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90年代初期，我在党委办公室不时会见到一位个子比较高、头发比较白而稀疏的人，后来我知道他是历史系主任何芳川。何芳川找郝斌的时候比较多，郝斌是历史系出身的。后来我和何芳川也熟悉了，他进来后看到我，有时会来一个九十度的鞠躬并大声说：谢老师好！何芳川当时应该有五十几岁了，又是教授、系主任，我只是个30岁左右的小秘书，受他如此大礼，实在是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我没有多想，以为这只是他的一种风格。后来何芳川当了副校长，在办公楼见到他的机会更多了，他对人还是很热情，但似乎不再行鞠躬礼了。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在湖北主编《今日名流》杂志的同学曾楚风找到我，他们准备出一期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专刊，要组织一批文章。他们听说何芳川的父亲何兹全老先生，何芳川本人以及他的女儿祖孙三代都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觉得很有新闻价值，想请何芳川就此写一篇文章。我到何芳川的办公室向他说了这个意思，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热情，当即表示同意，并强调说自己是很会写文章的，但也说了他时间很紧张、非常忙的话。此前我知道何芳川曾是梁效班子的成员，对梁效的评价是另一回事，其班子成员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过了一段时间，何芳川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我。
何家祖孙三代都毕业于北大的经历，无论从历史、家庭的变迁还是从个人的感悟上，应该都是可以深入挖掘的。但何芳川交给我的文章只有一千余字，题目我记不清了，我看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主要是介绍了何兹全老先生的经历，对他本人的事情说的很少，对女儿则只在最后提了一句，基本上就是一篇何兹全老先生的生平介绍。我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只好将文章交给曾楚风了事。
何芳川任副校长时主管文科，我听有的同事说他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夸夸其谈，我没有资格参加这些会议，自然无从置评。不过有一段时间我听说北大要搞一项“盛唐工程”，大概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的一个项目，我估计这个项目可能是何芳川的主张。其间我偶然参加过一次有关“盛唐工程”的会议，何芳川在会上大讲“盛唐工程”的意义，还说“美国朝野”都非常重视。我不禁有些纳闷，美国“在朝”的人知道中国唐朝的或许还有，“在野”的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之外，恐怕是没多少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唐朝的，不明白何来“美国朝野”重视之说。但是何芳川讲话时情绪很激动、态度很严肃，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何芳川此前曾提出北大文科要“开大船”的思路，就是文科要集中力量，争取一些大的研究项目，出一些重量级成果，“盛唐工程”大约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但我还是不明白“开大船”和文科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什么必然关系。
又过了几年，何芳川不再担任副校长了，但还担任多种职务，是北大校园里非常活跃、忙碌的一个人，一直到2006年去世。何芳川去世后吴志攀写文章怀念，对他没有当上文科资深教授深表惋惜（文科资深教授为北大设立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最高学术职位，待遇上相当于理科的中科院院士）。我对何芳川的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了解，但我知道北大的文史哲诸系毕竟都有深厚的学术传统，学术水平高的大有人在。历史系的文科资深教授只有一两位，何芳川即使不担任行政职务，专心于学术研究，也未必就能排的上。不过在北大早就成型的“官本位”体制下，利用职权谋取学术地位实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好在我还没有听到过何芳川争当文科资深教授的传闻。
在北大许多人的眼里，何芳川都是一个非常热情、风趣的人，他可以和车队的司机们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司机们叫他“何大哥”，历史系学生则亲热地叫他“何爷爷”。但我总感觉他和官场上的人似乎更亲近些，例如他可以称党委副书记岳素兰为“素兰书记”，称时任校长助理的吴志攀为“小老弟”，诸如此类。在学校的会议上要发言时他会向许智宏说“芳川有本上奏”，说到激动处则“声音哽咽、眼里留出泪水”（见吴志攀纪念文章）。百年校庆之前，我听任彦申讲他很赞许何芳川的说法：北大出现了非常祥瑞的气氛，非常向上的势头。这些话当然是任彦申喜欢听的。同何芳川平时给人热情、温和的印象不同，我听他讲话时往往感觉他很严肃，有时甚至声色俱厉；虽然他见到我这类人时还是很热情，但好像也不难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一种漠然。
有一次我在勺园餐厅遇到何芳川，我看见他一边吃红薯一边劝我们要多吃粗粮，说他父母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何老先生夫妇当时都九十多岁了，我以为何芳川有家庭的长寿基因，又这么注意养生，应该也是会长寿的。不想此后没过多久，却突然听说他患了白血病，从发病到去世前后只有一月多，以67岁的年纪死在了父母前面。何芳川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他不担任副校长之后，仍然有一些显赫的职务，经常要在各种场合出头露面，有人曾议论说何芳川虽然退下来了，但把自己的退路都安排的好好的。另外以我的私心揣测，何芳川虽然对所有人都很热情，但有时候也许是刻意做出来的，是他的一种处世策略，尽管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但也难免有些过、有些累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健康。另外我还有一种经验：往往越是职务高、权力大的人，面对绝症时心理承受力越差，更容易出现崩溃，可能是他们要失去的东西太多。我没有见过最后时刻的何芳川，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我所写的仅仅是和他有限接触中的一点印象，不能代表他的整体形象。如果我的看法中有冒犯和唐突的地方，还请何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够谅解。
