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叛徒”一直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整治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惯用手法，刘少奇倒台的一大罪状就是他曾经叛党投敌，一向对中共忠贞不二的周恩来在文革中也遭遇了一场名为“伍豪启事”的无妄之灾，深晓对臣子统御之道的毛泽东有意先不表态，把有关材料批给中央文革小组存阅，以此为把柄把周恩来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令他俯首帖耳为自己效劳，“伍豪事件”从此成为毛泽东控制周恩来的紧箍咒。
毛泽东在1968年对红卫兵揭露“周恩来就是叛徒伍豪”的调查所作的亲笔批示
1967年三四月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展开了一场“抓叛徒”活动，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自首叛变问题的调查材料，其中刻意点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3月2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正式批准了康生提出的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报告。
在这场本来针对刘少奇而来的政治狂澜中，正在忙于应对文革乱局的周恩来也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1967年5月间，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得知“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后，觉得事关重大，马上通过江青向毛泽东举报。一直苦于抓不到周恩来什么把柄的江青如获至宝，马上转交给毛泽东，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把这个问题正式端出来，信中说“5月12日夜，收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的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故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信中还附上这则启事的抄件，逼周恩来交代历史问题。
5月19日，周恩来做出了迅速地反应。当天，他放下了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编了一个大事记，并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为自己辩白，并表示：“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同时，他还让工作人员把有关的报纸一一拍照并冲印多份，以保存原始资料。事实上，所谓“伍豪事件”是1932年2月由国民党特务一手炮制伪造的反间计，意在对中共组织内部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其主谋者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总干事张冲，他是这个特务组织的二号人物。1931年春夏，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在上海的人员和组织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顾顺章叛变后，张冲曾带人到上海搜捕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但由于潜伏在调查科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及时通风报信，都扑了空。张冲受挫后，对周恩来恨之入骨，于是，他和手下就用伍豪的名义在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闻》和《申报》上分别刊登了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就是企图达到陷害周恩来、瓦解共产党在白区革命力量的目的，这件事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阴谋。国民党炮制的这个启事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因为在刊登启事的前两个月，周恩来已经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了上海，经过福建进入了中央苏区，此时他正在江西瑞金工作。
周恩来很清楚弄清这件事情很容易，人证物证都在，自己在延安整风期间已经把这事情原原本本的交代过，但目前的非常时期，“抓叛徒”已然成为毛泽东整治党内高级干部的最有效的“罪状”，如果毛泽东执意要整自己的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毛泽东当然不会知道周恩来是清白的，但他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要挟控制周恩来的机会，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为：“林彪同志阅后，交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边上用红笔划了两条杠。毛泽东这种态度令周恩来十分失望，毛泽东没为他说句公道话，反而把这事情作为一桩悬案挂起来，还指定中央文革小组掌管这部分材料。这几乎是给了江青一把尚方宝剑，随时可以就此事兴风作浪。
毛泽东对伍豪事件不置可否的态度，江青看到自己夺权的机会来了，她马上通过中央文革向各地的造反派打招呼，布置反周的计划。从五月中下旬开始，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就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大街小巷，造反派宣称“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周恩来是老保，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要打倒陈毅，就必须动一动周恩来”。
倒周风潮传到毛泽东那里，把毛泽东弄得哭笑不得，他此时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打倒刘少奇，肃清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根本没有打倒周恩来的意思，对其只是想敲山振虎而已，江青等人这样节外生枝，是他不愿意看到的。
1968年年初，毛泽东开始考虑要依靠周恩来收拾文革乱局后的烂摊子。当年1月份，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范海泉给毛写信，再次揭发伍豪启事一案。1月16日，毛在此信上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伍豪事件”就此暂告一段落。但是并不表明周恩来彻底摆脱了这一黑锅，在1972年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毛泽东暗示周恩来历史上犯过错误，追随过“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周恩来被迫在会上用三个晚上做检讨，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还单独就“伍豪事件”向会议做了详细的说明。
1975年9月20日，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恩来即将接受第四次大手术，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手术，因此，在临进手术室之前，已经服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的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一个多小时，专心批改他在1972年做的关于伍豪问题的报告的录音稿，然后又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要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在他被推进手术室的刹那间，他突然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在文革取得了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君王地位，他的一句话就可决定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以致生死存亡，党内政治相当不正常。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一直秉承毛泽东的旨意，为其孝犬马之劳，但毛泽东对周恩来还无法做到完全信任，而是采取拉拢与防备并用的手段，对周恩来加以全民控制，而周恩来在文革中极端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别无选择，只得听任毛泽东摆布。“伍豪事件”就是周恩来在毛泽东身边“伴君如伴虎”处境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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