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在5月初发生了至少3起官员自杀事件，而在对官员自杀原因的解释中，“抑郁症”成为常见的用词。对此，北京大学的精神卫生专家说，最近3年，因为抑郁就医的官员明显增多，很多官员有心理问题但不愿意主动就诊，担心生病影响仕途，一些“问题官员”则只通过朋友介绍看医生，看了医生也不明说问题，买药不走医保，担心医院泄密。
5月初，河北承德市兴隆县国土局局长于会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政法委书记金海宁、安徽省教育厅外事处处长耿尊芳，先后自杀身亡，官方通报中，都有提及“抑郁”“失眠”“情绪低落”等词。
据《北京青年报》5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心理医生李恒表示，“据我观察，近三年来，有抑郁倾向的公务员就诊人数，确实有上升趋势。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只不过代表了极端的状体。”
另据媒体统计，近年官方通报48例干部非正常死亡案例中，初步调查发现诱因可能包括“抑郁”的，有29人次，1人次有焦虑神经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经常失眠。
李恒说，“患抑郁症的准确人数，我们也不知道。”
李恒说，从专业角度分析，抑郁症患者往往隐藏得很深，不容易被外人发现，“通常患者要经过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就诊。当被发现时，一般问题已很严重。这些年自杀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郁，病情加重的结果。”
与普通患者不同，官员对于“心病”有更多顾忌。李恒说：“一是担心这病影响仕途，甚至担心自己会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径不多，他们担心医院泄露秘密。”
李恒说，自己印象中，到医院门诊挂号看病的官员少之又少，即使来了，也大多是要开治疗失眠和抗抑郁的药物，“不会多说话，不向医生透露更多，病历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记录，开抗抑郁的药也通常不会走医保。”
李恒接诊的大多数官员，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的，大多是“约出去谈一谈”，“没有固定的时间规律，朋友托朋友的关系，信任感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帮人忙，也不收费的，针对不同情形，会给出药物建议和心理治疗方案。”
李恒还说，来找他的官员患者，不乏“待查”的问题官员，“他们找到我，不会明说自己的具体问题，他们只说最近单位查得严，正开着会就有同事被带走，自己也担心经济上和社会关系上的问题”。
李恒透露，没被“带走”的前官员表现得“最焦虑”。
李恒说，近年公务员心理压力大，属于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都高于一般职业，尤其是位高权重的官，“签一个字，动辄涉及一千万的项目，压力和风险可想而知。”但官员如果因不能说的秘密，抑郁自杀后，并企图掩盖背后利益关系，那么这心理问题，就不仅是医学能解决的问题了。
有学者将2009年视为全社会开始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问题的“元年”。那一年的报道中共有13个官员自杀。
2011年年底，中纪委、中组部联合下发《关于关心干部心理健康提高干部心理素养的意见》。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询问中心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情形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其压力来源除了“职务升迁受阻”外，还包括工作责任、住房负担、领导工作风格、目睹腐败与抵挡诱惑等。
《财经》曾不完全统计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官员非正常死亡数量，共计99名，其中52例被证实为自杀，34例在公开通报或报道的表述中为坠亡或溺亡等。
2015年元旦后，全国多地区的党政机关、高校以及企事业单位，收到了转发自中组部关于“十八大以来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情况统计表”的通知。调查表要求填报“死亡原因”时，有“自杀、他杀、其他原因”三项选择；而7个自杀原因选项位于前三的，分别是“涉嫌违纪违法；患有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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