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下台后被分配到了九号院担任研究员，他对于自己的“研究员”工作，似乎有一种矛盾心态。通常情况下，他不认为“研究员”是一种正式工作安排，或者说他并不看重。但是，有时候，纪登奎对研究员工作也很看重。纪登奎把自己的工作安排与张闻天相类比，认为做政策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纪登奎晚年的“研究员”安排似乎与张闻天堪有一比。但是，情况又有很大不同。从晚年政治处境和生活境况看，纪登奎要比张闻天好很多。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赵树凯在2015年第4期《中国发展观察》发表文章《九号院里的“研究员”》回顾了纪登奎在九号院里的最后这几年，以下为文章全文。
纪登奎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纪登奎等四人辞去了政治局委员职务。在这次会上，关于纪登奎等人的辞职，陈云专门讲了话：“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揪住不放。这种检讨没完没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的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李艳、熊志勇 ，《再生中国》下册，第55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1980年4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副总理职务，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副总理。由此，纪登奎正式退出政坛。
（一）
1983年元旦前两天，即1982年12月28日，九号院召开全体会议，纪登奎正式出现在这次会上。这是纪登奎第一次在九号院公开露面。此前我们内部已经听说，纪登奎将来九号院做“研究员”。这天的会议是在九号院里的二号院会议室召开，主要内容是讲岁末年初的工作。会议开始，杜润生主任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纪登奎，与会众人报以掌声。纪登奎站起来，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但是一言未发，随即坐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纪登奎。因为我在孩童时期即闻纪登奎大名，这次见到他有些莫名的兴奋，在日记里描述了当天会议的场景。根据我的了解，纪登奎来到九号院做“研究员”，并没有正式任命文件。纪登奎来九号院之前，我因为在秘书处为两位部长级干部管理文件，通常可以看省部级文件，但是，没有任何印象曾经有关于纪登奎工作安排的文件。2013年春天，我与杜润生主任当时的秘书高文斌见面，谈到许多九号院往事，他也说，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并没有文件，估计应该是根据领导人批示来的，但是，九号院也没有人看到这个批示。高文斌原来是国家代主席董必武的机要秘书，1979年初国家农委成立时，由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直接介绍来到九号院，随后担任杜润生主任秘书，后来担任办公厅主任，是当年我在九号院工作时的直接领导。关于纪登奎来到九号院的过程，如果我的信息来源有误，那么，高文斌的说法应该比较可靠。
纪登奎到九号院以后，九号院里没有给他安排办公室，也没有转来工资关系。他的工资关系依然在国务院系统，他家里的后勤服务主要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负责。从直接观察来看，纪登奎到九号院来“工作”的实际含义主要是：其一，他的党员组织关系转来了农研中心，在九号院参加基层党组织活动，因为根据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参加到一个基层组织中去；其二，他看文件的渠道转到九号院机要系统，以前则在国务院办公厅系统看文件；其三，他在九号院期间的“研究工作”，并没有明确职责，也很少有需要直接完成的调研任务，主要是参加一些九号院召开的会议，偶尔外出到地方做一些考察调研。他参加的会议，通常是分管的副主任或者主任定，然后由我们秘书处或者具体业务部门发出邀请通知，询问他是否参加，至于是否参加，则由他自己决定。他的外出调研考察活动，基本上是自己安排，有到基层“走一走、看一看”的意思，一般没有什么明确的调查任务。
纪登奎在九号院做“研究员”为期五年半，即1982年12月首次来到九号院，直到1988年7月突然去世。大致上，他的研究员生涯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有两年多，他主要是参加整党。虽然纪登奎是九号院的党员，参加九号院的党组织活动，但是，显然九号院不是他参加“整党”的真正单位所在。因为他在整党过程中的“个人对照检查”，还有他的党员登记问题，都是需要中央高层来决定，而不是九号院党组织决定。在整党这段时间，九号院秘书处与他接触并不多，他本人也较少参加九号院的会议。当时，他从中办带来的王秘书还在，我们秘书处通常与这位王秘书接触多一些。王秘书原是一位中央警卫局的现役军官，后来他离开纪登奎回到中南海警卫部队，担任一个团级单位的政委去了。王秘书走了以后，纪登奎就没有了专职秘书，九号院秘书处根据领导安排开始具体接手他的秘书工作。从这个时候，纪登奎参加九号院的活动明显增多，我作为秘书处工作人员，也开始直接为他做一些服务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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