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在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由薄一波主持的“党的生活会”上，胡耀邦遭受二三十名中共高层批评。在1月16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辞职”（未经正式程序解除其总书记一职）。下台后，胡耀邦心情沉重。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1989年4月5日，胡耀邦在去世前十天，曾邀请李锐（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
1984年6月，胡耀邦与邓小平等在“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邀请赛上切磋技艺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耀邦去世。我当天就得知噩耗，真如晴天霹雳，因前邻居秦川还告知，危险已经过去。第二天下午同秦川到耀邦家中，在灵堂行行礼，不禁泪水盈眶，将一首悼诗交德平。归途我们还到人大会堂习仲勋住处，了解丧事规格确定经过，有种担心，怕出乱子。晚上，为《新观察》草小文一篇，题为《活在人心便永生》，为悼诗末句。
就在十天的四月五日，我应邀到耀邦家中做过一次长谈，从下午两点半变到九点半，他精神很好，记忆清楚，毫无倦容。晚餐还特为我做了家乡菜，吃得很香，他一共谈了十个问题，其中涉及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他并没有什么错误，执行的是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在那个“生活会”上与却被逼得做检讨。他最后谈到，“如果中央重新给我做个符合实际的结论就好，不做也没有什么，去见马克思也是安然的。”
四月十九日，中纪委为悼念耀邦开支部会，我最先发言，讲了同耀邦的谈话，说这大概是他在世的最后一次如此长谈。我说，由于突然去世，他的要求重新结论便带有遗属的性质。因此，请中顾问将我的这个意见正式转告中央。我简要发言后，张光年发言为耀邦鸣不平，霍士廉等先赞同我的意见。陈丕显问我：你们谈话时旁边有人没有？我说，有一个干部子弟始终在场，后半截德平参加了。由于十点钟我还要赶去参加《新观察》和《世界经济导报》联合召开的悼念耀邦的讨论会，就提前退席了。四月十五日夜写的那首悼诗，是这样四句：
天下奇冤一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
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
第一句自然是写耀邦坚决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之举。第二句语带双关：既是耀邦的心愿与在位时的作为，又为耀邦诉屈；平反了大量冤案的他，自己竟是一个冤灵！
第三句写他一九八八年到湖南张家界时，成千游人济济于道，争相握手，要求留影；随后到南宁，只好足不出户了。第四句不言而喻。
“神州莫再有冤灵。”多年来，这七个字在我的脑中时常萦回着，他同我最后的长谈、他的遗愿，也总想将它公之于世。我觉得这是一份责任--不可推卸的责任。去年是他逝世十周年，我已开始整理谈话记录，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完稿。现在特将他同我的三次长谈按时序整理出来，并将其间有关交往写出，希望可以告慰耀邦在天之灵。岁届耄耋，总有“汩余若将不及”的感觉，及至整理完毕，才像卸下了一副担子。
对耀邦的认识加深
我的老伴有两个很熟的干部子弟夫妇延滨和元元，他们的父母同耀邦夫妇关系密切，元元的母亲同耀邦夫人李昭是延安女大同学。在耀邦的追悼会上，我见到他们两人同家属站在一起。他们常来我家，于是元元有时就成为我同耀邦之间某种交流的“中介”，既交流必要的信息，也从好的口中，多知道一些耀邦的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世的特点。现在还零零碎碎记得一些：耀邦否定“文革”最彻底，真理标准讨论最坚定。他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于“左”祸的肆虐，可谓刻骨铭心。他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原则，熟悉西方的发展历史，很愿意接受外来的新思想。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是全面的，还在“文革”时便不盲从，心中有数，常说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要独立要思考。粉碎“四人帮”后，他有三个建议：停止批邓，平反冤假错案，抓生产。真理标准讨论时，阻力不仅来自华国锋、汪东兴，胡乔木就反对。平反冤假错案，汪东兴不交一、二、三专家辨档案，一些专案的甄别，如“六十一人案”，他就另起炉灶搞调查。在中纪委时，他力主党内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应健康发展，一定要避免过去搞家长制、一人说了算的错误，并主持了《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的起草。耀邦是在这个最根本方面抓党的建设的。抓年轻人的选拔，他比谁都积极，紧抓不放（在选拔第三梯队工作中，我有亲身体会。有些人不过是口头讲讲而已，有些人只重视干部子弟或过分关心自己儿女，有些人还硬是“老中青三结合”、“扶上马走一程”）。当年赵紫阳、纪登奎被上面重视。一九六四年，耀邦曾推荐过紫阳到团中央接班。他没有任何拉帮结派思想，很反感“谁是谁的人”这种说法。