许智宏
许智宏是1999年底接替陈佳洱出任北大校长的。同陈佳洱上任前进行过大范围的考察不同，许智宏的任命没有那么麻烦，我们只是有所风闻，然后就看到他直接上任了。按说陈佳洱当校长只有3年多，不应该这么快离任，不过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能过问的。对许智宏的背景我没有什么了解，只听说他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曾长期在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来北大前是中科院副院长、院士。
许智宏到任的时候，北大正在任彦申、陈文申主持下搞所谓机构改革，我所在的党委研究室扩编为发展规划部，人员、职能都有所增加，据说要负责全校的发展规划。我估计自己在这种强力部门没什么竞争力，恰好因党委统战部的一位老同志要退休，时任统战部长卢咸池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到统战部工作。我考虑统战部可能没有多少权力、利益方面的纠葛，大概比较适合我这样喜欢散淡的人，于是就此离开了工作过十多年的办公楼，当然以后也就不会有多少机会见到许智宏了。
许智宏上任初期我只是在个别会议上听过他讲话，讲话内容没有留下任何印象，他那一口浓重的苏南、上海一带的口音我也听不大懂。我虽然很难见到许智宏，但是他从中科院带了一位秘书过来，我在勺园餐厅吃饭时和这位秘书聊过几次。1999年北大搞了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是怎么制定的我不清楚，到1999年底公布出来并开始执行。我认为方案有很大的弊端，就写了一篇6000字的意见转交给任彦申等领导。任彦申没有理会，他很快也调到江苏去了。我想许智宏是新来的，或许可以听一些意见，就和他的秘书谈了对人事分配制度的看法，并将我的意见请他转交给许智宏。过了些日子，秘书告诉我说许智宏看了，但是之后再没有下文，我也就不抱什么幻想了。
不过这位秘书后来却出了点事。大概在许智宏到任一两年后，秘书报考北大的在职博士生，和其他几个干部通过研究生院的相关人员拿到了英语试题，他们也不知道策略些，考的分数都很高，于是被人告发了。调查的结果是他们作弊了，于是许智宏的秘书被调离岗位，安排到北大的校办企业工作，其他牵涉到的干部也分别进行了处理。虽说是秘书出的事，许智宏多少总该有一点表示吧。北大校方经常口口声声说要和国际接轨，尤其是将哈佛大学视为圭臬，可是哈佛的前任校长萨默斯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女性学理科天生不如男性的言论，就遭到了激烈的抗议和抨击，不得不引咎辞职了。我们虽不敢指望哪位领导会引咎辞职，不过许智宏对他带来的秘书多少总有些失察之责吧，但我没有听说他在任何场合里表示过歉意。在这些事情上北大校方是从不强调与国际接轨的。
许智宏是北大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我则是边缘部门的边缘人物，虽然他当了9年校长，但我见他的次数实在是屈指可数，对他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不过就是在我极为有限的视野里，还是有一些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
有一年学生资助中心搞活动，因统战部长外出，我顺便被中心主任邀请参加了。我在北大虽然工作多年，由于身份低微，参加学校各单位组织的会议、活动很少，另外我也越来越不愿意去这类场合，主要是见不惯活动组织者的铺张以及对领导们的谄媚。但是如果我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也确实不知道人家都搞到了什么程度。那天学生资助中心的活动是在勺园二号楼餐厅举行的，我进去后就被餐厅正中挂着的大横幅震惊了，横幅至少有20米长，上面写着衷心感谢许校长及学校对我们的关爱等字样。我以前确实没有在北大见过这么长的横幅，顿时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了。活动的主题是帮助家庭有困难的学生，但主角自然是许智宏，其中的一项议程是向许智宏献感恩贺卡。学生主持人以十分激动的口气念了贺词，我只记得说有一位慈祥的老人，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如何如何，其他的话我记不清了，总的印象是贺词写的极为煽情、肉麻，我确实有一种被“雷”到的感觉。当然许智宏一直是笑眯眯的站在台上听着并接受了贺卡。
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参加过学校教育基金会举办的一次筹资工作会议，会议是在京郊召开的。第一天上午许智宏到会并讲了话，我记得他说自己有一天没什么事，就到大觉寺去喝茶，知道了茶馆的老板是中文系的学生。许智宏的意思是说北大向校友筹资不要光盯着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人文类的毕业生也可能是有钱人。他的这个话倒是很有先见之明，后来给北大捐赠手笔最大的校友，恐怕就要数中文系毕业的黄怒波了。大觉寺茶馆我此前和一位当老板的朋友去过一次，对我来说消费确实很贵，很羡慕许校长是既有钱又有闲的。那天讲完话后许智宏就离会了，我也没有再看见他，不过我从会议组织者那里听说许智宏当天晚上又回来唱歌了，而且还有人找来了学生艺术团的女生陪着唱，还说了有的中年女士开始也兴致勃勃地唱，后来感觉气氛不适合她们在场，就主动退了出去。
其实许智宏和年轻女性的交往校内早有不少议论。在办公楼上班的人都知道，经常会看到一些时尚、漂亮的年轻女子来找许校长。我在办公楼做过多年秘书，一般人来找领导都要先问一问，但只要是这些年轻女子来找，秘书却是问都不问的，她们可以直接进入许智宏的办公室。我还听说这些女子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有些是学生艺术团体的女生，有些是校办企业的人员，特别是有的校办企业老总经常让一些漂亮时尚的女子找许校长，她们出入于办公楼的身影引起了很多人的艳羡。还有一次我偶然听许智宏闲谈，他说自己喜欢做饭，有时候亲自买菜下厨，说这是他的一种放松方式。我知道许智宏家在上海，他自己在北京生活，偶尔做点喜欢吃的饭菜也是正常的。不过后来我却又听人说许智宏并不是自己做饭，而是会有一些女生到他的住所和他一起做饭、聚餐。我难辨其真假，假如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许智宏的放松方式又只能令人羡慕了。
