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是一个准理想主义者，我一直这样以为。天真与梦想包围着他。世界之所以五彩缤纷，未来之所以令人心醉，便是因为有天真与梦想存在。尽管天真有时等同于幼稚，尽管梦想往往更象是空想。然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连天真与梦想都彻底失去了，生活，就失去了意义。
这一次，张维迎成为舆论焦点、成为众人叱骂的对象，不是因为某种经济构想、经济理论，他在做客郑州参加“2007光大高端经济论坛”活动期间发表演讲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郑州晚报》）http://learning.sohu.com/20071127/n253492998_1.shtml
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在现阶段，穷人上不起大学的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因为收费太低，但面向未来，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大幅度补贴贫困学生，恐怕正是代表了中国大学教育制度在收费环节方面的改革方向，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其前提，是如张维迎所说：（有）一个真正好的体制。
教育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花钱的事业之一，而任何国家的公众在单位时间里能够创造出来的财富却必然是有限的，上缴入公共财政的更有限，绝不可能完全满足教育需要。不同国家，其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式不同，因此决定了一些国家的公共财政能稍稍多一点满足教育需要，但总体而言，都是相当相当不够的。特别在非义务性质的高等教育上。当然，如果有国家、有些学校硬是要坚持国家“包干”，坚持国家补贴多少就用多少，宁可在教育上量入为出，宁可放弃对更高教育质量的追求也坚持不向学生收费，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学校，也算不得理想中的学校。
为此，大学必须向学生收费。在中国，我们更习惯“不患寡而患不均”式的收费。但我们真正将教育当做公益事业，这样一种收费方式就是不合适的，因为公益事业的核心就是帮助弱者，是为弱者“雪中送炭”，而不是为强者“锦上添花”。类似城市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发给那些必须帮助的弱势群体的，谁开着“宝马”去领低保就要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同样，给予那些绝对有支付能力者非义务教育补贴其实也违反了公益事业主要用来帮助弱者的原则。
但大幅度提高学费标准注定是极其复杂的改革，牵涉范围极广，在目前中国，几乎没有实现可能。张维迎并非不明知这一点，所以才强调：（需要）“一个真正好的体制”。他所表述的，是远景目标、是理想状态；他希望的，是整个社会体制完善到那种程度。而论者汹汹，却以为他要在维持现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学费，于是张维迎成了叱骂的对象。
张维迎所强调的“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应该是这样的：国家及地方财政大规模增加教育拨款；拨款能公平地分配给每个学生，不会出现多少不匀，不会出现如“911”、“285”这样奇怪的分配标准；热心教育者慷慨解囊于教育事业；所有学校以专心教育为行动宗旨，完全致力于特色教育，然后，再要求有能力支付教育费用者自行支付全部或部分教育费用以增进学校财力，以利用于学校专心教育，并更好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学生。
但张维迎希望通过用“奖学金”形式帮助穷苦学生，他错了，中国的奖学金制度极其荒谬，本来是学术霸权的产物。试想每个学生的志趣不同、学习方向不同，学校何曾有资格给不同学生的不同志趣与在不同学习方向上的表现划分高下标准呵！社会基金可以任凭自身意愿为在某一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学生颁发奖学金，但学校，则绝对不可以这样做。学校用于考核学生的，只可能是一种底线考核，即是否修满了学分。真正能帮到学生，使得每个学生不会因为财力匮乏失去教育机会的是助学金制度，但凡学生家庭的收入达不到标准，就可以申领。一些中国孩子考取国外名牌大学，得到的就是助学金，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家庭的收入达不到国外名牌大学费用自理的标准。国内媒体将此宣传为奖学金很搞笑，仿佛我们“看成绩单下饭”的新国粹也冲出国门、和谐全世界，成了全世界学校的行为守则似的。联系张维迎演讲的上下文及整个观点，他所说的奖学金其实也就是助学金，只不过，表述上不严谨，才依然使用了奖学金一词。对于一个严肃学者来说，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与现实相距亿万光年，许多人叱骂，正常不过。将这样的理想放入现实生活，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当头一棒是，作为一种改革，大幅提高学费以增进学校财力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学校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所需，为了帮助尽可能多的学生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张维迎的臆想中，所谓已经有“一个真正好的体制”的国家，就是这样了。然而，在没有“一个真正好的体制”的中国，冒然实行这样的改革，却是正好为大学牟取暴利提供了借口。
