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鹏与陈希同等人关于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的回忆中，大多将赵紫阳的下台追溯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由于赵紫阳犯了“价格闯关”的错误，从而失去了邓小平的信任，当政治风波来临时被一举拿下，成为“国家的囚徒”。曾任《经济学家周刊》总经理的陈子明在《读<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有感》一文中，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价格闯关”问题“还是要归咎于邓小平本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也正因为赵紫阳在这一问题上为邓小平背了黑锅，邓认为赵经受住了考验，对自己的是忠诚的，“在‘倒赵风’刮起来后支持了赵。后来李鹏、陈希同等人说的所谓‘动乱精英’为了‘保赵’而酝酿、预谋、策划‘动乱’，纯属无稽之谈。
赵紫阳与邓小平
李鹏和陈希同等人都把1989年春夏之交“动乱的酝酿和预谋”追溯到1988年的“价格闯关”。他们的逻辑链条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说赵紫阳犯了“价格闯关”的错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讲到李鹏、姚依林以“物价闯关”失败为由，向他“算账”时说：“1989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我。其实那时他们已把我架空，但他们在会上都说我过问太多，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同时对改革开放这一套东西，提出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姚依林更直截了当地说，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他当时没有弄清楚这话不是我先讲的，而是邓小平讲的，他以为是我提出来的，以此对我攻击，实际上要清算，来算账。这次会议很明显，矛头指向我在经济改革中的责任问题。”赵紫阳去世后，一篇名为《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的文章（署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了1988年5月18日和28日，姚依林和李鹏分别去陈云处谈话的情况（陈云“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然后说“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联系上下文，该文明显是在指责赵紫阳拒不“采纳”陈云的“提醒”，导致大错。
第二段是说因为赵犯了大错，所以老人家酝酿“动赵”。《关键时刻----李鹏日记》“5月28日”记载：“晚上，我和丁关根同志谈话。他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尽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在这里，李鹏只是借丁关根的嘴说出此事，其实他早就知道并参与了“倒赵风”。他紧接着写道：“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通过李鹏自己的揭发，我们知道参与“倒赵风”的有陈云、李先念、李鹏、姚依林。至于邓小平，当时并不是下不了“动赵”的决心，而是对赵心怀感激，从笔者后面的介绍中读者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第三段是说“动乱精英”为了“保赵”，一手策划了“动乱”。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陈希同把这件事说成是为“动乱”作舆论准备。与此事有关的严家其、高瑜、王军涛、陈子明，后来成为“六四”前后的首批被捕者和通缉对象。
驳斥李鹏、陈希同等人的三段论，必须从第一段入手，搞清楚“价格闯关”是谁之错。
2011年12月15日，杨帆、杨继绳、杨沐、张木生、李伟东、白南生、崔鹤鸣、陈子明等人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重点谈“价格闯关”问题。白南风在会上说：价格闯关据说是有人直接说动了邓，说长痛不如短痛，可能邓那时候也觉得寿数有限了。说的这个人也不是领导干部，我听说好像是几个高干子弟，应该不是在位的。结果说动了邓，说动了邓以后就成了政治任务了。笔者在会上说：这个事的责任，体改所首先不能承担，当时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圈子在价格闯关的问题上都不能负责任。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要归咎于邓小平本人，以及给他出主意的人。到底谁给他出的主意，进行这方面研究的人可以再挖得深一点。“六四”后归罪于赵紫阳是没有道理的。
我对于邓小平这样做的动机有过文字，邓小平强调中共有“组织优势”。他当时的思路和毛泽东大跃进的思路是类似的。毛泽东依仗自己的军事经验和军事能力，认为生产和打仗都一样，按照他的“集中优势兵力”这一套干就行。邓小平对于共产党的组织优势是很相信的，认为不论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都可以依靠组织优势来做，他觉得在当时情况下不怕出问题，出了问题我们可以用组织优势来弥补，来挽救。为什么一抢购，马上中央就能改政策？因为中央除了邓小平一个人，陈云、薄一波、王震、赵紫阳、胡耀邦，当时没有一个力量是价格闯关的积极推动力量。所以一出问题，只要邓小平一看不行，组织优势现在也控制不了抢购风，只要他一点头，马上就撤退了。
白南风和我都说不清楚给邓小平出主意的人是谁，《台前幕后》则首次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说法：“据笔者了解到，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出‘要下决心闯过价格这一关’不是偶然的，很可能与他的儿子邓朴方有关。笔者2012年5月在与过去的同事，原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副局长唐欣聊天时，听到他讲到当时的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情。1987年底，曾任张劲夫秘书，当时在光大集团工作的孔丹、曾任宋任穷秘书，后到中信公司的秦晓、时任北京市物价局局长的马凯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在议论当时经济改革的形势时，提出了一个‘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论，认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已经尽显，实施完全的价格改革，向单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体制过渡，是大势所趋。但是，如果放开物价，物价势必大幅度上涨，发生抢购、挤兑，有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社会混乱，甚至天下大乱的局面。这种情况，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都有前车之鉴。要想比较平稳地度过这个‘泥潭期’，必须加强中央控制，这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权威。所以他们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应该趁着邓小平、陈云这些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尽早闯过这一关，把这最难过的一步迈过去。此后不久，孔丹见到老同学唐欣，谈到了他们的上述看法。1988年2月，唐欣与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见了一面（他们是朋友），聊天中唐欣转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论和上述对‘价格闯关’看法。唐欣回忆当时的经过时说，‘在我和朴方谈这个看法的过程中，朴方一言未发，但是听得特别认真’。唐欣在与笔者交谈时认为，此后虽然他没能再有机会与邓朴方交流此事，但邓朴方极有可能在回家后，将这种看法讲给他的父亲邓小平听，从而引发了邓小平对‘物价闯关’问题的思考。笔者同意唐欣的这个看法。”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