许智宏出国访问、去外地出差的机会很多，我还听说他有时会指名带某些部门的年轻女士随同。在北大有些和校领导关系密切的女干部受到特殊待遇，乃至获得升迁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还传出“许校长好幼齿，周校长喜熟女”的说法。周校长对几位“熟女”的关照我有所耳闻，但是倒没有听说哪位女干部的升迁和许智宏有特别的关系，或许是需要他关照的人太多吧。不过我又听说有的比较漂亮的女生被选留到学校机关工作，似乎又和许智宏不无关系，当然这样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养眼的功效。
我有一次外出开会和一位其他学校的干部同屋，闲谈时听他说：你们许校长怎么看起来色眯眯的。我仔细想了想许智宏的神态，他平时总是满脸笑容，经常笑的眼睛眯起来，嘴角似乎也有点歪，给人的感觉是有些轻浮。我确实很看不惯，但又不能准确形容出来，经这位干部提醒，才算找到了一些感觉。有一次学校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先到英杰交流中心安排会场。许智宏可能是刚在附近参加完其他活动，提前来了。提前到场还有几个负责摄影摄像的人，看见许智宏进来，其中的一位女士迎了上去。许智宏对其他人只是略表示意，但对这位长相比较普通，看上去也不很年轻的女士却非常热情，说了一句：哎呀，你来了！随即双手紧紧握住这位女士的两只手摇晃着，持续时间远远超过正常的握手礼节，同时嘴张到最大程度地笑着。让我感到他的热情程度实在是有失身份，可能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另外有一次我参加了某个会议，倒没看见许智宏的表情，却看到一位女生遇见许智宏后非常激动，回来后连声说：我终于见到校长了，我终于见到校长了。又令我不禁想起刘震云小说《新兵连》里新兵看到军长的情景，我这个“老
兵”只能在心里暗暗地觉得好笑。
我除了偶尔能当面见到许智宏之外，还经常会在北大的电视新闻中看见他。镜头前的许智宏似乎更让我有轻浮的感觉，他讲话时总是身子前倾，哈着腰，而且不断地左右来回晃。电视上看见他参加奥运火炬传递时也是晃悠悠、轻飘飘的感觉。姿态虽然只是一个人的习惯，不过以许智宏的身份，又是在公共场合，应该给人一种庄重的感觉。以前我每次见到丁石孙校长，他的身影总是挺拔的；陈岱孙先生90多岁时在校园里散步，我看到老人的腰板总是挺得很笔直。但许智宏却从来没有让我有一种庄重、挺拔，令人肃然起敬的印象。
许智宏是搞植物学研究的，是中科院院士，不过他是先当了中科院副院长，然后被评为院士的。虽然院士在中国是一种最高的学术头衔，不过熟悉中国大学、科研院所情况的人都知道，有行政职务的人往往更容易评上学术头衔。对许智宏的专业研究我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他在业界的地位，我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许智宏平时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北大校长任内他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当校长后的头几年还兼任中科院副院长，外出参加各种会议，去全国各地参加各类活动占用了他大量时间，出国访问对他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常常一走就是十天半个月。北大新闻网上对许智宏的行踪一般都有报道，我大体估算过，他每年不在学校的时间至少在半年以上，在学校的时间又有多少是用于工作就不得而知了。
许智宏在北大当了整整9年校长，北大历史上只有蔡元培、蒋梦麟名义上担任校长的时间比他长，但他们实际主持校务的时间并不很长，他可以说是北大历史上实际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许智宏长达9年的校长任期里，我虽然多次听过他的讲话，但仔细地想一想，竟想不起一句让我觉得很受启发或者是很振奋人心的话，也没有见他办过一件比较得人心，能让人回味的事情。
许智宏在北大学生中确实有比较高的威望。他每次在学生中出现，都能获得热烈的掌声，甚至卸任后出席学生的活动，也总是能获得比现任校领导们更热烈的掌声。许智宏还以在新年晚会上演唱《老鼠爱大米》、《隐形的翅膀》等流行歌曲而受到学生们的热捧。我没有参加过此类场合，也不了解现在学生们的心态。我看过许智宏唱《隐形的翅膀》的视频，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唱小女生的歌曲，何况又五音不全、严重跑调，实在让人感到不伦不类，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认可。对此类现象我确实不大理解，我只能认为同过去相比，北大的学生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了多年的应试教育，总体上他们大概已经被驯服了，他们可能不会去想太复杂的事情，不知道北大校长曾经有过其他的形象，或许他们心目中的校长应该就是许智宏这样的。对学生们的幼稚我无话可说，不过许智宏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不是高屋建瓴地指导学生应该怎么做，告诉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而是以唱流行歌曲这些方式迎合、讨好学生，赢得一种廉价庸俗的赞扬和崇拜。于是被有些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还寄予期望的北大校长、学生，却是在一片的歌舞升平中互相欣赏、其乐融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大概已经完全不知道北大传统为何物了。
许智宏9年的北大校长当得可谓有滋有味，听说他卸任时曾到学校的一些部门告别。我所在的统战部远离办公楼，又不是权力部门，他始终未曾踏进过一步。许智宏去了办公楼旁边的红一楼，到了组织部、宣传部、发展规划部等部门，但惟独没有去也在红一楼里的纪委，过其门而不入。听说时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丽梅为此颇为生气，原因据说是王丽梅曾受上级部门委托找许智宏了解过和他有牵连的事情，许智宏对此不满。
