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历史上许多重要文件出自其手，胡乔木曾一度被视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权威人物。而其一生亦因代笔毛泽东、揭发邓小平、与胡耀邦恩怨重重等传闻而颇获非议。2015年1月，中共当局主持编写的《胡乔木传》低调上市，而就在此书面世一个月后的2月10日，担当此书编写组长的前中共宣传部长邓力群去世。北京时间5月7日，港媒披露了邓力群当日对此书的审读意见，称其“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对此外界认为，此中或可窥中共对胡乔木定论之一斑。
港媒《凤凰周刊》披露，在1992年去世时，胡乔木终获得中共官方盖棺定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其去世当天的《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除刊发新华社通稿《胡乔木同志生平》外，统一发四张照片，他与毛泽东合影两张，与邓小平、江泽民的合影各一张，寓意是他一直和三代共产党领导核心在一起。
审读意见首次披露
报道称，《胡乔木传》的编写工作，最早可追溯到1991年。人民出版社在1990年秋邀请胡乔木将几十年的文章汇编成书，胡乔木欣然同意，他其实早就让秘书邱敦红和徐永军、儿子胡石英一起整理他早先发表的文章。借出版社的外力推动，文集搜集整理工作步入正轨。
港媒报道称，据当年在胡乔木身边负责文集编辑工作的工作人员披露，“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直到党的十三大这一历史时期，也就是他（胡乔木）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岗位退下来为止，党中央所发出的重要文件，几乎没有一篇没有倾注他的心血，留下他的笔记；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几乎没有一项重要措施和行动，没有参与决策和贯彻执行的。”1994年5月，中共当局批准《胡乔木传》编写组成立，明确规定主要任务：编辑出版各种专题文集，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胡乔木的生平进行研究，写出有思想历史深度的《胡乔木传》。并称“这些工作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系统地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对于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长远的意义。”
同年8月，编写组正式成立，邓力群担任组长。编写组陆续出版了三卷本《胡乔木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及其增订本、乔木文丛（胡乔木谈中共党史、谈新闻出版、谈语言文学、谈文学艺术、书信集、诗词集）、《胡乔木集》、《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胡乔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两次增订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
以此为基础，编写组在2006年完成《胡乔木传》初稿，此后不断修改，定稿时是46章，在2010年9月根据邓力群的审读意见向上送审。邓力群在审读意见中总体肯定书符合“乔木同志对党史著作的要求”，“可以作为党史和国史的附传来读”。他还具体赞赏道：“例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的问题，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等等，传记作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论，说服力较强，可以明是非、正视听。”
值得注意的是，此官方《胡乔木传》曾经中共九部委三轮“审读”才终得面世。陆媒澎湃新闻此前曾披露，《胡乔木传》曾先后在2011年1月和2012年12月两度交付中央，经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出版总署等九个部委两轮审读，并在2013年9月再次经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次审读之后，方于2014年7月获准出版。
一生映射国史党史
1938年，胡乔木进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宣传部长，翌年主编该部名下的《中国青年》杂志。正是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的撰文，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胡乔木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来临，1941年2月他调任毛泽东秘书，从学徒做起。
邓力群曾说，优秀“学徒”胡乔木的突出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和政论写作，毛泽东出个题目、说个意思，胡乔木迅速完成文章，经毛泽东稍加修改后就送共产党报纸、通讯社发表。毛泽东曾开玩笑说：靠了胡乔木，我们有饭吃。第二，是胡乔木对于党史研究的贡献，他刚当秘书就参加《六大以来》的编辑、校对，此书被称为“党书”，是毛泽东与王明等留苏派进行路线斗争的武器。中共中央机关到西柏坡后，胡乔木担任中共喉舌新华社的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进北京后，他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9月，他参与起草政协的《共同纲领》。10月1日，他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胡乔木在11月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和党组书记，整顿建政初期的新闻业，制定了许多沿用至今的方针政策。
期间，胡乔木改进了新华社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共党中央机关报。他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1949年后第一本重要的中共党史教材。撰写《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制定第一部宪法、编辑《毛泽东选集》、起草八大文件……胡乔木马不停蹄参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一项又一项重要工程。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胡乔木同情彭德怀一行人，最终无奈屈从。1961年6月起，胡乔木迫于神经衰弱症严重，离开了中枢，开始长期休养。文革期间，胡乔木受到批评、审查、揪斗、软禁，按他自己话说是被“冷藏”。但比起毛泽东的另外两位秘书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尚属幸运。
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胡乔木受命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与“四人帮”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胡乔木再次挨整，受压写下揭批邓小平的材料。毛泽东去世后，胡乔木被禁止参加广场上的追悼大会，也不准去人民大会堂瞻仰遗容。为请求开禁，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即后人所说的“效忠信”。
1977年5月24日，王震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王震带上了胡乔木写给邓小平的道歉信。邓小平表示不介意过去的事，要胡乔木放下包袱，并称“乔木是我们的第一支笔杆。”胡乔木复出后，协助邓小平在意识形态上做了诸多工作。最大的成就，是他担任第二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至今，大陆在建政后的历史问题上都须遵循该决议的定调。
1980年，胡乔木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20世纪80年代留给外界的最重要印象，是他极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十三大后，胡乔木退居二线，成为中顾委常委。1989年10月，他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定位自己的角色：“可以说我是邓小平改革政策的忠诚拥护者。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他的亲密助手。”
离开一线后，胡乔木将更多精力花在中共文献编辑和历史研究上，他俨然成为中共党史界的政治把关人。如《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这一类重要著作在修订再版或编辑出版前，都要经胡乔木在用字、句法、逻辑等方面把关。胡乔木甚至会过问这类书出版后的宣传报道。
胡乔木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是大陆官方于2012年6月2日纪念胡乔木诞辰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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