在国外一些名牌大学，大幅提高学费标准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那些需要支付高昂学费的家庭支付得起，高昂学费不会导致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哈佛大学的学费相当高，一年要4万多美元，但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内的学生，也能享受到部分减免学费的待遇。哈佛大学的学费中还包括有学生的基本生活费。如张维迎所说，北大学生的培养成本为每年2万元，加上生活成本，至少不低于3万，然而，如果真正如张维迎所说实行了学费改革，最乐观的人也未必敢想象：中国大学能学习哈佛等国外大学，大致为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内的学生免去全部费用，为家庭年收入在5至8万元左右的学生减免部分费用。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很多，最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富民穷”，公众收入严重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看似很公平的收费标准，但绝大多数公众却支付不起，或者说是支付艰难。至少在过去2000多年中，整个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共识都是要“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藏富于民。王安石改革，核心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搞“国富民强”，国家是富了，国库里的钱都堆满了，但老百姓倒了大霉，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要“藏富于民”，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要保证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如果连第一次分配的公平都保证不了，再谈什么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根本就没意义。既然不能够、不愿意照搬西方经验，要维持中国传统，就要学管仲，不要学王安石。《管子》开篇，强调的就是“藏富于民”，老百姓富了，能“养桑麻、育六畜”，也就是有恒产了，国家才能拥有“不竭之府”。
次一个，是今时今日之中国，不知道是否还保存着哪怕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何曾有大学啊，我们看见的，只有机关、只有官场，以招摇撞骗为能事、以争权夺利为能事、以横征暴敛为能事、以挥霍浪费为能事，武汉大学占地5000多亩，华中科技大学占地超过6000亩，据说还有占地面积更大的，我一直奇怪，怎么就没有媒体质问一下：在这些学校，简单地打扫一下卫生要花费多少钱？小中见大，究竟要投入多少钱才能在喂饱了这些学校以后真正留出钱来用于发展教育、帮助弱势学生啊！在此前提下实行学费改革，是把学生及其家庭往“虎口”里丢！学费改革一旦冒然开始就一定会引发整个国家的灾难。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还包括有国家教育投入实在是太少太少，便是这太少的投资还极度之分配不匀。中国是高税赋国家，学生家庭再富，也不可能比公共财政富，虽说教育投入确实不能完全依赖于公共财政拨款，却也不能任由公共财政肆意放弃应该在公共教育上承担的责任吧；包括信用体系建立不起来，收入极端不透明；包括捐资助学不能蔚然成风等等。其中，后者主要因为现行的教育制度与学校状况，到了这个样子，都不能让人家确定是否真正会将钱扎扎实实用在教育上了，人家凭什么要将钱捐给学校呢？
但现实如此，是因为现实出了问题，不等于张维迎描述出来的那一种理想状态有问题，没有代表着我们的希望、没有代表着一种比较切实的改革方向。拎起现实的阴暗抨击张维迎的天真与梦想很容易，如果真正甘于永远沉沦在这一种现实的阴暗中的话。
或者，我们更愿意将这种沉沦当作世故，当作人情练达、处事精明，于是能尽情嘲笑、叱骂准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唯此，才不能不令人感佩于那些理想主义者的执著。
遗憾的是，张维迎，以及其它一些在我看来同样抱有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或多或少地沾染了中国古典士大夫的傲慢，“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惊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乐其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中商鞅的一席话便是这一种心态的写照。所以张维迎很乐于宣示他的结论，但似乎很少公开作相应论证。譬如说，谈及学费改革时，只强调了（如果有）“一个真正好的制度”，却没有展开说这“一个真正好的制度”是什么，如何使我们拥有这“一个真正好的制度”。当然，极有可能是张维迎想展开论证，却没有得到机会。甚至在已经展开论证了以后，媒体依然只愿意片面报道其结论以求得惊世骇俗的传播效果。