其实北大纪委根本就没有能力调查校级领导，更不会有意针对许智宏，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既然是来告别的，却连这一点顺水的人情都不愿做，此人的器量之小由此可见一斑。
许智宏卸任后我基本上没有再见过他，只是偶尔看到他出席活动或发表言论的报道。他卸任后倒是讲过几句真话，例如他说过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不过他说的只是些对中国高等教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说出来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许智宏任校长的9年也是北大不断被各种“负面新闻”困扰，学校声誉急剧下跌的时期，虽然这种局面不是他个人能承担的。但他除了进行过一些无力的辩解之外，从来没有去寻找过问题的所在，更没有因此影响到他在北大的愉悦心情和多彩生活。他用足了北大校长这个身份带来的名气、地位、快乐、荣耀，即使他卸任之后，北大前任校长的光环仍然可以让他过的十分惬意，或许他还能继续惬意下去。
王德炳
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合并之前，王德炳是北京医科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2000年初北大和北医大合并，原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调离，王德炳担任了合并后的北大党委书记。王德炳曾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当北大的党委书记，他担任这一职务显然是过渡性的，是出于北大和北医合并后的平衡而做的安排。我见过王德炳的次数不多，对他没有多少了解，总的感觉他还是一个比较厚道的人。
王德炳任职后不久就发生了邱庆枫事件。当时北大文科一年级学生被安排到昌平校区，政治学系女生邱庆枫在从北大返回昌平的途中被人杀害。此案在北大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应，学生要求为邱庆枫设灵堂、开追悼会并要求校方道歉，引发了校内群体性事件。此案迄今未破。上面对北大的要求历来是稳定压倒一切，北大受到的关注又远非北医可比。王德炳甫一到任就经历了这种局面，肯定会让他非常紧张。王德炳多次把自己做北大党委书记形容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足见这一事件及北大的敏感地位给他造成的压力。
王德炳的背景和心态决定了他不可能在北大有多少举措和作为。他任职期间，凡是我经历的统战方面的工作，例如要推荐党外代表人士，要举办什么会议和活动，请示到王德炳那里，他一般都不会提出什么意见，只是强调一下要考虑到医学部。学校在2001年曾举行过全校统战工作会议，王德炳作为党委书记要做报告，他只是把统战部起草的报告稿念了一遍。对待其他事情，他大体上也是这种态度。从王德炳本人的经历和北大、北医合并的背景看，他强调要考虑到医学部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王德炳的任职情况我了解的很少，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倒是刚刚宣布他卸任之后，我在勺园餐厅吃饭，听到他对周围人说卸任当天他就举行了家宴，庆祝他不当北大党委书记了。对于不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党委书记一职，王德炳毫不恋栈，如同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其朴实、率真的一面令人印象深刻。
王德炳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年初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之前，统战部都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即将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王德炳卸任后参加过我们的座谈会，我查了一下当时的记录，他在会上说：现在大学校园内外商业气息太浓，大学应该安静下来，避免浮躁；农民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农民收入提高不了，就不能解决扩大内需的问题。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自己回河南南阳老家看了看，在南阳农村很多小孩都上不了学，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很普遍；医德医风也是人文教育的问题，现在片面强调科技，对人文教育强调的不够，要注意协调好人文和科技的关系。要注意医学教育的质量，大学不能只强调扩招，要注意保证质量。过去教育部没有管过医学院校，现在医学院校基本上都与其他院校合并，由教育部统一领导，合并后怎么管理、医学教育怎么发展，需要切实重视、认真研究。
王德炳只参加过一次统战部的座谈会，但他谈的这些内容我认为都是比较实在、有针对性的，对教育、农民、医疗问题都非常关注。王德炳是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对他的医术我没有什么了解，他应该是一位有造诣的资深医生。王德炳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只有两年，他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由于北大和北医合并的需要，并非完全是本人所愿。他既没有时间充分进入角色，也没有深入了解北大的愿望，不大可能对北大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
的主张。王德炳卸任之后就回人民医院行医了，他在北大没有做什么令人称道的事情，但似乎也没有做什么让人非议的事情，他只能是一位力求平稳的过渡性的人物，也许他更希望人们知道他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
闵维方
闵维方是1980年代后期回国到北大工作的，之前他从北师大教育系本科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是作为归国留学人才被引进到北大的。
