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1日，北京，琉璃厂火神庙夹道。
汪精卫
当天色微明的时候，从东北园一路走来几个青年学生，他们的目的地就在火神庙夹道，那里有一家尚未开张的店铺，看上去他们就是这家商铺的主人。
细心的人能够听得出来他们说的是广东和四川方言，偶尔还会说几句日语，男子都没有发辫，唯一的女子也穿着非常西化的时装，看上去大概是从日本归来的留学生。这几年清政府大搞新政，到日本留洋的学生数以万计，北京街头走过一群留洋学生倒也算不得什么新鲜事。
一个多月后，“守真照相馆”正式挂牌营业，一下子吸引了不少猎奇的围观者。照相馆里的照相机、摄影间、摄影作品都对来客开放，唯一神秘的地方就是院里有个永远关闭的小屋，主人称之为暗室，偶尔会散发出化学药品的异味，据说是冲洗照片的地方。
然而，这群人不是什么生意人，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南方各省通令缉拿的革命党人。为首的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同盟会评议部部长兼《民报》总编辑汪精卫。他们来北京的目的也不是经营照相馆，而是利用照相馆的暗室秘密制造炸弹，用以刺杀清朝政府高官。为了方便，他们在附近的东北园租下了一处民宅，作为居住和密会的地点，因此，从东北园走到琉璃厂是他们每天必经的路程。
密谋暗杀行动
从汪精卫等人有组织的行动不难看出，这场暗杀行动绝不是年轻人一时冲动的产物。事实上，这次暗杀行动的确有不得不为的原因，而汪精卫已经为此秘密谋划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前数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一开始，革命党人精神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然而，此后多次起义均告失败，特别是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后，革命党内出现了浓厚的悲观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孙中山《建国方略》）
不独如此，起义一再失败，大批年轻有为的革命志士血洒疆场。或许是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惜，亦或是借机打击革命派，保皇派领袖梁启超撰文批评孙中山等人是“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的“远距离革命家”，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声望一度大为下降。
更有甚者，以章太炎、陶成章为首的浙江籍同盟会会员又发动了大规模的“倒孙运动”。公开指责孙中山贪污公款，历数孙中山的十四条罪状，要求同盟会开除其总理职务。
保皇党的冷嘲热讽，革命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革命派的悲观失望，三大困难叠加在一起，坚毅者如孙中山、黄兴则继续奔走呼号，筹划新的武装起义；急躁者如汪精卫则忍无可忍，转而寄希望于简便易行的暗杀行动，借此反击保皇派的攻击，重振士气，唤醒民众。
虽然也曾主张暗杀，但孙中山坚持认为，只有武装起义才能推翻清朝统治。长期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自然心知肚明。于是，他并没有和同盟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商量，便于1909年1月14日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的行动引起了挚友胡汉民的注意。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与胡汉民交往最深，此前两人也曾多次探讨是否应该组织暗杀的问题。为阻止汪精卫飞蛾扑火，胡汉民立即把情况汇报给了同盟会庶务长黄兴。黄兴随即电告孙中山，然后联名打电报劝阻，并同时安排香港的同盟会会员冯自由务必截住汪精卫。汪在九龙码头登陆时，被早已等候的冯自由抓了个正着。鉴于几位同盟会主要领袖都反对暗杀行动，而自己也尚未做好准备工作，汪精卫只好顺水推舟，暂时中止了暗杀行动。
但是，汪精卫丝毫也不曾放弃自己的暗杀主张。他四处搜求可用于暗杀之炸药，并暗中联络有志于暗杀的革命者。
他先是去信给同盟会元老吴玉章，请求寄送炸药。吴复信说：“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来”。汪精卫再度复函，表明心迹。吴终被说服，遂将炸药寄送给了汪。有了炸药还不行，专修法政的汪精卫还需要会制造炸弹的人。
于是，他专程赶往日本联络黄复生、喻培伦、但懋辛、曾醒、方君瑛、黎仲实、陈璧君等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暗杀团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09年底，汪精卫等人先后北上，开始实施暗杀计划。
暗杀事件此起彼伏
汪精卫的暗杀小组中聚集的都是同盟会中的精英分子。
黄复生，四川隆昌人，留学于东京印刷株式会社。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为四川分会长，兼《民报》经理。1907年，他回川准备起事，因制造炸弹不慎，爆炸伤面，经抢救得以脱险。乃更名复生。汪精卫找到黄复生的时候，不待汪说完便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慎重其事地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十分豪爽地回答：“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留学日本专修工科，深谙化学，是同盟会中少有的炸弹专家；但懋辛，四川荣县人，1905年留学日本，同盟会元老；曾醒、方君瑛，同为福建福州人，中国同盟会早期女性会员；广东肇庆人，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出身华侨富商的陈璧君则因爱慕汪精卫而来。整个暗杀小组几乎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
然而，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像汪精卫这样谋刺政府要员的读书人却并不鲜见。
1900年，兴中会成员史坚如暗杀广东巡抚德寿，失败后被杀；1904年，万福华枪击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败系狱；1905年，吴越以“人肉炸弹”刺杀即将出访西方各国的辅国公载泽等五大臣，遗作《暗杀时代》名动天下；1906年，同盟会成员杨卓林谋刺两江总督端方，被捕后慷慨就义；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亦震动朝野。
短短十来年里，“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一股暗杀潮在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暗杀时代”。
与先秦时期的刺客不同，这个暗杀时代的主角不是江湖侠客，而是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既是清末新政的产物也是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1年1月26日，慈禧下诏推行新政。然而，传统的儒学教育根本造就不了实行新政的人才。一时间，人才匮乏成了朝野上下最焦灼的难题。为此，各地大臣纷纷上书，请求借助日本的力量培养速成人才。于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大批青少年负笈东洋，其中绝大多数都选择学习速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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