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29日的党媒《广州日报》发表采访李大钊之孙李宏塔的文章，未出意外，双方再次谈到了时下正热的“红二代”话题。在此之前，耿飙之女耿莹、陈毅之子陈小鲁、罗长青之子罗援、胡乔木之女胡木英等一批“红二代”纷纷站到聚光灯下，对贴在自己身上的“红二代”标签各抒己见，同时对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焦点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中共十八大后，“红二代”大规模上位，民间“红二代”亦趋于活跃
这些“红二代”的集中现身说法的背后，是该群体在中国各方面实际地位的急剧攀升和话语权的明显加强。由其表述来看，他们对中国问题都有着身在局内才有的深刻精准的观察和理解，虽然各自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和分化，但又体现出相当的自我克制和约束，甚至依然不失奉献和变革国家的历史承担。不过，这些也只是红二代中的一小部分，也不能完全代表该群体的整体状况。在反特权反贵族追求平等已成非条件反射的当下中国，这些红二代的高调现身能否自我正名尚未可知，却已经一次次搅起整个社会思想和舆论波澜。
“红二代”密集发声为己正名
红二代今日所呈现的势头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共高层在毛泽东执政后期出现过年轻化趋势，林彪、王洪文、华国锋等人被安排接班年龄更长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开国领导人。不过在非正常政治环境和时代转换的大背景下，这种年轻化趋势一时间被逆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们强势回潮，再次执掌权柄，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元老们的子女在经过毛泽东时代的成长之后，恰在此时步入成年，进入党政军界，或是新出现的市场和社会之中。再经历30年的打拼、积累和成长之后，这些子女已经普遍50岁以上，亦进入各自领域的最上层，成为主导和引领时代的人物。这在十八大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期，红二代分布最为密集的解放军出现更为可观的变化，包括总装备部部长张又侠、空军司令马晓天、总后政委刘源、海军政委刘晓江、武警司令王宁等一大批人物上位。
事实上，相比政军两界，红二代在经济领域和商界成名更早。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子女李小鹏和李小琳、商业部原副部长任泉生之子任志强、原中央调查高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其中一些人本就名声在外，加之过早崭露头角、行事高调，几乎已成舆论对红二代群体的刻板印象。
分析人士表示，正是红二代在十八大后所取得的地位和声势，使得红二代自然而然成为舆论热点，其余红二代同时受到更多瞩目，并且也有了更多发声的底气。也有观点认为，红二代们在近期集中谈到自己的红二代身份，也有可能是出于为己正名，以正视听的目的。
2014年12月下旬，官方媒体主动披露了现役高级将领中近30位红二代，并为其贴上“虎父无犬子”的标签。此举颇令观者意外。在此之前，坊间一直在窥探军方中高级将领大洗牌中的红二代群体，随之产生了一些较为负面的联想和猜测。而执政者的主动披露，似是表明“身正不怕影子斜”，客观上能够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在此之后，才有了罗援、陈小鲁、耿莹等红二代的陆续出场，而其用意应当一致。
观察媒体报道中的这些红二代的讲话，身份不同，表述不一，观点各异，与先前舆论中对红二代的印象存在较大差别，与任志强、李小琳等人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李宏塔说，红色后代的日常聚会常常有，但不是所有人都在，而且每个人的观点并不都一样。而我自己不会去参加这种聚会。陈小鲁说，红二代的总人数不过四万人，应该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政治力量。谈不上是什么帮派。耿莹说，“红二代”这个词，对我们来说不公平。外界应该更为平等地对待我们，不管是“几代”。胡木英说，不排除有极小数红二代，腐化堕落，利用父辈的权力捞好处、挣大钱，背离了人民群众。罗援说，不可否认，红二代中间有些害群之马，影响了红二代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按照高级领导干部的划分标准，他们的后代在中央和军队任职并不多，也就是5%－10%，不能因此刻意渲染、放大，施加压力，企图对干部子弟中一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高层进行阻击。“红二代”的功业与隐忧
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些讲话为红二代宣传正名、撇清负面印象的痕迹明显。也有可能，他们的讲述确是真实情况。毕竟，自新执政团队上台之后，中国发生了积极乐观的变化，作为重要的参与者、推动者或领导者的红二代，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需要认可。也就是说，如果从客观和实用的角度来看，如果将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积极影响比其消极影响更值得重视。
虽然如此，在红二代已然占有重要位置，掌握更多话语权之后，即使其自身比以往更为克制，难以免除的消极影响仍然会随之扩大。而且，外界舆论也会很容易地将个人的表现和产生的印象归结于群体。正如前一段时间在金融市场异军突起、虎噬鲸吞的安邦集团所搅起的舆论风暴，就使因为文革道歉获得不少加分的陈小鲁成为舆论标靶，另外还牵扯或误伤了邓小平和朱镕基家族。
不可否认，出身于高官之家的红二代群体更容易成功。相较于普通人，红色后代身边有与生俱来的官场和社会资源，有父辈高屋建瓴的指导，有呼之即来的绝好机缘，这些都能够转化为本人不可多得的资本和能力。在中国体制内外，即使是各色贪官和派系，都对红色后代敬畏三分，甚至是创造条件提供便利。因此，红二代的群体性上位是一种不以主观意愿转移的现象和趋势。
如此会进一步导致阶层固化，使红二代日益形似“红色贵族”。然则在具有强烈平等意识、反特权反权贵的当代中国，贫富分化、阶层固化和官民对立已经很严重。红色后代需要时刻面临这种审视，必须尽职尽责，丝毫不得懈怠。红二代们在舆论中的发声以自我证明的做法有其必要之处，但这一行为本身即是在强化红二代群体的存在感。这也是其需要注意之处。
事实上，红二代所代表的政治继承、社会阶层固化并非中国才有，而是一种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美国总统大选面临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的再次竞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理朴瑾惠均是政要之后。这些例证都说明这种政治继承是一种社会自然发展的趋势和常态，正如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积累，以及难以避免的分化和危机。能否在今后适当弱化“红二代”以及之后出现的“官二代”的政治继承，将是中国政治社会演化的一个重要的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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