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中旬，北京郊外的南各庄田野，麦地刚刚收割，麦梗现出无保留的金黄。师秋朗的农家小院里，一连多日晾晒着麦粒，给她90岁的暮年，添了一层富足的成色。
师哲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
这似乎是少女年代梦想的颜色。陕西韩城乡下的井溢村里，14岁的师秋朗和母亲相依为命，从未见过父亲师哲。庄稼岁岁荣枯，记录着平淡的日子和父亲离家的年头。
一天晚上，师秋朗听到动静，母亲轻手轻脚地起床，点上油灯去了厨房。师秋朗奇怪地侧耳倾听，只是一片沉寂，母亲又静悄悄的回来。
以后知道，母亲走到水缸边，拿起擀面杖想要搅动水面，却又犹豫而止。半夜搅水缸是乡邻传授的窍门，对于远行不归的人，可使其心神不宁，牵挂家小。母亲搅水前，心想丈夫可能真的有事回不来，如此搅动，岂不徒增行人烦恼。
师秋朗只知父亲被抓捕，在自己出生后不久离家远走，不知生死行踪。父亲一直未归，却从国外寄来了一封信，让母女俩去延安。这封信像一抹远方的光线，改变了师秋朗往后的全部人生轨迹，脱离了生身的乡村，在革命的行列中浮沉辗转，经历斗争、理想和亲情的荣枯聚散，直到暮年之际，回到童年熟悉的田园。
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师秋朗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她如此描述当年印象。
师秋朗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他当时刚从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在途中的火车站发了那封家信。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师秋朗寻父不得的遗憾，也成了她一生不曾褪色的青春记忆。
“羡慕死了那些女红军，那么开放无拘束，不像我在家里，不敢说不敢笑。”师秋朗晚上和革命女青年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互相推选唱歌，死也张不开嘴的师秋朗，被大家批判为“封建残余”。
首长和大家也很平等，从贺龙到毛泽东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她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呆在农村家庭中的师秋朗无法想象的。因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韩城家乡后，她感觉“看到天又关进黑屋，鸟飞了又进了笼子”。
师哲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师哲本人是在西安求学时加入共青团的，他的同窗好友中有后来的抗日名将、孟良崮亡魂张灵甫。其四弟师叔德也追随他参加革命。师哲的丈人有举人功名，却是韩城小学教育的先行者，贾静春从小受教育，是全县第一个拆去裹脚布的女性。但师哲的父亲脾气横暴，家族又重视男丁，师秋朗和母亲没有地位，压抑的气氛和抗战初期的延安不啻天渊。师秋朗感到一天也呆不下去，便给母亲留下条子，“我要走了”。
延安的革命气息，显然也使身为小学教师、曾经带头在全县废除妇女缠足的母亲印象深刻。加上看到条子怕师秋朗一个人走掉，终于决定在公婆去世后和女儿再赴延安，过另一种生活。
1938年底，二人再次辗转到了陕甘宁边区，经先期到达延安的师叔德介绍，进入鲁迅师范上学。师秋朗当了文艺干事，母亲也因年纪大被选为班长。初尝革命生活滋味的师秋朗，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班级周会上批评母亲的家长作风，让母亲和同学们感到吃惊。
母亲身上的“封建残余”还包括，她坚决不同意女儿改掉“师秋兰”这个显得旧式的名字，为的是将来父亲师哲可以找到女儿。
其后因国共关系交恶，地处交界小镇马家堡的鲁迅师范迁往延安，师秋朗就此与参加工作的母亲分开生活。最初的新鲜过后，此时的她尝到了革命阵营里的别样滋味。
先是在马家堡上学期间经常“打游击”，半夜紧急集合离开驻地，在不知名的大沟里过夜，洗脸漱口都在河沟里完事。有时在破庙里借住，负责办壁报的师秋朗，把文章别在一块布上背着。黑板则由男同学负担，到地方往树上一挂，布匹展开，就算上课办报。
学生半年就算毕业，分配到农村办学校。都是如师秋朗这般十三至十六岁的少年，被派到某个山村，拿着一封介绍信去做群众思想工作。群众同意后才会腾出一孔柴火窑，宿舍教室都是它，动员农家小孩来上学。老百姓觉得上学没用，影响劳力，往往不配合。白天教小学生，晚上还要动员一身疲惫的成人上夜校，自然也勉强。最尴尬的是有人遭遇农家妇女的调笑，说“小老师，你还教我，我的奶都把你养大了”。师秋朗的同学们经常是“白天教学生，晚上蒙被哭鼻子”。
师秋朗是班上仅有的两名女学生之一，因为怕出事，没有分配下去遭罪。但在并入边区师范后，尝到了另一番苦头。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校领导将军事化充分体现在两干一稀的吃饭上。中午学生们在大太阳底下吃烫稀饭，哨响开吃，十分钟后准时吹哨结束，剩饭不许再动，统统倒进大桶。学生嘴皮烫破肚子却没饱，很多人生了胃病，师秋朗即是病号之一，骨瘦如柴。母亲将她送入边区医院治疗，没有医生和药物，只有护士每天量一遍体温脉搏，病号饭是面片汤。住院一月，师秋朗病情加重，母亲要求将她调去自己任教的安塞完小教一年级，就近照顾，调养身体。
还有一件事让师秋朗印象很深：一个同窑洞的女生掉了一块花布条在地上，师秋朗捡起往窗台上放，这个女同学立刻跑去报告指导员，说师秋朗拿她东西。师秋朗挨了批，心想人怎会这样。以后的余生中，师秋朗从来不去碰别人的东西，在北京住大杂院，看到别家的衣物晾在院里，要落雨了也不去帮忙收。
在延安，师秋朗遇到的另一件不解之事是入党，“我认为到了边区干革命就是共产党，怎么还有我看不见的组织。”师秋朗不知道，此时她的母亲已经入党，经常开秘密会议。对师秋朗来说，这个组织怎么加入，后悔了怎么办，都是问题，只是不说出来。以后到了自然科学院，党组织公开了，看到身边很多同学入党，而且往往都是表现突出的分子，师秋朗才开始考虑争取入党。但还有一项顾虑，像沉重的石头挡在她面前。
“假如被敌人抓住，我能否经得住不叛变？如果顶不住，不如不加入。”十五六岁的师秋朗，反复考虑这个问题，一直到读了烈士传记，觉得别人为了信念可以意志坚定，自己为什么不能。有了信心才开始申请，终于在1943年入党，此时距来到边区已经四年。
师秋朗入党的心理关口，父亲师哲1924年在西安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曾面对。入团前夕，19岁的师哲被组织派人领到西北城角的刑场，地上尚有一摊摊处决人犯的血迹，来人问师哲怕不怕？师哲回答不怕，才获得入团资格。
在安塞完小的窑洞里，师秋朗和母亲一起等来了久违的父亲。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中共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师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师秋朗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师哲惊呼“天哪，你们是天上掉下来的”，师秋朗却躲在角落里不知所措。她完全不认识这个同样是“天上掉下来的”父亲，觉得比延安的其他人都远，像一个外国人。
