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感到，邓小平从1975年提出军队“消肿”到1985年实施百万裁军这10年里，他提出裁减军队、提高战斗力的思想很重要，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重大决策的指导思想，就是对今天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改革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阅兵
1942年：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得到了毛泽东撰文赞扬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就曾实施精兵简政政策，1975年军队“消肿”、1985年百万裁军正是这些思想和经验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大规模实施精兵简政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40年百团大战后期，随八路军总部机关由浅山区转入太行山腹地以后。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邓小平等雷厉风行，贯彻落实，把精兵简政作为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此前，邓小平和刘伯承即从百团大战后部队因大量减员出现的机关庞大、连队编制不满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一二九师进行了精简整编。一是把师后勤部门合并到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二是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到连队，当时光从师部就抽出250多人充实到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等部。1942年1月7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河北省涉县亲自主持召开精兵简政动员大会，以及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会议制定了一二九师及所属太行、太岳、冀南等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1月25日，邓小平亲赴太行六分区，具体指导精兵简政工作。在邓小平和刘伯承切实有力的领导下，合并了一些性质相近部门和伙食单位，从机关抽调一批年轻力壮的战士补充到连队。例如，师直属队伙食单位，由原来的41个减到19个，太行各军分区等共减少伙食单位156个。有的单位对编余人员或送学校深造，或安排加入生产部门，或安排到地方工作，或遣散回家务农。仅此一项，半年即节省粮食10万斤，经费28万余元。结果，晋冀鲁豫边区精兵简政成绩显著，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中赞扬：“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邓小平等根据边区实际情况，在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遭受袭击以后，于1943年继续实行精简政策。3、4月间，将一二九师所属第三八五旅、新一旅分别与太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军分区合并，所属各团均划为分区基干团，各分区、地委以上机关进一步进行了精简、合并。10月，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进行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将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师部合并，保留一二九师番号；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北方局合并，太行分局撤销。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区直属北方局和集团军总部领导，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在晋冀鲁豫边区的4个战略区中，太行区在邓小平和刘伯承、杨秀峰等具体领导下，精简尤为彻底。1944年4月5日，毛泽东在批发《太行区三次简政总结》时指出：“此件很有用，请刘少奇交党务研究室修改文字，送《解放日报》发表，并予广播。”经过多次精简，晋冀鲁豫边区的军队和政府的脱产人员，占当地居民人数的3%不到，全区的领导和战斗机构适应了敌后斗争艰苦、复杂环境，从而取得了1942年5月对日军进行反“扫荡”、1943年5月反“蚕食”等一系列斗争的胜利。
左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战场牺牲（牺牲于1942年5月的反“扫荡”中）的最高军事将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他的牺牲令人痛惜不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也很深刻。1941年7月，冈村宁次制定了一套“C号作战”计划，最后目的是消灭驻太行山北部地区的八路军总部。为此，冈村宁次训练了两支专门袭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刺杀八路军首脑人物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又称挺身队）。一是益子中队（队长益子重雄），二是六川中队（队长六川桃吉）。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带着八路军首脑人物照片，夜行晓宿，不走大路，不进民房，直奔八路军总部驻地麻田和一二九师司令部驻地赤岸村。益子中队于1942年5月21日夜出发，几经周折，于5月23日夜间，深入八路军总部所在的麻田、武军寺一带，探清了包括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总部首长在内的八路军总部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等重要部门的确切方位及兵力部署，之后迅速报告。日军立即指挥近3万整装待发的官兵从四面八方将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后的新驻地团团包围。24日，敌人已形成的合围圈内有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党校、新华日报社、后勤部门及掩护部队共l万多人。