这样一种结果令人悲痛，于张维迎个人，必将使其研究越来越空洞、越来越飘浮，他研究的基础，将是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理想状态，或者他天真得以为可以如此简单地达到那样一种理想状态。当年说要通过向特殊利益群体赎买特殊利益换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让全国人民都领教了他的天真。事实也证明，狠心送羊给老虎，绝不会引得老虎同情心大发从此不另外捕杀羊了，反而补得其身体更加强壮，于是要更加贪婪，想捕杀更多的羊。现在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已足以让人怀疑他是否将自己“封闭在了火星上”。
实施学费改革，要求能支付得起的家庭足额支付学费，不过是已经事实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本来不是张维迎自己凭空设想出来的高明创见，如今，也只能陪他一起成为被叱骂的对象。长此以往，必然使得学者偏激、自傲，甚至会将别国的成功实践当做一己之重大发现，不苦心钻研人家为什么能这样做，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却以为放之四海皆准，“一招鲜”，可以“吃遍天下”了，慢慢就将自己封闭在了象牙塔中。特别在张维迎的一些经济构想与理论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搂头一顿叱骂，于公众，是失去了一次直面教育体制、反思教育改革的机会，这一已经事实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国际惯例，为什么在现实中国实行不了，能不能够通过改革、通过怎样的改革在中国实现或部分实现之？我们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理想主义学者一如既往地构建着自己的“乌托邦”，其它人一如既往地拎起现实的阴暗来砸碎“乌托邦”，叱骂过后、渲泄过后，理论愈加空洞，阴暗也愈加阴暗了。这不能怪公众，要怪，主要怪张维迎等学者自视太高，太习惯将一种结果“恩赐”予公众。傲慢者，必遭人之傲慢，社会的法则就是这样。
我依然认为张维迎是一个准理想主义者，从他那一些空洞、飘浮的经济构想中，始终可以感觉到一种温暖的天真，以及对未来的充满希望，感觉到溶解在无数代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的浓烈的家国情怀。
但张维迎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完全合格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有努力将理想扎根在大地上、人群中，没有实事求是地研究，是怎样一种现实导致了他一朵朵的理想之花捧出温室就会在霎时间枯萎。他没有思索、没有利用并创造一切机会与众人探讨如何改变这样一种现实，在无数次辩论中、妥协中吸取社会养份，并依据现实改良，甚至知错能改、“另起炉灶”，重新培育自己理想的花朵，使之适应于现实的大地、扎根于现实的大地、盛开于现实的大地，香飘在千里、万里之外。即便理想最后还只是理想，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变成现实，至少也带动了更多人思考，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这一思考的结果，终将成为真正带动时代前进的引擎。在广阔无边的田野上撒播希望的种子，哪怕能长出一根青苗，也是为大地装点出了春色。
张维迎抱有浓烈的理想主义情怀，但他不是一个完全合格的理想主义者，其他许多抱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学者也不是。正因为此，他们的理想永远只是埋藏在一个人、一小群人心底的理想，难以传播，永远都将错就错；他们的理想，还往往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将他们的理想制成面具，在面具后藏着行为的贪婪、藏着巧取豪夺，令得亿万人受害。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大悲哀，是所有人的大悲哀。
我当然不能算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更习惯以一种阴沉、刻薄的目光审视周围，但我乐意看到千千万万个理想主义者存在，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永远荡漾着激情、天真永不老。我更乐意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人成为真正合格的理想主义者，通过能够使用的一切方式，在现实人群中张扬、传播、讨论自己的理想，便是从如我惯常的那样一种阴沉、刻薄的语言中也能发现稍有可取之处。用一份坚韧、用一份宽容浩瀚在大地上培育出一根青苗，又一根青苗。幸而，这样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是大量存在着，特别在网络里、在论坛上。
建设永远比破坏有意义，建设永远比破坏更加艰难，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心理上。“义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往矣”，只有理想主义者能做到。那些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身上散发出来的天真与梦想，是一缕阳光，将永远照耀在我们心灵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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