那个年代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极少，北大也只有陈章良、闵维方、申丹等少数几个人。我第一次见到闵维方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期，他来北大后还被借调到世界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结束世行的工作后，闵维方曾到党委办公室和我们谈起过这段经历，我只记得他说在世行期间去了很多国家。
闵维方到北大三两年后就当上了教授、博导，并接替汪永铨任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1994年成为北大党委常委、校长助理，一年之后又当上了副校长。在他回国后的那几年里，基本上每一两年就会跨上一个新的台阶。大概是物以稀为贵吧，闵维方只是有归国留学人员的身份，就受到了校方的特别重视，得以步步高升。其实不光是社会上当时普遍迷信归国留学人员，我本人和周围很多人都有一种想当然的心态，我虽然对闵维方没有任何了解，仅仅知道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教育学，就想当然地认为他进入北大的领导班子，可以为北大带来先进的教育理念、管理方法，从而使北大的办学水平得到提升。我那些年还比较关心北大的发展，也知道北大和世界名校的差距，又认为闵维方是国外一流大学出来的。所以到1996年北大校长换届，虽然最后接替吴树青的是陈佳洱，不过在可能的接任人选中，我曾认为如果让闵维方出任校长或许更合适。估计当时和我有类似想法的人还不少。
闵维方虽然没有当上校长，但他在陈佳洱上任之前已经升任为常务副校长，主管人事、
财务等项工作，他的热情和干劲都是很足的。其间最为人称道是他为北大筹到了一笔数额达几千万元的捐款，是当时北大有史以来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校办的秘书们对闵维方十分崇拜，将他这次筹资的过程说的很神奇，他不是向捐赠者讲北大怎么穷、怎么缺钱，而是强调了北大要如何发展，要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等等，以此打动了香港富豪何英杰先生的孙子及其女友。后来北大举办各种会议和国际活动的英杰交流中心大概就是用这笔资金建成的。我听了以后对闵维方也极为佩服，愈发坚定了之前对他的期待。那
几年闵维方的名气、地位都上升的很快，一时风头甚健，其间我只是偶尔听校办的秘书说过他似乎有点狂傲。
不过到了北大百年校庆前后，我开始听到了一些对闵维方的其他看法：有人说调闵维方到学校工作时，前任高教所长汪永铨就不赞成，认为他能力不足。汪永铨曾当过北大的教务长，是个大胖子，讲话风趣幽默，是一位被公认为能力很强的干部；还有人说任彦申用了闵维方之后也感到后悔了，也是觉得他能力不行。我没有在闵维方身边工作过，对他没有实际的了解，无从判断这些评价是否准确。
1999年底我开始到党委统战部工作，闵维方的夫人周爽女士时任统战部副部长。周爽是一位很正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干部，她也比较通达，看人看事比较清楚。周爽不愿意因为闵维方的位置而被人关注，更不愿意别人通过她和闵维方产生瓜葛，处事非常低调。所以我和周爽之间虽然经常谈话，但是极少涉及到闵维方。我只记得闵维方任党委书记之后，周爽曾说过我还能不了解他吗？他也就是能干一些具体的事。闵维方上台后不久，因为北大名义上是由党委书记主管统战工作的，出于回避的考虑，周爽就调到校史馆当副馆长去了。在她调动工作的时候，周爽主动向组织部门提出不要对她有特殊的安排，也不要去那些待遇比较好、可能让人议论的地方，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低调，不希望引人关注。
2002年春天，闵维方被任命为校党委书记，他在北大和北医合并后就担任了常务副书记，接替过渡性质的王德炳并不出人意料。闵维方刚上任时我对他比较关注，想看看他能给北大带来些什么？对于一位新的领导人来说，第一次正式讲话往往是很重要的，其水平、能力、风格一般都会从中有所体现。我没有直接听闵维方讲话，但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比较重要的讲话印发下来后，我还是很认真地阅读了，但内容却令我极为失望。作为主政后的首次正式讲话，应该多少有一些个人的风格和思路，但闵维方的讲话却完全是官样文章，主要内容就是“三个代表”。当时还任党委副书记的赵存生历来比较认真，听人说他对闵维方的讲话稿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是和报纸上的社论语言一句不差。我实在难以理解，闵维方面对全校的讲话，即使讲不出多少高屋建瓴的内容来，也不妨讲一些实话，哪怕从“三个代表”上引申出一些结合北大实际的内容也行，结果他竟然是全盘照抄了一大堆官话套话。此后闵维方的讲话我还看过一些，基本上都是这类官方语言，我也就没有兴趣继续关注了。
到了2003年春季，闵维方忽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着世界一流大学迅跑》。文章认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跨越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的光荣使命，具体措施上则强调要把学科建设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置于突出的地位，学科建设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此外还罗列了北大科研经费的增长数字，提出要建设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强调北大有一流的生源等等。最后展望说“到2005年，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全面的坚实基础。从2005年到2015年，再经过10年的艰苦奋斗，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全文除了官方式的语言、
口号、决心之外，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内容。“迅跑”一词也实在过于俗陋，意思是说北大要向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迅速地跑过去，哪怕是用被用滥了的“前进”一词也稍好一些。按照闵维方的说法，2015年北大就要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现在时间马上就到了，不知届时他是否敢说北大已经是世界一流大学了，好在他的继任者朱善璐又把这一时间点往后推了几年。