他常说“我是党的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贺龙、谭政……对我都帮助过；林彪对我很好，抗战胜利后，争取我同去前线。”林彪事件后，他更加深了对山头、宗派的认识，说：“这是脱离群众。”他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重视有知识的人，“思想敏锐，口若悬河”，在延安得到毛主席这样的赞赏。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并尽力保护他们中受过整的人。“文革”后，坚决反对过去整人的那一套，主张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不是停在口头上，而是认真贯彻于一切方面，要见诸行动。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弱点。虽然遇事总经过深思熟虚，但有时过于热心，讲话多了，难免有失。他同权力无缘，从不设防，遭人暗算而不觉。“文革”后，“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干部政策，对有些人的使用也是引起过意见的。
耀邦下台之后，听到他在“生活会”上受到那种攻击，大家愤愤不平，同时极其关心他的情况。我当即写了这样一首七绝送他，表示某种安慰：
文章翻案古而今，左右逢源仇又亲。
黑白纹枰输后手，是非公道在人心。
让元元带去一本钱钟书的《谈艺绿》，将末句写在扉页上，供他翻翻，移情养性。同时还将我的《龙胆紫集》和《论三峡工作》送上，请他一阅。后者是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该书序言交《人民日报》后，清样送到书记处，有人说我的闲话，耀邦没让发表。原来我并不知道他也喜好旧诗词。不久以后，元元带来他写的三首诗让我修正：一首七律《再登泰山》，两首五言古风《赠李锐》、《戏题李锐同志不赞成修三峡水库论著》。看来他比较了解我这个人了，也知道三峡工程的详情与要害了。诗中借巫山神女之口，最后两句委婉道出莫立大石壁的切切之情：“乞君莫作断流想，断流永使妾哀伤”。三首诗词我作了些格律上修正，让元元回去时，顺便送了他十来本旧诗词和有关格律的书。
一九八七年七月三日元元来家，告诉我，耀邦叔叔明显瘦了。听家人说，那些检讨的、被指责的东西，其实很多是小平说过的。我们当时都奇怪，何必匆匆做这种检讨。七月十九日，我的日记记道：（用楷书排的文字是耀邦本人的话；括弧内的话是笔者按语）：
元元夫妇来。元元昨天到胡家，同耀邦单独谈话。元元一开始向耀邦讲了我们大家对他关心，谈了我们对他的看法：党有史以来最民主的（领班人），选中了；要从全局考虑自己的问题。元元转述的耀邦谈话要点，有以下这些：下来这几个月，不看电视，专心阅读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是“文革”时读的），作了一些笔记；并将过去几年自己写过或讲过的，凡形成文件和付印过的记录，好几百万字都看了一遍，就放心了，并没有什么错误。关于小平全下，我半下[1]。
这是小平同我俩人私下谈话，当时很赞同。总书记的职务辞过几次。六中全会时向中央写过报告，一定要建立退休制度（后来，此事小平同紫阳也谈过，紫阳即表示不赞成小平下。因此有人说耀邦不聪明。耀邦曾因此大声说：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
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是羞辱（一九八七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罗列了耀邦“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一些严重错误”、一月二日给邓小平的信和一月十日和十五日在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上的《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此事在中纪委支部会上，我也听到过对耀邦的攻击。）
我还是谨慎的，领导人的退休制过去小平、紫阳都讲过，我就没讲过。那时考虑根本不可能，因此力主二线制。搞退休，伤老同志感情。
香港的东西，过去根本不看，免得受干扰。
今后四个字：安度晚年。是否能“安”？有两条：一是自己已经七十一岁多，自然规律不行了。二是希望党好起来，但是否可能？（元元说，耀邦叔叔有极度失望之感。
说过去一起斗争几十年、互相信得过的老朋友，如王鹤寿的揭发，当然伤心之至。）
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原，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
“文革”当然不好，发生了之后，其结果好：不会再发生了。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
（粉碎“四人帮”后，关于中国的前途，陈云曾找耀邦谈过三天，谈到的一系列问题，之后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和评论员的文章中，都有过反映。元元说，耀邦叔叔对陈云一直很尊敬。）在党校负责时，提出是按当时的中央文件[2]讲课，还是按马克思主义讲课？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六中全会前在北戴河讨论时，陆定一就建议在文件中删掉，万里赞成。全会讨论时，他们两人仍坚持这个意见。我只说求其稳妥，现在还是保留为好，将来再考虑是否去掉。最后都归咎于我（全会中这一幕，我是亲身经历的，定一和万里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掌声，尤以右侧中纪委席掌声持久。最后邓小平讲了不多的话，要害是：“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后来我被逼得做检讨。