情况万分紧急！25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等机关分三路进行突围。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的意图后，一边加紧收缩包围圈，一边加强火力进攻，并派出6架飞机在八路军突围部队的上空轮番轰炸。下午5时，左权组织队伍继续突围，尽管最后大部分人突围成功，但是，左权将军头部被弹片击中，永远倒在了涉县南艾铺和辽县（今左权县）北艾铺交界处的十字岭上。72年后，笔者来到当年血火交融的十字岭上，在缅怀烈士的同时，也在思索着其中的原因：一是敌人获取信息准确且及时，而我军对敌情疏忽、失灵；二是敌人“挺身队”化装且精干，而我们的机关集中、人员众多。战争就是这样残酷，结果就是这样无情！以至于毛泽东建议彭德怀将八路军总部后撤至晋西北。相比之下，刘、邓一二九师则因1942年初期进行了第一次精兵简政，军政机关和部队不仅“瘦身”而且精干，因而识破了日军“挺身队”化装成八路军的伎俩，结果化险为夷。
1975年：邓小平回答军队整顿什么？“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
“文化大革命”前，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建设需要，军队总人数在1958年降到了最低点，整个军队比较精干。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由于“需要就是编制”等错误思想指导，我军臃肿不堪。国防经费有限，如何供养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邓小平从军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坚决果断地提出“军队要消肿”，而且一讲就是10年。
实际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从军队最先开始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消肿”。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他在这年的1月14日、19日、25日，2月8日，3月3日、12日、24日，4月2日、3日、9日、10日，5月19日，出席各种关于军队工作的汇报以后的讲话中，都反复指出了部队机构很庞大，机构重叠问题很严重。他说：“总后机关很庞大，总参机关也庞大。总政人数少些，但机关也比较大。精简主要是减机关和保障单位，而不是减技术兵种（有的技术兵种编制还要增加一点）。”就是连现在送军委的文件也太多、太零碎。很多文件不能都送到这里来，“我看要砍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总参要研究个意见出来，哪些事情总参可以处理，哪些要报军委，要搞个章程办法出来，报军委审批后，就按那个办。
邓小平还和军队有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在部队缩减之后，除现在超编40多万人之外，可能会有100万人的处理问题。每年要正常处理5万人。要减少150万人，100万兵，50万干部。这样可以减少开支10个亿，这10个亿用来搞装备，军费开支并不要减。至于部队机构庞大、重叠的危害性，他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他相信，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军队要整顿：军队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用手指着大家说：“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那么，怎样“消肿”？邓小平认为，必须压缩军队定额，抓好装备质量。首先要在明确编制的基础上精简，有了编制，定额才能压下来。“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首先是搞出个编制来。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铁道兵、工程兵可以多减一点。铁道兵主要是负责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铁路修建任务，内地的铁路一律交给铁道部去修。铁道部的施工队伍有40万人，一年可修2000公里。地下铁道交地方搞，交铁道部或北京市，速度一定会加快。铁道兵要减，但技术骨干要留下，这样打起仗来要扩大就好办了。工程兵的任务主要是搞一些特殊的重要工程，一般工程由部队搞。工程兵也可以多减。而后勤机构重叠，人太多。有些机构，如办事处、分部、兵站可以减掉。不要各搞一套，重叠的要去掉。将来打起仗来，还是过去那样，以地区为单位，能独立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何时完成？邓小平当时比较乐观，他粗算了一下：整编任务从1975年算起，1977年完成，实际是三个年头、两个征兵年。
应该说，邓小平这时也考虑到了特种兵究竟如何编制的重大问题。例如，步兵、坦克怎么结合，要作为军队建设的方向定下来。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将来打起仗来，军委的指挥方式，只能是战略的指导。组织部队、战役的具体指导还是要靠各战区。各战区要独立作战，机动就靠这一点，才能抓住战机。部队平时编制要与战时动员计划结合起来统一考虑。
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扳着手指概括了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他说：“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他明确地指出：“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
邓小平以特有的求实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队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顿军队必须首先“消肿”的思想。这对全军干部、战士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改革有望，军心开始沸动。但由于“四人帮”干扰，全面整顿中途夭折，军队“消肿”工作被迫停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消肿”问题才得以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旧话重提：“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1980年3月，邓小平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年到1984年的近10年中，邓小平就军队“消肿”问题，大小会讲，集体个别谈，多达数十次。直到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他审时度势，提出了他思考多年的精兵思想。
