用边角时，把一棵树苗砍去了一部分。其他农民告诉他，这样处理过的树将无法存活。但他运用出生在印度裔区的祖父曾经教他的一种方法，用泥浆和水把树干包住，并用带子捆起来。
他给这棵树起名“幸存者”。
八年后，幸存者和其他树正准备献上第一批成熟的硕果。那是二月，这10英亩果园正吐露春天的新芽。
之后，一个来自灌溉区的人封锁了卢汉的水表。贴上一个写着“今年没有可用灌溉水”的绿色标签。破坏这个封条，会面临10000美元的罚款。
从联邦政府把内华达山脉的水资源分配给农民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谷灌溉区第一次缺乏水源供给。这是第三个干旱的年头，却没有足够的水资源来周转。
这对整个区域来说是个打击，而对特拉贝拉，这个只由雨水和政府水渠灌溉的开心果和柑橘种植区来说，或许意味着丧钟已经鸣响。
“我怎么能干坐在这里看着所有的一切渐渐枯黄死去呢？” 68岁的卢汉问。
这还是二月，开心果树抗旱。他坚信三四月间会下雨的。
肖恩•加伊维特认为这个情况会继续恶化。这是美国垦务局宣布冬季水资源分配100多年以来最干燥的十三个月，特拉贝拉灌区的经理经历了最艰难的选择。
如果联邦政府说给予25%的配额，那么这个区域700多柑橘种植者中的大多数还能收获一轮果实，如果是10%，则至少足够让这些树存活下来，下一年再尝试结一回果。
他神思恍惚，以至因为超速被副手提醒靠边停车。
“一定是有什么表现在我的脸上----他问我发生了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即将听到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水可用的消息。” 加伊维特说道。
他没有接到罚单，但二十分钟后，他便坐在办公室里尽力去消化比他的想象还差的消息了。
“百分之零，我们别无选择，柑橘树在七月要死了，”他说。“坚果树也会没有收成。”农民们开始降低标准，授权加伊维特去买任何可能获得的紧急水，1200美元一英亩英尺，是往常价格的六倍。（一英亩英尺的水量可以给一英亩地灌一英尺深的水，或足够供应两个家庭一年的用水。）
“我的天，1200美元，”卢汉说。“谁有这么多钱？这些水只有大人物才用得起。”
三月倒是真下雨了----但少到几乎等于没下。
“那气味闻起来很棒，声音听起来也很美。”卢汉说。
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见下雨。
卢汉在洗澡的时候用桶接住加热时流出来的水，用这些水浇灌房子边上的三棵果树，桃子，油桃和李子。他买瓶装水喝，用自来水养活他们的小花园。
当灌溉用水被切断两周后，家庭用水开始限量供应，在特拉贝拉区居住和上学的共有6000多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移民农场工人，他们会得到饮用水----是他们通常获得的一半----和很少的工作。
“这里还有很多处境比我们更糟糕的人，” 苏珊娜说，“但是我们已经尽力计划并做好每件事。”
这对夫妇曾经住在波特维尔的一个两层楼的房子里，他们有一个游泳池和一个按摩浴缸，还有几辆新车放在车库里，他们在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了夏威夷。
他们已经为退休攒下了一些钱，但是当他们看到弗雷德的母亲日渐衰老并面临大病威胁的时候，他们觉得储蓄还不够，他们缩建了自己在特拉贝拉的房子并投资了开心果种植园，卢汉要接受几台癌症手术，今年还有个心脏手术，他们的退休金在减少，果园就是他们收入的保障。
五月，“幸存者”和其他果树都开花了
果园看上去更像一个颇有禅意的花园，而不是一个工作中的农场。弗雷德和苏珊娜让每件事情保持纯朴----除了选择作物以外，他们自己做所有事情。
“农作是你能做的最神奇的事情，”他说，“这外面的土地很硬，你用铲子挖地都会反弹回来，但是我们把这些小树种在保护性纸板旁边。我们的孙女----她们那幺小，都会每月给这些作物一茶匙肥料。”
“现在我只想看到它们能够给我们的，天哪，谁不喜欢开心果呢？”他边问边捏破一个果芽，露出会变成坚果的白色小圆荚体。
高温即将来临，在夏天，中央谷的华氏温度会上升到三位数，为了庄稼，卢汉的农场经常需要14英亩英尺的水，而他们没有。
在门廊后面，苏珊娜储存了许多冰水瓶。他们的车是分期付款的，如果必须的话，他们可以把车还给经销商。
“如果我当时知道干旱会来临，就不会放弃我的工作，”退休的健康网站管理员苏珊娜说。
弗雷德抚摸她的手说，“不，苏珊，情况不会永远这么糟的。”
他的头发擦过衣领----这对于这个前理发师来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周他的心脏病医生测量他的心率已达到每分钟200次以上。
弗雷德说他想了很多关于他父亲和祖父的事情。
“祖父总说如果你不善待地球，她也不会返还给你任何东西。”他说着说着开始哭泣，“我真的做错了吗？我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节约用水。我还经常洗我的车和船还有……”
苏珊娜，他在八年级遇到的人，用温柔的声音打断了他。“深呼吸，起来走走，一会儿再回来。”她告诉他。
在他离开后，她越过树木往外看。
“我觉得一切都不让他顺心。” 她说，“他通常不这样，这不是他。”
伊桑，弗雷德和苏珊娜4岁的孙子，从隔壁过来拜访他们，他肥胖的拉布拉多寻回犬伊万在他身旁小跑着。
苏珊娜与伊桑在靠近车库的墙上玩反弹球的游戏，球滚进果园，伊桑和伊万争相追赶它。
“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弗雷德说，“一切都会顺其自然。”
幸存者在六月枯死了。
高温缺水对受伤的树来说是巨大的存活压力。卢汉很难保住它。这似乎是个不好的预兆。
他打算在下周继续找工作，周二开始----理发店在周一关门了。
