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从中国“贤能政治” 学习什么？
甘肃可以说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偏远地区之一，居民收入在全国31个省中位居最下游水平。笔者采访了兰州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西新（41岁），他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习近平主席2013年推出“一带一路”政策时，就是他首先将其意义上呈内参。学历如此之高，应该完全可以在中央工作，就此笔者提问道：
“为何非要待在这种偏远地区工作呢？”
“这里怎么啦，胡锦涛主席就是从这里开始工作的。”
“您想当主席吗？”
“（摆手）不是，在地方积累经验，然后走向中央，这是我们党的人事培养方式。”
实际上正是如此。胡主席在32岁时从甘肃开始地方工作后，历经贵州和西藏等地，最终坐上主席的位置。习主席也是从29岁在相当于韩国邑的县里开始工作，先后在福建、浙江和上海等地任职，最终走到了今天。习主席仅在地方“领导过的”居民就达到1.5亿名，可以说在成为国家主席之前，就已拥有一些治理国家的经验。只有通过每个晋升关口实施的严格审查和评价，才可以被选为国家领导班子成员。当然行政官员没有时间对政治左顾右盼，这里只是重视实绩。
后面还有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如何运用超过8000万名的人力资源（党员）周密并不动声色地进行管理。优秀人才送到党校进行思想教育。更有一些事例可以感知他们“看不见的手”。
去年中国外交部中间干部陈海结束中国驻韩大使馆的政务公使工作后回国，他现在在遥远的广西南宁负责省政府外交工作。笔者怀疑他被降职，对他进行了电话采访。
“怎么一下子跑到了那么偏远的地方？”
“广西是东南亚外交的前哨地区，这里也有很多工作。”
“虽然如此，但您是中央公务员啊……。”
“（笑）我是挂职出来。不用担心。”“挂职”是中国公职独特的人事制度。在登上一定职位之前一定要在地方（或完全不同的部门）工作两三年。只有理解地方的实情才能提高政策实效性，该制度正是在这一主旨下实施的，无人对此表示反对。这与认为“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岗位是退休之前没地方可去时考虑的任职”的韩国国内的认识形成鲜明对比。
在清华大学教授政治学的加拿大籍教授丹尼尔・贝尔提出的“中国为何会富强？”的问题，对此可以从中共的人才运用系统中找到答案。即，发掘业务能力出众的人才并将其培养成国家领导人的系统。贝尔教授称其为“贤能政治”。他指出这是有利于发掘道德性（贤）和能力（能）兼备的人才系统。
这是一党专政国家出现的特征。中国没有选举，与通过选举重新组建国家领导班子的西方民主主义国家不同，中共要通过党内革新维持体制。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党对即对，党错即错，多样性被遭到无视。民主、人权和福利等普遍价值也可能会被大打折扣。如果自净功能弱化，腐败就会蔓延。
即使如此，之所以要看看中国的“贤能政治”是因为韩国的政治系统未能顺利运转。为选拔前总理李完九继任人选又要举行听证会。两人下台，三位提名人落马的“总理残酷史”不由使人产生怀疑，“听证会这个民主系统真的能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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