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二战战争罪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受害者道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等国发展与日本关系绕不开的疙瘩。但日本不但不道歉，还不断试图修订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化自卫队为国防军，不得不让饱受其侵略之苦的各国人民深切担忧。对于由宪法缺陷引起的军部法西斯暴走，将国家拖入战争深渊的罪行，日本不反思的根源，既有战后追责的不彻底，广大文官集团、海军逃过一劫，文官集团演化而来的官僚集团始终掌控着日本政治，海军在商界影响颇深，还有武士道的影响。今日的安倍修宪，意图建立国防军，潜台词是赋予首相统率权，从而使首相集党、政、军、议会大权于一身，化三权分立为一权独大，从本上否定和平宪法精神，与不道歉相比更加令人担忧。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以来，纷纷扰扰多年的修宪运动，声嚣尘上。日本修宪的核心，在于修订宪法第二章“放弃战争”第九条：“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为自卫队正名，以国防军之名获得交战权与宣战权。
在安倍修宪之前，日本实际就采用种种方法突破宪法条文的限制，解禁集体自卫权，向海外派军。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首次派兵海外，海上自卫队派军舰在外围负责波斯湾的扫雷工作。2004年伊拉克战争中，日本国会通过《援伊特别法案》，陆上自卫队首次向战区派兵，进驻处于交战中的伊拉克，以负责后勤保障之名。2009年借口索马里海盗猖獗，日本国会又通过《应对海盗法》，派出军舰及两架反潜机前往亚丁湾护航，并以吉布提为基地，开创二战后日本海外常驻军队之先河。2014年日本修改武器出口禁令，大幅放宽对外出口武器装备、转移军事技术的限制，积极向印度、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国家推销武器装备。
一边是不断推动修宪，从法理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将自卫队军队化；一边是小动作不断，用实际行动，架空、绕过、突破和平宪法条文的限制，推动自卫队走出去，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另一边，日本自卫队虽名为自卫队，实力却远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其海上自卫队装备的宙斯盾军舰数量仅次于美国，航空自卫队装备的三代机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自日本战败以来，从未就战争罪行向受害国正式道歉，不但不道歉反而不断地否认、辩解、美化，教科书以“进入”代替侵略，日本政治家以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为“己任”，甚而在八月十五日战败日公然参拜，挑衅受害各国的民族情感。
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举动，修订和平宪法，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邻国，尤其是日本侵略受害国的深切忧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七十多年前的那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其惨烈、残酷前所未有，谁也不想那样的惨剧在自己身上重演。
宪法缺陷引发军队暴走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战场的罪魁祸首日本，走向战争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其《明治宪法》缺陷，权责不一，军队不受控制暴走，将整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
《明治宪法》是日本同时也是亚洲第一部近代化宪法，由明治元勋日本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主导起草、审议，以德国宪法为蓝本制定。该宪法之下，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行政、司法、立法互相独立统一于天皇。就在明治宪法公布两年后的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问日本时遇袭，头上被砍了一刀，日本政府惊恐万分，便向司法机关施压，要求以“大不敬罪”判处凶手，但司法机关依据司法独立原则，以普通的杀人未遂定罪，可见日本分权的效力。