元元说，她几次听耀邦谈到，在原则问题上他是没有错误的。元元感到最亲切的是你的人格高尚，你无愧于世，对得起历史；我十四岁参加共青团，经过那么多党同斗争和政治风波，依然保存了一片赤诚。这都是人最宝贵的东西。耀邦听后笑了，说：对的，马克思也讲赤子之心。
在组织部时的一次长谈
耀邦从总书记职务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历史渊源。在延安中央青委时，听说过胡耀邦其人，都是称赞的话。第一次碰面，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周总理带队查勘三峡坝址时，同坐在船上，有人在下围棋，我们都是旁观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不在一个组，《简报》上似乎没有见到他有什么发言。一九七五年五月，我从秦城监狱释放，仍回到安徽磨子坛水电站过劳动生活。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四日清晨，我从广播中听到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消息后，连夜写好要求平反的长信，第二天发出。与此同时，我的二姐李英华（三八式）和女儿李南央，几次找到耀邦家。于是我得以先到合肥的医院治病，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我回到北京复职。这年写《怀念田家英》文时，田还没有平反开追掉会，文章寄《人民日报》担心难以发表，特先寄给耀邦审阅。他立即指示：没有什么不可以发表，还赞许有鲁迅文风。
一九八二年三月，我调到中央组织部，五月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耀邦是组长，副组长是余秋里、程子华，日常实际工作由秋里负责。组员有十多人，我负责办公室的工作。办公室人员由中组部办公厅主任等组成，同各系统和地方联系，编辑《简报》供中央参阅。工作地点在玉泉山，大家都住在那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小组也由耀邦负责（胡乔木副），也住在玉泉山。耀邦来参加人事小组会的次数不多。人事小组的任务是准备十二大的三个名单：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玉泉山住了三四个月，工作当然是繁重复杂也很难的，有时进新退旧一个人，要作许久调查，反复研究，花很长时间才能定案。记得我向耀邦作过两次或三次系统汇报，他平易近人，交谈很是随便。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便是一个原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去留问题，是煤炭系统的，在“文革”中欠了帐，当年颇有点名气的中青年。我们同耀邦来回争论了三次，各有各的理由，最后他服从了大家的意见，这个人不保留了。一九八二年初我六十五岁，已决定在电力部退下来。这时陈云定要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将这个局的作用定得很崇高，成员入选特别严格。据说这件事中组部曾拖了一年没办，原因在部内地方、经济、宣教等局，都分工管各系统干部，当然也包括选拔青年干部，单独成立这样一个局，岂不像当年国家计委内有过的“小计委”。我知道这是一件极其艰巨的工作，自己有过当年在中央漩涡中翻滚过的经验，不愿意再卷入，想“安度晚年”。可是陈云的意见极其坚决，促我上任，还误会我“能上不能下”，只当个局长，而非部一级名义。于是我就只好服从了。中央定的“干部要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以及据此选拔接班人即培养后备干部队伍（当年称建立第三梯队），我是衷心拥护、坚决执行的，中组部青干局具体任务是选拔省部后备干部（最终考察了一千来人）。这个任务的第一仗，就是十二大的人事更替。自己当时似有这点感觉，从耀邦（他是总书记）这方面来看，我大概还是可以信任的吧（由于“我行我素”，后来我终于遭到“解玲还是系玲人”的一幕，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文章是写耀邦）！在那个人事小组上，我也被推选并被批准进入中央委员名单，这是丝毫没有精神准备的，接着就开十二大，其历史意义大家都清楚的。我曾应《诗刊》之命，写过歌颂和期望的四首七律。
十二大有最后一幕，报纸没有作过报道，也没有留下一个镜头、一张照片。大会就要结束了，传来耀邦的话：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的中青年，要我选三四十人向政治局作介绍，先印出个简历。此事可说驾轻就熟，很快就办好了。大会开幕当天在人大会堂的一个厅，记得叶帅、小平、陈云、先念、邓大姐、彭真等都到了（庐山下来后没见到过叶帅，老人还认得我），耀邦主持，让我一一介绍。老人们笑容满面，很是高兴。