大概是为了“迅跑”，北大随即就推出了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全称是《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闵维方虽然公开讲话时照本宣科，不越雷池一步，但做事情倒很有些我行我素的强硬风格。这一方案的具体制定者是时任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但背后有闵维方的强力支持。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北大的教师以后要“非升即走”，就是说讲师如果升不上副教授，副教授升不上教授，就要主动离开北大，或者要被解聘。此外还对教师的提职申请进行了限制，如果两次申请晋升不到高一级职称，就不能再申请提职了；还提出北大以后一般不选留本校毕业生留校任教，教师都要具备用一门外语讲课的能力等等。为了强调改革的合理性，又提出北大是所谓“一流的学生，二流的教师”，所以要对那些“二流”的教师进行“改革”。
《方案》一经公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凡是对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判断其不具备可行性。首先北大就不能保证教师职务晋升的公平公正，另外教师就是升不上去了，你能让他们往哪里走？恐怕这些被北大抛弃的人将会无路可走；用外语讲课的要求更是被中文系的李零教授形容为“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北大学生到底是不是“一流”的还很难说，再说主要由那些“一流学生”转化过来的教师怎么就变成“二流”了？方案争议期间我乘车外出时听一位学校车队的司机说：一流学生、二流教师，这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顿时让我有一针见血的感觉。北大的教师尽管在学校管理层的强势下逆来顺受惯了，但这项改革如果真的实行，将直接威胁到许多人的饭碗，一时群情激奋，提出了很多尖锐的反对意见，这也是北大教师群体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向校方表示了强烈抗议。我作为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和“改革”没有直接关系，也接连写了《“改革”杂谈》、《“人才”浅议》、《讨论与争论》3篇评论，从侧面探讨“改革”之不可行。
但是在此期间闵维方的态度很坚决。我曾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上看到他谈论北大的“改革”，口气很强硬，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节目中还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一个人猛唱高调，支持闵维方的“改革”，最后表态说如果他的学识和能力要是影响到北大建设高水平大学，他可以不拖北大后腿，会自动离开北大----只是这个人好像不是北大的。虽然闵维方态度强硬，但是在反对意见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改革”方案虎头蛇尾，最终做了很大退让，所谓“非升即走”，用外语讲课这些要求都不提了，只是保留了职称晋升只有两次机会等次要内容。此次“改革”之不得人心还在当年年底举行的北大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体现了出来：“改革”的主要策划者张维迎在校党委委员差额选举中以倒数第一的票数落选，且其得票数大大低于倒数第二的落选者，还连累了另一位搞经济学的校长助理海闻没有当选。
由于地位的悬殊，我没有多少机会直接见到闵维方，只是偶尔能在党外人士的座谈会上看到他。闵维方上任之初的风格和他推动“改革”一样，都是比较强硬的。记得有一次他对党外人士讲北大要办好，就需要扩大空间，外地一些大学有大面积的新校区，但北大没有。他甚至说只要能把某块地给北大，如果磕头管用，他可以给有关领导把头磕在地上。北大校园空间确实非常紧张，造成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学校的盲目扩张，不过北大办学的水平的高低和校园的大小似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再说就是想要某块地方，也不必用磕头的方式胁迫吧。在此类会议上，我也没有见过闵维方以诚恳的态度征求党外人士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一般都是自说自话，通报一些学校的情况和已经决定的事情。
闵维方搞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看起来是对北大的教师队伍不满意，要提高北大的师资质量，但是在对待真正的人才时，他的态度却又令人费解。大概在2004年前后，中文系教授裘锡圭离开北大去了复旦大学。裘锡圭是古文字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不过古文字学在中文系不被认为是主流学科，裘锡圭受到了一些冷遇，要求他到年龄就退休，其间裘锡圭和中文系负责人之间可能有些不愉快。复旦大学则求贤若渴，提出聘请裘锡圭做终身教授。裘锡圭和闵维方两家是蓝旗营小区的对门邻居，之前我听周爽说他们上中学的女儿向裘先生请教过古文，裘先生曾专门打电话叫她到家里进行过辅导。以闵维方的身份，如果能亲自登门拜访裘锡圭，同他深入交谈、诚恳沟通，应该是不难打消他离开北大的想法的；裘锡圭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代表人士，闵维方也完全可以从主管统战的角度出面做工作；在裘锡圭出走前后北大聘任了一批文科资深教授，实际上是北大的终身教授，以裘锡圭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成为文科资深教授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我听说许智宏曾找裘锡圭谈话表示过挽留之意，不过许智宏明显是在走过场，连裘锡圭从事什么研究都没有搞清楚，自然话不投机。尽管闵维方就住在裘锡圭对门，但我始终没听说他迈出过这一步，裘锡圭最终是带着他的弟子们出走复旦，北大的这一优势学科就此不复存在。