这是在苏联15年生活带给师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毛泽东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还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离家逃亡后，师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师哲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师秋朗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
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师哲，觉得贾静春守旧土气，正像当时延安流行的一个指称旧式妇女的名词“土包子”。师哲的情意转到了从沿海大城市来延安的“洋包子”身上。溢水井村中多年的持家等待，水缸旁不忍搅动游子心事的贤良，母女俩不远千里两赴延安的寻访，不足以挽回这颗在特工生涯中磨砺过的心。
师秋朗说，母亲经常一个人跑到山沟里痛哭。她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诉，“弃旧迎新”是当时延安领导层的普遍风气。
离婚后的贾静春和从自然科学院毕业的师秋朗一起分配到承德边区政府，此后一直单身，直至建国后担任侨联工作，才由上级撮合与一位长年单身做地下工作的美国华侨结婚，彼时两人都已年近花甲。婚后数年继父离世，母亲独自生活。
在延安的师秋朗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师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师秋朗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当年带头剪裹脚追求妇女解放、又在延安入党的母亲，被革命的父亲离弃，在延安晴朗的天空下发生的这段情节，是未成年的师秋朗没有想到的。
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师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师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为中共培养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著名的“极司菲尔路76号”主人李士群。顾顺章叛变导致上海中央被破坏，致使师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
师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抗日将领马占山赴苏后被宣布为汉奸，曾吓得在师哲面前下跪，以后师哲曾充当软禁马占山的“监护人”。
值得一提的是，师哲原拟回国赴湘鄂西根据地贺龙部队任政治干部，受阻后中央改派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夏曦。此人将苏联的肃反变本加厉带到根据地，整个部队只剩下3个半党员。贺龙哀叹“人都杀光了”，师哲评价“此人极左”。
由于忠诚能干，师哲晋级为上校，获得了一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
“大清洗”中，师哲过手了大批肃反案件，自述“不知道究竟肃了多少，只觉得下面报上来的案子太多，光看案卷也看不过来，陷入迷茫之中”。他的内务部上级们的指示则是“随便吧，只要不把自己办进去就行”。
这个“最低要求”并不现实。提拔师哲的老上级、西伯利亚内务部部长被枪决，领导过师哲的科长和处长人间蒸发。一位年轻同事仅仅由于同师哲打了一场网球，被人告发和日本领事馆人员交往，在办公室饮弹自尽。
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师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曾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与师哲同在格别乌长期同事的王仁达，在大清洗中被入狱流放。上世纪50年代师哲陪领导人去苏联，辗转寻获其下落，王于1956年才回到北京，不久病逝，与师哲缘悭一面。
大清洗高潮中，身为外国人的师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师哲为政治秘书，最终师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中共赴苏人员中，师哲留苏时间之长、在安全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极为罕见。
师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抢救运动，得以“发挥专长”。
1943年多风沙的春天，在延安自然科学院补习班上学的师秋朗，眼看着身边的老师同学一个个被打成了特务。
补习班里大都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最初在院长徐特立主持下学文件，联系实际互相检讨，师秋朗尚未觉得异常；然而后来西北局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徐特立，车轮战和逼供替代了“和风细雨”，气氛肃杀。
自然科学院所有的老师都被打成特务，无一幸免，接连投入保安处监狱。精神重压之下，一个男老师上吊，一个女老师服毒，吞下收集起来的火柴头。连一个炊事员也投了井，学生无人上课，吃不上饭。
前一年是延安史上的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用黑豆和燕麦替代食品。这些原是马料，人吃了容易排气，封闭的窑洞课堂，不时这边那边卟咚一声，引发同学嬉笑。另外学生随地吐痰也是个问题。有个老师要求学生们“吞痰忍屁”，自然很难做到，到了抢救运动，被作为宣扬资产阶级思想一顿臭批，成为特务罪状之一。
自然科学院属于西北局管辖，在任弼时、高岗主持下成为抢救运动重灾区。师秋朗的同学们被逐个被打成特务，起初批斗和看管特务的人也成了特务。
在“坦白了吃面条，不坦白饿肚子”的政策下，很多十几岁的学生为了吃一顿面条当了特务。“特务学生”又往往交代老师人诱其加入组织，使被逼供的老师罪证坐实。如此牵连，几乎无人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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