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当时，邓小平向戈尔巴乔夫谈了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特别是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他说：“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
198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进行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他们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而结束了中苏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抗。他们的这次会晤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它与中国有着七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70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入侵阿富汗，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我国形成威胁，这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1982年下半年，邓小平派专人前往莫斯科传递信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争取同苏联改善关系。在邓小平的这一决策的推动下，从1982年10月开始，中苏两国政府派出了特使，就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一时间，中苏关系的发展趋势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1985年10月，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访华，邓小平请他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中苏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见面和对话。邓小平此举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个战略家所具有的胆识与智慧。因为中苏之间积怨已久，隔阂颇深，要消除障碍，实现关系正常化，绝非易事。只有洞察国际局势、顺乎时代的发展，才能做出这样的重大决策。
当齐奥塞斯库把邓小平的口信捎到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是认真对待的。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指出：“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边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1989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6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
戈尔巴乔夫的这篇讲话无疑是苏联最高领导层发出的一个和解的信号。中国的反应是“有新意，将仔细研究”。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出了明确的答复。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观察。”
华莱士问：“你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说：“没有。”
华莱士又问：“您是否想见见他？因为他说过，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邓小平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华莱士说：“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小平：“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华莱士：“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小平：“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82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1988年10月，齐奥塞斯库再次访华。邓小平对他说，三年前托你带给戈尔巴乔夫的口信看来有成果，“可能明年能够实现中苏高层会晤。”齐奥塞斯库说：“最近一周，我访问了莫斯科。我向你转达戈尔巴乔夫对你的问候。”邓小平也请齐奥塞斯库用电话转达他对戈尔巴乔夫的问候，并说，我们见面时不准备纠缠历史。
果然如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终于在北京会面了。这是自1959年以来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当戈尔巴乔夫10点5分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时，邓小平迎上前去说，我希望同你见面已经有三年了。戈尔巴乔夫说，能够同你见面，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望了望眼前一百多位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对戈尔巴乔夫说，世界上都很关心我们的见面。他提议两人握手让记者们拍照。时隔二十多年，当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会见大厅内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接着，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同步入会晤大厅，举行正式会谈。
整个会谈大约持续了近3个小时，主要是邓小平在发言。他说，三年前，我请齐奥塞斯库同志给你带口信，希望中苏之间能够消除三大障碍，早日实现我们之间的见面和对话。
戈尔巴乔夫表示记得此事，并说，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而且，看起来一切都做得很及时。
邓小平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此情此景，邓小平自然会想起风云变幻的20世纪60年代。那时，中苏两党开始了大论战，他曾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进行谈判，在那场论战中，邓小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事过二十多年，他是如何看待那场争论的呢？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邓小平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但是为了开辟未来，就必须结束过去嘛。
接着，邓小平讲到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特别是谈到历史上沙俄通过不平等的条约侵占中国的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他说：“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戈尔巴乔夫听到这里，脸色都变了，当后来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他时，他还忐忑不安他问邓小平：“您刚才讲到的领土问题是不是要重新进行谈判，这在苏联方面恐怕接受不了。”
邓小平说，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我说那些主要是为了结束过去，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概念有好处。谈历史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向前进。中国不会侵略别国，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
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时说，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坦率地说，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关系问题。长期以来，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戈尔巴乔夫同志在海参崴的讲话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有新内容。当时还没有“新思维”这个词。
“好像也没有‘国际政治新秩序’这个词一样。”戈尔巴乔夫插话说。
邓小平接着说，当时我们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关系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这是全人类的希望。这就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中苏关系可不可以得到改善。出于这样的动机，才给你带信，时间过了三年多，我们才见了面。
戈尔巴乔夫说，你提出了三个障碍，所以需要三年的时间，每一个障碍得需要一年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说，对以前双方关系恶化的历史，苏方认为，自己方面也有过错。至于一些历史问题，情况很复杂，尽管邓主席的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但苏方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一致表示，过去的事过去了，重点在于应该向前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多做实事。
在谈到社会主义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几年，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是设法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将马列主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邓小平对此表示赞成。他说，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一切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正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从中学到了有益的东西。
邓小平为中苏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尽管后来苏联解体了，但我们仍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其它的共和国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长达二十年的紧张对峙结束后，七千多公里边界线上的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友谊。
附：邓小平：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
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帐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双方讲了，就完了，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对国内工作的参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能够实现的，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这是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原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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