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爆发的95周年。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随后出现了与“五四运动”一样广为流传的专用名词“新文化运动”。严谨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虽然扭转了历史轨道却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的突发性政治事件；严谨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并且持续到今天依然没有走上充分世界化的文明轨道的文化创新运动。
胡适
胡适区分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
据百度百家的专栏作家张耀杰介绍，关于新文化运动比较经典也比较恰当的叙述，无论如何都要首推《新青年》的灵魂人物胡适。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中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
胡适所说的“新文学运动”，指的是以白话文写作为突破口和切入点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的全面展开便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更加常用的是把政治与文化捆绑在一起加以称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95年来，尤其是1949年之后明确把五四运动定性为学生爱国运动并且写进在全中国范围内统一思想的相关教科书之后，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胡适、钱玄同、周作人、鲁迅、梁漱溟等人，针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负面现象所进行的批评检讨，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文化视野和历史记忆。梁漱溟批评五四运动
谈论中国现代历史，人们常常从《新青年》杂志及五四爱国运动入手。而《新青年》同人团队及五四爱国运动的最大盲区，就在于最能够体现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文明价值和常识法理的法律人的黯然缺席。
在法律人明显缺席的情况下，“五四运动”期间明确张扬现代社会的法理精神的，反而是以弘扬中国传统的佛教及儒教文化为己任的北大讲师、前司法部秘书梁漱溟。1919年5月18日，他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这个毛病不去掉，绝不能运用现在的政治制度，更不能运用未来社会改革后的制度。质而言之，就是不会作现在同以后的人类的生活，不会作这种生活，不待什么强邻的侵略，我们自己就不能在现在世界上未来世界上存在。”
这里所说的“学生事件”，指的是北京学生于5月4日火烧外交总长曹汝霖位于赵家楼的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刑事案件。为了提倡遵守法律程序的文明意识，梁漱溟建议说：“最好我们至检厅自首，判什么罪情愿领受，那真是无上荣誉。这好榜样，可以永远纪念的。”
然而，梁漱溟的上述意见，并没有得到自以为爱国有理的青年学生的真诚响应，反而得到据说是来自《新潮》社的匿名警告。当年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在被捕之后所写作打油诗中表现出来的，恰恰是梁漱溟所批评的“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的爱国有理：“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除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
钱玄同的反思检讨
随着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回迁上海，此前站在陈独秀“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专断立场极端排斥林纾、张厚载等人的钱玄同，从此面临着被新任编辑陈望道等人强行改稿的屈辱待遇。
1920年9月25日，鉴于周作人一再替陈独秀催讨稿件，钱玄同在回信中反思检讨了自己此前的相关表现：“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所主张，也是20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拿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1922年4月8日，面对“中国列宁”陈独秀关于“非宗教同盟运动”的极端表态，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再一次反思检讨说：“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主义，讲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
与钱玄同这番话相对应的，是被包括钱玄同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反复攻击的前辈文人林纾早在1917年2月8日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其中有这样一段经典话语：“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换句话说，《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盲区，并不在于借助西方现代文明反传统、反儒学、反孔教，而是在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走出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孔教文化的“学术思想专制”。他们反传统的所谓“新文化”说到底只是以旧反旧、以儒反儒的旧文化。
鲁迅与周作人的批评反思
五四运动一周年的1920年5月4日前后，多家报刊都开展了纪念活动。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公开表态相印证，鲁迅在1920年5月4日写给早年的学生宋崇义的私信中表示说：“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入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定必崩溃；倘能采用新说，助其变迁，则改革较有秩序，其祸必不如天然崩溃之烈。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行不顾言，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
接着这段话，鲁迅又强调说：“今之论者，又惧俄国思潮传染中国，足以肇乱，此亦似是而非之谈，乱则有之，传染思潮则未必。……中国学共和不像，谈者多以为共和于中国不宜；其实以前之专制，何尝相宜？专制之时，亦无忠臣，亦非强国也。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由此可知，鲁迅当年对于“所谓新思潮者”的正面希望，是“采用新说”和“熬苦求学”。令他感到失望的是，提倡“新思潮”的“新党”，所表现出的却是“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的“行不顾言，一盘散沙”。作为提倡“新思潮”的《新青年》同人团队中的一员，鲁迅尽管没有点出陈独秀的名字，“行不顾言”四个字，显然是他对于陈独秀等人最为真切的印象，在此之前，陈独秀已经由于“行不顾言”的嫖娼狎妓，而被鲁迅的浙江乡党蔡元培、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排挤出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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