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彭德怀主持下，“萧克、李达反党集团”，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制造的一起冤案。此案早已平反，但近来有文章涉及此次运动，其中不乏失实之处。为正本清源，笔者曾撰写《“反教条主义运动”中的刘伯承》一文，但限于篇幅，对此案未及其详，今再作专文以还历史真相。
萧克
复杂的历史背景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全党全军掀起了学习苏联的高潮。
彭德怀同志从朝鲜回国后，于1952年7月19日开始协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于1954年9月29日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那时，尚有许多军队干部不愿学习苏军经验。为此。彭德怀于当年12月，在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报告，提出“我们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经验，又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军的历史相结合，尤其是与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相结合”；同时批评了“过去我们没有苏联专家，也打了胜仗，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够用了”和“苏联的军事科学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这两种观点。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作出了“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的指示。
1954年1月，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讲解了学习苏联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4条具体要求。
总之，“一边倒”，“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道路”，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之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此后，中苏两党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
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5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确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在此前后，全国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此《武训传》、反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艺术、批判胡风反党集团，1957年反“右派”等，一浪高过一浪。
1958年，又开始了“大跃进”，“左”倾的调门越升越高……
这就是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产生的国际、国内背景。
逐渐加深的分歧
可以说，解放军通过学习苏军经验，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养成正规生活秩序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推动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机械搬用苏军某些做法的现象。对此，各总部和部队也正在纠正之中。
从1956年开始，我军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针对学习苏军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又进一步在领导机关、军事院校和部队工作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纠正。如普遍开展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民主运动，对一些制度、条令进行了必要的修订等，因而并没有形成全局性的教条主义错误。从总体看，全军的基本制度始终得到了坚持。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教条主义在军队训练和教育系统已成为一种主要倾向，从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到训练方法，都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已是方针、路线问题。而且还有人不恰当地指责“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训练总监部，于1955年4月成立，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以下简称“训总”），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部长由刘伯承担任，因他在南京主持军事学‘院工作，由叶剑英代理部长。副部长是萧克、李达、张宗逊、彭绍辉、周士第、郭天民等6位上将。1957年冬，因叶帅忙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工作（1958年3月担任该院院长兼政治委员），由萧克接替他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和党委书记。
训总成立后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如何学习苏军的经验上，在训练方针的制定上，在是否进行在原子弹条件下的训练，以及训练条令的编写上，都发生了争论。到1958年初，这些争论达到了极为激烈的程度。
1957年，彭德怀先后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军事学院战役系学员写给他的，建议军委考虑“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另一封，是曾在训总工作、时任军事学院战史系教授会主任的蔡铁根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蔡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但‘善’与‘不善’，绝不能以我们的传统观点为准，必须以未来战争的要求为标准”，“这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11月30日看过信后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
可见，彭德怀已经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一问题，已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8年3月至5月，训练总监部召开机关四级干部会议，总结该部成立以来的工作。当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激烈争论。
萧克、李达等认为，军事学院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于党的高级军事干部，在抗美援朝战争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训总领导全军开展了现代化、正规化训练；在学习苏军中，主要是学苏军的技术与合同战术，没有学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军队制度；又根据我国不同地形和气象等条件，将全军部队区分为6种不同类型进行训练等，目的在把我军训练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因之，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或“教条主义的司令部”来否定这些成绩的。会上，训总大部分干部对原副部长张宗逊的意见较大。因为他前几年对学苏联提出了“不走样地学”、“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恰当的口号；而现在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得越多，中毒越深”……
此前，张已调任副总参谋长。经训总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同意，让他回来，参加会议。张宗逊回来后，大家对他提了一些尖锐的意见。
就在训总的四级干部会议快结束时，总政治部派来了工作组，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中央。”工作组还传达了彭总的话：“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
期间，还有人向林彪提供了材料，因而林彪认定：在训总争论的双方中，以萧克、李达为代表的一方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而另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
可见，在对待教条主义的问题上，在军委成员和有关总部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有，但并非主流，而且正在逐步纠正之中；另一种则认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就这样，一场名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始急骤地酝酿。
不断升温的激烈“斗争”
根据1958年3月9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彭德怀主持下，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建军原则、建军方针、战略方针这3个问题。
但会议开始不久，由于林彪向毛泽东建议，中心议题转到了反教条主义上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调整了会议安排，翌日发出扩大会议范围的通知，吸收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由369人增至1004人，列席438人。
5月28日，彭德怀召开第二次小型会议，说军队训练中的教条主义是严重的，最严重的是训练总监部。
毛泽东也于6月21日、23日、29日，先后在大会和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说：“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洋奴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不知道军事学院和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并说萧克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有资产阶级思想、军阀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萧克是要发言检讨的，萧克的错误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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