邓小平在1977年8月的军委座谈会上说：“1975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会议提出的关于领导班子的整顿问题，军队建设中的问题，包括精简、减少军队员额等，都是应该贯彻的。下一次军委扩大会议，对这些问题要加以肯定。”调整军队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理顺编制体制，裁减军队员额，成为邓小平关心军队建设的主要措施。在这些工作中，聂荣臻元帅作为军委副主席之一，给予了大力支持。1979年6月，邓小平来看望聂荣臻，说起军队建设问题，他认为当前军队高级领导班子普遍年龄偏大，要加以调整，这是军队进一步整顿、精简的关键，希望他抓一下这项工作。聂荣臻表示完全理解。两天后，在邓小平主持军委会议上，宣布由聂荣臻主持调整野战军军级、各大军区以及军兵种、三总部领导班子的工作。经过近4个月努力，最后通过了军队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名单。此后，1980年春，军委决定立即进行精简整编工作。4月，邓小平办公室转来一份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传批件。聂荣臻批注：“这次精简整编必须按邓副主席原来的设想方案，即全军保留450万人（解放军总人数“文化大革命”时期最高曾达到656万人，这次精简时，实有人数仍达599万人，保留450万，即要减149万人），应加速进行，不能再动摇拖延了。”
1984年：邓小平指出，国内外反映都很好的国庆阅兵有一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所以，“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
1984年11月1日，北京，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解放军高级将领济济一堂，正在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大家兴高采烈，议论着一个月以前举行的国庆大阅兵（已经多年没有举行）。当人们谈到游行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民众对小平同志的衷心拥戴时，神态从容的邓小平以“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为主旨，也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次阅兵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但我说有个缺陷，就是八十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这表明我们军队高层领导老化，这种状态不改变不行。”一个80岁的人检阅部队，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恐怕是没有的，只此一家。他表示，这种情况不允许，就是要在我当军委主席期间，争取解决我们高层领导的老化问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也不要把矛盾留给后来人。关于军队“消肿”，邓小平说：“这个话讲了快十年了。消肿一直是我们军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涉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肿，就是表现在我们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他反诘道：“虚胖子能打仗？”接着，他解释说：拳击运动员身体很重，但是不虚，虚就不能进行拳击。我讲过，我们的肿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反也跑不赢。确实如此啊。“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他结合自己在战火中几十年的生活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所以，“一个从节省开支看，一个从提高军队素质看，都必须消肿。就是战争比较早地到来，也得消肿。不消肿就不能应付战争”。消肿提了多少年了，但效果不大。现在减人，是为了更多地节省开支，把人头开支节约下来，改善我们的装备，更重要的是提高军队素质。战争不来是这样，战争快来也是这样，都要提高军队素质。所以要提出进一步裁减，减少100万人。因为减少100万人也能足够应付意外的事件。
那么，我们军队肿在哪里？邓小平一语中的：主要不是肿在作战部队，“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第一是三总部。总政人少一点，但也有点肿，也得减，减的有限就是了，主要是总参、总后。军兵种也不能说不肿”。国防科工委现在那么大的机构，这还不叫肿啊？再就是我们的大军区，每个都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人多得不得了。所以说，“消肿主要是总部、军兵种和大军区。减一百万人，恐怕大多数人要从这里减”。而减了以后这些机构的效率肯定会提高。那时候，我们军队蓬蓬勃勃的兴旺气象就会真正出现。
邓小平知道，通过这几天座谈，与会者都很赞成减到300万人这个方案。一是有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他希望用两年、三年的时间实现这个决策。最好不要超过三年，拖长了不利。一年半、两年能够完成就很好。因为“我们军队有个特点，就是行动快，有这个传统嘛”。当然，精简还要联系到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刚才说的，提一批年轻同志到领导岗位，老同志让出一些位置来，没有这条不行。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是要撤掉一些大军区，保留六个、七个。在军队几次整编的基础上，再裁减员额100万。这是一个宏伟而又果断的决策！它意味着我军总人数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点上削去一半。这对全军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会后仅仅半年，全军就制定了裁减100万人的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三年之后，邓小平减员百万的重大战略决策就胜利地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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