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说：“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家谱对中国人的意义非常大，千百万中国人对祖先的追寻，恐怕更多是为了寻找自身精神与灵魂的归宿。
中国最全的家谱在日本美国吗
“寻根，是生死以外，人类的第三种本能。”山西社科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家谱资料研究中心原主任李吉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被东亚同文会带走的家谱
中国近代史行至甲午，以东亚同文会为代表的日本组织就开始在中国收集包括族谱、地方志在内的信息。
及至中日战争爆发，家谱和地方志仍是日本人收集的重要内容，“晋中祁县一个王氏家族，老家谱极好，有元代的彩色祖宗画像，非常珍贵。日本人得知了，金钱诱惑、武力威胁，就为了得到这一本家谱。”李吉说。
总之，“日本对中国家谱非常关注。”他说，“尤其名门望族的家谱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民族学，无所不包。你想了解中国，家谱是最主要的渠道。”
在战争中流往日本的中国谱牒难以数计。李吉说，一个数据是上世纪60年代日方统计的东洋文库、国会图书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所藏中国家谱，总计1600余种。
1960年，中国学专家多贺秋五郎根据日藏中国家谱，历时21年编成《宗谱之研究》，那时的中国甚至都没有本民族族谱研究书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谱牒大量流传日本，日本对于中国谱牒的研究水平一定是领先我们的。”李吉说。日本不是孤例。据称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在2000年左右就藏有中国家谱约1.7万种。
当时有一位常州巢姓企业家编修家谱，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编辑的《中国家谱总目》发现，只有犹他家谱学会藏有清代编修的巢氏家谱。他找到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建华帮忙联系该学会复制一份。
李吉说，据专业人士估计，目前国内公藏族谱总量不过3万种。
华侨带动的家谱复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认为，“文革”后对家谱价值的重新认识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家谱拥有许多其他类文献没有的丰富史料，对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都有重要价值。
同时，“儒家文化里很多优秀的思想都在家训中得以完整保存。”陈建华告诉本刊记者。
但最主要的，它是人们寻根问祖的第一手资料。
由此，海外华人的寻根带动了1949年后中国的第一轮修谱热。
改革开放初年，诸多海外华裔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纷纷回大陆寻根谒祖，其中不乏显赫一时的政要人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美国加州州长骆家辉、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香港商界巨擘霍英东、台湾科技首富郭台铭等。
“一直到1995年，中国谱牒研究中心成立7年，服务对象基本上都是海外华裔。”李吉回忆。
寻根服务之所以主要针对海外归国侨胞，与现实利益分不开。例如1984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回宁波老家祭祖时提出看家谱，当地有关部门临时为他复印了一部，还提前修好了包家在“文革”被破坏的祖墓。
为此，包玉刚很受感动，先后捐资数千万元，帮助宁波大学和北仑港的建设。
由此，沿海一带省市对家谱的评价渐趋正面化。
“当时沿海一带正在招商引资，海外华人回乡祭祖，按照政策地方上应提供一定方便，也是向在‘文革’期间对他们的族谱等保管不善表达一种歉意。”常建华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海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很深，诸如安徽刘邦的后人、凤阳朱元璋的后人，回故乡投资，办厂子、修公路、办学校，政府当然支持了。文化交流多了，地区经济也提高了。”李吉说，“那时的寻根就是文化认祖，血缘不一定找得到。但他们有这样的文化认同。”
家族的荣耀
但民间修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不理想。“1984年的文件是文化系统内部文件，民间寻谱仍不能端上台面，就算宗族想修谱，开始也只能靠海外宗亲组织出钱、政府出头支持。本地人出头是会担风险的。”李吉回忆。
1995年，四川一位农民非常热衷续修自家家谱的农民被公安机关以搞封建宗族活动为由逮捕。李吉拿出国务院的有关通知致函公安机关，他才被放了出来。
李吉认为，“南方的宗族观念比北方更强烈，家谱毁坏程度也远不及北方。他们修谱一般出于两个心理：一个是光宗耀祖，一个是为后世积德。”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评判一个地方宗族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准主要有祠堂、族产、家谱三项。与南方很多地方以祠堂、牌位等系统的祭祖方式相比，北方一些地方是供奉比较简单的祖先图像。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