闵维方当了9年多党委书记，是北大历任党委书记中时间最长的。闵维方任职初期大概还是想做些事情的，似乎也比较自信，以为自己很行，无论是搞“改革”还是做其他事情，态度都比较坚决、强硬。但他并没有认识到北大真正的问题、弊病之所在，只是针对一些次要的环节用力过猛，必然会遭到挫折。闵维方虽然是搞教育学出身的，又有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背景，不过他并没有按照教育的规律和国外一流大学的做法管理北大，而是继续沿着任彦申倡导的不断向体制“效忠”的道路上“迅跑”。但是同任彦申有自己的理论、策略不同，闵维方的做法则显得简单、生硬，其强硬的个人风格也没有因为遇到挫折而有所改变，尤其是到了他任职的中后期，更是无所顾忌地维护他个人及其亲信们的权力、利益，终于使北大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在体制化、行政化、官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闵维方任职9年给北大留下了大量的负面资产，我认为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对于规则的无视和破坏。虽然北大的规则意识过去就不太强，但是在闵维方主政期间，北大领导层的规则意识几乎荡然无存，不讲规则成为了主要的规则。这一点在北大机构的设置，干部的任免、退休等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
在我的记忆里，以前北大任免干部，如果是党务工作干部，任命决定里会写上：经校党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任命某某为某职，或免去某某的某职；如果是行政机构干部，则要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但是前些年我发现北大的干部任免决定一律改为：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某某为某职，或免去某某的某职。不管是党委常委会还是校长办公会，其组成人员总有一定的范围，而“学校”在这里是个什么概念我就不清楚了，总之肯定不包括普通教职工。所谓的“学校”我只能理解为学校的领导人，除了校级干部需要由上级任免之外，北大的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校长助理以及职能部门、各个院系，甚至是工会、团委的干部，都可以由无所不包的“学校”直接任免。至于“学校”这个概念的法定含义，其决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从来没有人解释过。我不知道由“学校”任免干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确是我在闵维方任职期间发现的。
前几年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由于在院党委委员的选举中常务副院长落选（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由罗豪才挂名，常务副院长实际主持院务），其本人认为是有人操纵了选
举。据说这位常务副院长在筹集某笔资金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是闵维方信任的干部。
于是闵维方对学院党委的选举结果不予认可，要求学校纪委进行调查。纪委经过调查后得不出有人操纵的结论，闵维方大为不满，又让医学部纪委再次调查，还是得不出让他满意的结论。其间闵维方还指令将有关情况报给教育部、北京市委等上级部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本来就是自己地盘上的事，自己搞不定，莫非还要上级部门来做主？我曾在一次饭局上遇到北京市委的一位负责干部，他说闵维方把这件事情报上来，搞得他们也很为难。
大概在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选举一年半之后，到了2010年10月份，忽然有一天在学校的公告栏上看到了校党委文件：党委常委会同意政府管理学院党委选举结果，由王浦劬等7人组成新一届委员会，周志忍为书记，李海燕为副书记；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小时，公告栏上又发布了另一份党委文件：学校研究决定，任命李国平等4人为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委员、副书记，免去李海燕的副书记、委员职务。书面文件我手头都有保存，前一份落款时间为2010年9月14日，后一份则为10月26日，前后相差一个多月，但确实是同一天在学校公告栏里发布的。而“学校研究决定”任命的4位副书记，没有1位是选举出来的7名委员会成员。我不需要对此进行更多解释，院党委选举的结果可以长时间置之不理，副书记的职数可以从1位一下子增加到4位。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政府管理学院党委换届的案例，实在是这个案例很典型地体现了闵维方时期干部任免的特点：没有任何规则可言，一切凭主要领导人的意愿，不管是制度的规定还是选举的结果，在当权者面前一概无效。
不仅中层干部的任用如此随意，闵维方时期北大校级干部的安排也经常令人不解。大约2005年左右，林钧敬因年龄过线不担任副校长了，被派到北大深圳研究生院任主要负责人，并由现任的副校长海闻做他的副手。以在任的副校长辅佐卸任的副校长，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有些奇怪。过了大概三两年，我偶然在办公楼门口碰见林钧敬，问他是否还在深圳干？他说不干了。我想当然地说那你是退休了，林钧敬笑而不语。后来我才听说他不仅没有退，而是以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回来参加领导班子工作的。我不禁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好笑，笑自己只有惯性思维，没想到人家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闵维方曾长期主管北大的财务，对财务工作尤其重视。前任财务部长到退休年龄卸任了，我甚至已经在退休人员名单上看到过她的名字。但是此后不久，主管财务的副校长陈文申到中央党校学习，前财务部长不仅恢复为在职人员，而且被任命为代理副校长主管财务。陈文申回校一段时间后又到驻加拿大使馆任职，前财务部长再次被任命为代理副校长。我没有在北大历史上见过代理副校长这个职位，也没有注意是教育部任命的还是“学校研究决定”的。我相信她有财务方面的专长，也是闵维方非常信任的人，如果以退休人员身份聘为学校的财务顾问，相信她也一定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不明白闵维方为什么要如此打破常规。