十二之后到一九八四年岁末离职之前，由于工作关系有时列席书记处会议，亲眼目睹书记处开会情况，以及总书记如何主持会议并处理一些事务。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我也列席过中央的一些大小会议，曾亲眼目睹过毛泽东执政时情景，使我感到我们确已进处一个新的时代，一言堂开始为群言堂了（不过书记处的会，两位老人是不参加的，新时期我无缘列席常委会）。总书记在人们面前是平等的一员，他个子矮，有时发言似乎比别人还矮一点。胡乔木总是挨着耀邦坐着，显出某种监护的样子，令人不快。有关人事处理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讨论到有关问题，胡乔木发言，声色具厉地说道：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听说王震在中央党校也骂过“那个姓巴的……”）。当时大家都不答腔，也就过去了。耀邦能保护好巴金，却保护不了周扬。第二件事是有关《人民日报》的人事。自批判“两个凡是”，耀邦还在中央党校时，就同《不民日报》合作得很好，报纸真正起到了贯彻改革开放路线的喉舌作用。因此也最受胡乔木、邓力群的攻击，这是他们指挥范围内没能控制住的最后一个重要阵地。大家知道，自胡绩伟、王若水被整下去后，报社不听他们的指挥的剩下一个秦川。这件有关《人民日报》人事处理事，可能使耀邦加深了对我这个人的印象。就在这个时候，耀邦同我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一九八二年到中组部后，我没有断过写日记，所以许多事都可以如实写出。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廿一日下午三点，耀邦约我谈话。当时想到可能是听听我对人事等方面的意见。前几天参加书记处讨论广西、湖南等省班子的调整问题和“文革”遗留问题时，耀邦谈到柳宗元的文章《驳复仇议》。其中有句：“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要向古人学习。回家后找到原文，觉得同当前广西形势并不相关，于是向耀邦写了封短信，说明此意。这之后的几天，就是十九日，书记处会议讨论《人民日报》人事问题。中宣部拟派王忍之等四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将旧班子“一锅端”。中组部有的领导准备批准。这时听到王在二中全会上激昂慷慨地说：各条战线都已受到严重精神污染，似乎资本主义已全面复辟了，于是我同陈野苹（部长）商量，这个名单都是搞理论的人，恐怕不合适。一月七在习仲勋处谈到此事时，在座的乔石、宋任穷、陈野苹都不赞成。我还为胡绩伟说了话，并说明胡乔木不能容人。于是我们回到部里开会，顶住了这个方案。十二日，中宣部的干部局长来催办此事；野苹还告诉，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我反对此事。十九日的书记处会议上，好几位同志到王忍之二中全会发言过左，决不能去管报纸，耀邦则谈到报纸不能办成理论刊物。我最后发言：这个名单不合适，报纸是对着现实情况的，重担压着，无日能卸。书生不能办报。耀邦加了一句：书生要打引号。邓力群在座，一言不发。这个名单就被否决了。
下面一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两天的日记中有关记录。
一月二十日，拟明日谈话提纲：
（一）望中央生活正常（回顾当年）。邓力群要干什么？清除精神污染事。《人民日报》事。
对乔木认识、看法：没有管过柴米油盐，没有单独挑过担子。总是一支笔。有时不认账。不能容人。权威自居。
（二）认识人之不易，关键在用人。人各有局限与特点、缺点（毛的教训）。耀邦自己。中组部。两位老人。
（三）秘书与子弟问题。谨慎小心，注意传话。
（四）科学技术第一（专家治国问题）。科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好大喜功问题（三峡）。水利部“一水三核”（钱正英－美国，争取美国援助贷款建三峡工程和三个核电站）。
（五）“偏离社会主议”的担心问题。（六）湖南问题（省部级机构改革后，湖南遗留的人事问题比较重，还有“文革”遗留的派性问题）。
（七）谈丁玲事（中组部拟为丁玲彻底平反）。
这天的日记中，最后有一句话：
大局在支持耀邦，黄老有同感（当年我常去看望黄克诚）。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到耀邦中南海住室，谈到六点，整整三个小时，惜无录音也。我大体按准备的几个问题谈自己意见。下面是耀邦所谈：
关于八一年、八二年争论[3]：经济上讲得尖锐些，关键是速度问题。说不能把住老套套、老框框不放。于是引起陈云、紫阳误会。
生产目的的讨论[4]，并非批评什么人。
翻两番问题。一九八〇年夏，在武汉讨论经济，到二〇〇〇年翻两番。紫阳、姚依林心中都无数。小平问：怎样达到两番？我答年增百分之七点二，力争百分之七，不能少于百分之六。姚说只能定百分之六，一九八一年争五保四。我发急了，讲了难听的话，并非对谁过意不去。这时互相不能说服。于是每到地方时，我就在下面鼓气。准备十二大报告时，争论爆发。有人告状，说我在下面讲了要百分之十，向乔木反映，乔木向小平反映了。于是小平找我去问：（1）是否搞高指标？答未超过百分之七。（2）是否说不要搞重点建设？答无比此事。（3）不要整党？答要整，是文件看样写的问题，实际上报告中写了。
二中全会后，在中顾委讲：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上来的，这种说法大家服气。）
胡启立是小平看中的，问过我两次，第三次又问，才讲定的。此事中央都知道。外面说法很多，说我用团中央干部。小平保了李雪峰。
小平看乔木，党的第一支笔，不是政治家。一九八三年一月，我关于《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讲话，内中谈到要全面改革。乔木时在昆明，送给他看了，他说全文很好，略有增删。结果又向小平告状，说是刮改革风，等等。乔木认为邓力群并不会写文章。（我谈了对此人看法后）对邓力群现在摸不透。
自己准备一九八七年下来。乔木、力群等也下。三五年内要新上几十人。书记处还要进四十几岁的，下五个，换五个年轻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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