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许《炎黄春秋》挟持司法向红色地带反扑！”5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篇署名“吴鹰蕉”的文章列数《炎黄春秋》“七大罪状”，宣称“如果任其这样发展下去，将会严重影响到党的执政安全。该杂志应该进行整顿。”是什么深仇大恨，令作者必欲置《炎黄春秋》于死地？
《炎黄春秋》以揭秘中共党史等内容著称，在大陆流传甚广
4日，左派色彩浓厚的郭松民在微博中披露，“今晨接到海淀区法院通知：因《炎黄春秋》侮辱狼牙山五壮士，遭到我和梅新育反对，炎黄春秋反诉我和梅新育侵犯名誉权一案，定于5月12日下午14：00在海淀区法院51法庭开庭。”
依然模糊？说起来，这场官司源于一年多前的一起公案。近年“重新解读历史”蔚然成风，2013年第12期的《炎黄春秋》曾发表执行主编洪振快《“狼牙山五壮士”的细节分歧》为众人释疑解惑。文章称，“狼牙山五壮士”中，宋学义作报告时称他们“牢记革命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粥一饭。”葛振林却在口述中说他们跳崖前“看到地里有散种的萝卜，每人拔了一个……年轻的胡德林，一气吃了两个”；跳崖后，“宋学义大口吐血。吃了块萝卜压了压。”……诸如此类，各人叙述明显不符，该文以此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整个真实度。
而彼时，正是此论激怒了包括郭松民、梅新育等一干左派色彩浓厚的活跃人士，《炎黄春秋》被列抹黑英雄、歪曲历史等“重罪”。而一场左右激战不仅在网络空间延烧，还延伸到了法庭之上。彼时，洪振快公开通知二人“法庭上见”，然而“未知何故”本应在2014年6月3日开庭的这场官司被受理该案的丰台区法院和海淀区法院宣布庭审日期推迟。直到今年5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炎黄春秋》旧事重提，更被认为是故意抢在“北戴河会议”前发难毛左，博回局面，再度撩拨起毛左的怒火。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份社科院的“追杀令”。
想必大家很了解近两年社科院的风向急转。当局直接点名社科院暗藏内奸，若干人等受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并限令其整顿；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等迅速靠拢表态，甚至重拾“阶级斗争论”，令外界对“刮目相看”。在非议中共历史英雄、非议毛泽东的舆论场上，社科院不甘落人后，似乎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其看来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背道而驰那就是死路一条。由此，加之红歌会、乌有之乡等毛左声音高分贝声援，气势逼人。
坦白讲，假如仅仅是舆论声浪高涨，以《炎黄春秋》当年的背景，可能岿然不动，不屑一顾。然而今非昔比，今天的《炎黄春秋》已非昔日的《炎黄春秋》。
正在左派炮声隆隆，“追杀”声不断之时，5月6日再度传出《炎黄春秋》接到当局通知，未来稿件必须送交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查的消息。在此之前，尽管《炎黄春秋》屡有越格之举，但一直以口头协调沟通为主，而此次当局首次下达书面警示，指该杂志创年刊登的多篇文章违规，并告诫其这些违规文章在刊登前未事先向上级主管备案审查，不啻为一纸“最后通牒”。
在外界看来，遭遇连串的清洗，尤其是灵魂人物总编辑杨继绳被新华社约谈责令6月份出走，无论与郭松民、梅新育的司法大战如何，《炎黄春秋》实则已经未战先败。当局的“釜底抽薪”之策已经令其名存实亡。
其实，对于近日之结局，内部早已对于炎黄春秋未来之前景心知肚明。2014年9月，当局突然下令限令《炎黄春秋》在两个月内更换主管单位，由民间社团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划归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名下，信号意义已判然分明。这一局面在2013年元旦鼓吹宪政的新年献词之后，可以说已经注定。
彼时，
或许是为了挽救局面，吴思在接受采访时极力否认遭到当局“收编”为当局开脱，“这不叫收编，叫‘转变主管、主办单位’。”“炎黄春秋》杂志属于国有事业单位，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是一个民间社团，按规定不能管理国有事业单位。”而杜导正的辩白自称于党有功，更似是哭诉与陈情，希望当局能“收回成命”。他说，杂志创刊已23年，“我们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我们是希望党发扬长处，改正短处。我们是胆子比较大，但是，我们是给中央帮了忙的。”不过，即便如此，他似乎也已经预见到《炎黄春秋》的末日，这一无可奈何的现实是----“我们死定了”。
据说，《炎黄春秋》6名退休老干部，曾联署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当局能给予《炎黄春秋》更多自主空间。据悉，习近平已经收到信件，并作了批示，但批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
接着每年包括党内改革派老人、自由派公知等参加的《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先是被延期，2015年3月份被正式宣布被取消，一切似乎已回天无力。
《炎黄春秋》的衰落只是一个缩影，围绕它的左右争鸣更是犹如蝴蝶效应那样，你猜得到开始，却猜不到结尾。
就在这场大战显露端倪之前，毕福剑辱毛视频遭遇毛左的群体性挞伐和围攻，迫使新任央视台长聂辰席宣布下课；而中共所塑造的抗美援朝英雄邱少云变身“烤肉”的揶揄也令所谓自由派公知如作业本、五岳散人等招致舆论围剿……所谓自由派似乎早已招架不住这一气势。
而所有这一切终于也让早已对民间舆论虎视眈眈的当局有了可乘之机，或者说不得不出面干预的理由，“历史虚无主义”再度成为炮轰的对象，一场“英雄保卫战”终于在毛左与当局喉舌之间形成一种的默契的配合。
恰在5月7日当天，解放军鹰派少将罗援在《环球时报》便喊出口号，声称，“一般公民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他本人或委托人都可以出来提起申诉，而当我们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名誉、形象和肖像权受到损害时，谁来为他们维权？他们是属于国家的，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应该委托有关部门以诽谤罪对肇事者提起公诉，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国防法》应该增加维护国家英雄形象的刚性条款。” “攻击谩骂我们的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绝对不是什么言论自由。有了你诽谤的自由，就没有了他人维护正义的自由，有了你污言秽语的自由，就没有了他人理性文明的自由。” 他并引述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的话说，他亲眼见到毛岸英同志壮烈牺牲的场面。当他听说一些奸佞小人竟然辱骂毛岸英是“挂炉烤鸭”“炒鸡蛋”时，气得浑身发抖，他说我如果见到这些人，一定会抽他们的嘴巴子。
这篇文章并非点名《炎黄春秋》，而是指向逆“主流价值观”而上的包括《炎黄春秋》在内的所有声音。“抽他们的嘴巴子”恐怕不仅仅是杨凤安的愿望，也是罗援的意志。于是，所谓的《炎黄春秋》的反扑，似乎已轮回到左派的反扑，而且已经“封喉”“见血”……
坦白讲，中国当局因为自我控制媒体，可谓是世界上官方与媒体联系“最亲密无间”的范式，而《炎黄春秋》自起出生便是一个例外，这期间的剑拔弩张似乎任何一个媒体都难以复制。当面对社会多元撕裂尤其是非议肢解官方意识形态之时，注定不会坐以待毙的当局必然有所动作，“例外”便成为“枪打出头鸟”的靶子。只是，正如5月4日《学习时报》的那篇反思文章所说，官方“把意识形态弄得很暴露，政治态度搞得很生硬。观念、主题、态度要深深隐藏在素材、情节和细节之中，一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一直以来中共不是视而不见，便是心知肚明也粗暴相加，从来没有想过要通过公关去化解、和解，归化人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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