“你永远不能放弃。” 他说，“无论乞讨，借款或偷窃，我会让我的树活着。”
开车去小镇，卢汉注意到曾在特拉贝拉有一片开心果加工厂的塞顿农场种了新树种，几乎延伸到了另一个城市贝克斯菲尔德----在他看来似乎是这样。
在卢汉依旧拥有理发店的时候，其中一位顾客是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迈克•史密斯。他一直喜欢史密斯，因为他爽朗的笑容和有力的握手。
三年前，史密斯开始担任农民与塞顿农场的联络人，卢汉决定去和他谈谈。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卢汉说，“我认为如果他可以帮助我，他就会帮，如果他不会，他会告诉我。”
史密斯提交了卢汉的请求，塞顿农场同意预付卢汉公司10英亩-英尺的紧急供水，在农场收获后支付这些费用就好。“我非常高兴能够帮到弗雷德。他是个实诚人，你也许已经注意到他从不见陌生人，”史密斯说，“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仅仅是应急，明年会发生什么？如果没有下雨会怎么样？小种植户可能坚持不下去了。”
史密斯的工作要求他开车从中央山谷的一端到另一端。
“我看见垂死的树，被烧毁的灌木。我告诉其他所有像弗雷德一样的人----这样的人有很多，”他说，“我害怕，真的很害怕，如果明年再不下雨的话，这整个山谷将面临与大萧条的斗争。”
但是在卢汉农场中，弗雷德再一次开心起来。
他回到果园，对他的狗大喊大叫，让它不要调皮，停止追赶校车。
“我刚从阿富汗回来的大孙子米基，我的树，我的宝贝们，都会活着。”弗雷德说，“现在我只等下雨了。”
他确信会下雨的。
3、心如地陷
在仅剩的国王河下游的小农庄里，土地已经开始下陷。
这已经是干旱的第四年了。由于农民们大规模地钻地取水，斯特拉特福德的河床两年内已经下降了一百英尺；中央山谷的部分土地也已经在一年内下降了一英尺。
七月，小镇上三个地方的水井都裂了，家里水管里流出的是黑色的泥浆和浅黄色的污水。随后，在供水管理局修理水井，在其上安装钢制套管的两个星期内，水龙头都是干的。
九月，原本总会在几周后葡萄丰收时返回斯特拉特福德学校的移工子女，，再也不回来。十月，在校门前等待领取干旱救济物品的队伍中有新面孔出现，他们排队领取一些苹果酱、西红柿罐头、花生酱和大米。
如果加利福尼亚再不下雨，或许这里的城市和郊区可以幸存于世，但花坛一定会越来越少，生菜一定会越来越贵。
然而在斯特拉特福德这个有着长久历史、甚至有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师的学校，作为咖啡馆的汽配店数量却翻倍了，尽管这些店铺名变了，特色却没有变----因为生存不是一种施舍。
因为干旱，这个小镇正在逐渐衰落。
小镇广场两边的拱桥上以彩虹的形状拼写着“S-T-R-A-T-F-O-R-D”这几个字母。几年前这儿有一个显示当地人口数量的标志，不过因为人们质疑上面数字的准确性，所以就换掉了。现在这里只剩下大概900个人了。
在曾经辉煌的日子里，这些拱桥是中央山谷的居民驾车开往皮斯莫海滩度假时去汉堡店和加油站的必经之路，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了过去。
“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乔什•奥顿说。他是一个农具店的店主，小店是他的曾曾祖父在1906年开的。“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没有水。”
在相隔两户的哈丁杂货店里，店铺里的存货都变成了收银机旁的一堆堆薯条、饮料、烟和验孕棒。顾客们常常拉开门，进入到昏暗的小店中，望着空空如也的货架，站在门口的大钟边大声冲店主叫：“嗨嗨，肯尼。”又或是“好么，肯尼”。
“好呀，加奈尔”或是“你好，哥们！”这位也门籍的店主总是用带着西班牙口音的懒散声调回答，眼睛仿佛是累得抬也不抬一下。
他叫莫哈莫德•阿尔黑米，24年来镇上的人都叫他肯尼，24年前，他从哈丁先生的手里把小店盘了过来。哈丁仍然住在杂货店后面的活动房屋里。肯尼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我肯尼，或许叫起来比较容易？”
杂货店每天早上八点开门，晚上十点关门。如果阿尔黑米确实有些累了，他也会早半个小时回家。但是周围的人们总会时不时地来敲他的门，“肯尼，你能不能出来一下？我们需要买瓶奶。”对此，他从来不介意，因为他喜欢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我是真心喜欢这个小镇，在这里，我认识那么多人那么多家。”他说。
一个客人把两包热狗面包和一卷纸巾放在了柜台上。“嗨，肯尼，我可不可以周五之后再来给钱？”他压低声音问。
阿尔黑米点了点头，可是他的心却一沉：这是一位以前从来没有赊过账的客人。
本周他收到了29张借据，在两个被撕开的烟盒背面，他写下了其中一个顾客的资金往来情况：本来欠了34美元，后来付了12美元，之后又欠了8美元。
“如果拒绝他们，我会很难受。我总是想到他们的孩子们，”阿尔黑米说。他自己也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都在努力熬过这段困难时期，一点一点地熬过去。”
当他必须出去做一些需要跑腿的事时，达莲娜•莱西会帮他看铺。自从十三年前丈夫过世之后，她就一直在这里帮忙。
阿尔黑米非常为她担心。
“我想当顾客们没钱付款的时候，她总是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钱放到收款机里，”他说。“她那么善良，可是她的钱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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