在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之外，日本还别出心裁地让军权也分立了，成为与政府、议会、法院平行的一级，“天皇统率海陆军”，“天皇定海陆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军权的独立，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来看，并非偶然。明治维新之前，天皇只是个傀儡，幕府大将军有军队，各藩也有军队，明治天皇正是在西南强藩武力支持下，逼迫幕府大政奉还取得政权的。新政府建立后，废藩置县，将军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后，鉴于前度的幕府政治，为了防止军权再度落于私人势力之手，明治元勋们在宪法里将军队赋予天皇。但正如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属于天皇，天皇虽拥有最高权威，却并不负责具体事物，实际权力掌握在明治元勋等官僚集团手里一样，军队的实际调动与指挥权在军事官僚手里。政府的陆海军大臣虽有军事行政权，却也不能干涉军队的指挥，一旦干涉就属“干犯统帅权”。1930年代，日本政府签订《伦敦海军条约》，继续推行限制海军军备，引发军队的抗议提出“干犯统率权”，因为按照宪法军队编制由天皇决定，最终协约不了了之，各国重启海军军备竞赛，加速二战爆发。
在军队内部，同样是一种分权。陆海军独立，直属于天皇，陆军由参谋本部指挥，海军由军令部指挥，两者都直接对天皇负责。负责军官教育培养的陆军教育总监、海军教育总监，同样直属于天皇，与参谋总长、军令部长、陆海军大臣并列。在陆军内部，常备军最大组织单位师团的首长----师团长，也直属天皇，名义上只有天皇才有任免权。海军内部负责具体作战的联合舰队司令，同样直属天皇。
天皇无所不管，万世一系统治日本，什么都管实际就是什么都不管，在错综复杂、缺乏制衡的军内，形成军部的尾大不掉，军人的无法无天。当明治元老仍然在世，有元老掌控大局时，军队还是听话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秉承国家意志而行。甚至在元老们的努力下，日本还建立了民选的政府，取消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将军队牢牢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然而随着在陆军中具有极高威望的元老大山岩、山县有朋分别于1916、1922年去世，以及1924年松方正义的去世，仅存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独木难支，垂垂老矣，军部势力逐渐失去控制。1936年，借“二二八”事变之便，日本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缺乏制衡的军部遂成为拴在日本政府脖子上的导火索，只要一拉召回大臣并不再派出，政府就只有垮台一途，此后现役军人逐渐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军部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国家法西斯化了。
对于掌管拨款大权的议会，军部也不无轻蔑。山本权兵卫担任海军大臣时，一心要为海军建立“八八舰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西太平洋的海权。但当时日本经济困难，议会拒绝拨款，山本便挪用其他经费造舰，先干了再说。下属问他事发后怎么办，山本很轻松地说，大不了我们俩去皇居也就天皇的皇宫外剖腹。在元老掌控大局时期，日本议会实际上也掌握在元老们手里，议会两大政党政友会是伊藤博文所创，宪政会与大隈重信关系密切。
宪法的缺陷导致国家体制的天残，在失去元老们的弥合、统筹之后，军部压倒政府、立法、司法三权，军部暴走将整个国家拉入战争的深渊，世界深受其害。
死不悔改的根源
美国占领日本期间，追究战争责任、审判战犯是其主要任务之一。然而，今天回过来看战争罪行的追究，军部军事官僚是追究的重点，被处死的全是退役或现役军官。而文官集团的专业技术官僚一方面由于本身在军部排挤之下处于边缘地位，一方面是其工作的专业性，部分高级官员虽被追究战争罪行，却无一被处死，出狱之后摇身一变又成了新政府的中坚，未被追究的文官则直接成为新政府的一员。比如，战后首相中，吉田茂曾长期任职外务省，官至外务省次官；岸界信曾任伪满洲国工业部长、东条英机内阁商工省大臣，曾在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被免于起诉；鸠山一郎曾任犬养毅、斋藤实内阁文部大臣；池田勇人自1922年进入大藏省长期在财政系统任职，官至大藏省财税局长，战后升任大藏省次官。
由这一官僚集团派生而来的政治家族，掌控着的日本，许多首相都有亲缘关系。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是岸界信的外孙，岸界信的胞弟佐藤荣作也曾任日本首相，任期长达八年多，在日本政坛可谓难得；安倍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曾任外务大臣，与曾任首相的竹下登、宫泽喜一并称为同时代日本政坛领袖；前首相麻生太郎是吉田茂的外孙，佐藤荣作与其前任吉田勇人都是吉田茂一手培养起来的得意门生；鸠山一郎是鸠山由纪夫的祖父；福田康夫的父亲是前首相福田赳夫等等。政治的一代代传承，官僚集团始终掌控着日本政治，民众有选举的权利，但选项都是那些熟面孔。
军部官僚中，被追究的也多是陆军的高级将领，被远东国际法庭起诉的28位甲级战犯中仅永野修身、冈敬纯、岛田繁太郎三人为海军将领，被判处死刑的全为陆军将领，也就是说相对于陆军海军将领逃过一劫。更为重要的是，战后在日本长期流传，
海军是反对战争的但被陆军拖入战争的
观点，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中山本的形象即是一例。相对于文官集团继续掌控政权，日本按照和平宪法不能拥有军队，逃过一劫的海军军官们失了业，却在商界找到发挥余热之地，其组织管理思想对日本经济界影响之深，非常人所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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