对于自己信任的干部，闵维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使用，但是对于不是嫡系的干部，免去职务时也可以突然袭击、不走程序，即使校级干部也不能幸免。前校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王丽梅曾亲口告诉过我，她卸任时没有任何人和她谈话、打招呼，直接就宣布免去了她的职务。校级干部尚且如此，其他干部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王丽梅虽然不明不白地离职，但是北大退下来的校级干部乃至一些中层干部却享受到了几乎是终身制的待遇，至少从2000年之后卸任的校级领导，没有哪一位是办了退休手续的。到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些卸任的老领导们，多半快70岁了，有的已经超过70岁了，仍然都是学校的在职人员，拿着我不知道具体数额的津贴，享受着远远超过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一批早已过了退休年龄的中层干部也因“工作需要”保留为在职人员，只是到了闵维方卸任之后的2012年才退下来几个，而一般的教授、博导最多到63岁就退休了。我曾和一位前高层领导的秘书谈及北大干部的退休状况，他也不禁大为惊奇，说你们的处级干部“比正部级还厉害”。官场上还有基本的规则，就是正部级官员到了65岁也是要卸任的，而闵维方时期的北大却形成了“超衙门化”状态，干部的任免、退休完全无章可循。
以我作为旁观者的角度，我认为闵维方做北大的一把手实在是很不称职的，他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和北大全局的能力，只是他在财务方面还有些专长。2008年底我参加过一次学校的筹资工作会议，闵维方做了一个财务工资报告，虽然他讲的有些长，但还算比较实在，是我听他的报告中最有内容的一次。据说香港的一些大老板也比较认可闵维方，如果他一直做负责财务的副校长，专心于北大的筹资、财务管理，或许会得到不错的评价，哪怕他去教育部做主管财务的副部长也行。但不幸的是闵维方却成为了北大的主要负责人，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不仅是北大的不幸，恐怕也是闵维方个人的不幸。
也是在那次筹资工作会上，闵维方做完报告后出来。我看他向我这边走过来，看样子是要和我说话。此前因为对我的职务安排问题，吴志攀、杨河两位副书记都和我谈过话。
闵维方果然走到我身边，而且把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和我抚肩而谈，还是表示说要对我进行安排。我只能表示感谢领导的关心。此后不久我又看到闵维方的秘书过来和他说话，也是搂着他的肩膀说的，当然这位秘书是男的。我想闵维方和他信任、喜欢的干部之间已经形成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一般的方式已经不足以表达其密切程度，在对这些干部的安排使用上，闵维方几乎是毫无顾虑的，其中一位女干部在他的关照下步步高升，更是早就在校内引起了纷纷议论。
虽然我有幸得到了闵维方“抚肩”的待遇，但至多不过是一种安抚，如果他刻意要对我进行安排，应该没有任何困难。在闵维方当政时期，北大的机构设置、干部职数急剧膨胀，1999年精简机构所撤销的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及职能部门几乎全部恢复，校长助理更是增加到10人左右，又增设了校友工作办公室、国内合作办公室、督查室等一批正处级行政部门。很多部门设置了常务副职，待遇相当于正职，一般副职更是想设几个就设几个，前面所说的政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由1个增加到4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总之只要是闵维方或其他有实权的校领导想安排的人，都可以因“工作需要”，没有位置的可以设立位置，没有机构的可以增设机构，一切皆有可能。虽然任用这些干部需要通过“学校”，但是考虑到北大有的校级领导对其主管部门的干部调整常常都不知情，我只能认为北大的干部任免完全在闵维方等极少数人的掌控之中。他卸任前几年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大批地安排任用干部，多次让我产生“加官进爵真忙”的感慨。
到了闵维方任职后期，除了大批安排干部之外，他对于北大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什么打算和信心了，只是在那个位置上待一天是一天。北大的党代会从2003年开过后就没有再开了，好几次说要开但又没有了下文。我听到和观察到的都是学校内很多人已经对闵维方难以忍受，听说在一批院系、职能部门负责人聚会的场合里，有人问党代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北大召开新一届党代会，必然关系到闵维方的去留。但是没人能回答党代会什么时候开，有人甚至掩饰不住地大为失望。我甚至还听到从更高层的人物那里传出来的说法，对如何撤换闵维方也是大感头疼。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8月，终于由朱善璐接替了闵维方的职务，闵维方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闵维方卸任后不久我在勺园餐厅见过他，我和同事看到闵维方走进来，先是坐在餐厅的另一角，后来又被服务员领到临近我们的餐桌坐下。他没有表露要和我们说话的意思，我们只好和他简单地打了一下招呼，然后他独自用餐，我也没有看到任何人上前和他说话。我知道闵维方的听力不好，和人谈话有困难，但是作为在北大主政近十年的主要负责人，刚刚下台出现在公开场合，就让人产生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感觉。如果不了解北大的内情，估计没有人相信此前不久他还是这个地方的头号人物。
闵维方是从一名矿工走到北大党委书记位置的，我无意否认他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努力和艰辛。我相信他是爱国的，在他出国留学的那个年代，主动回国的留学生极少，但是他回来了，虽然这一选择也是他后来得到提拔重用的关键因素。我还听周爽说他们的女儿是闵维方留学期间出生的，其间周爽曾赴美探亲，他们可以像许多留学人员一样把孩子生在国外，但周爽说他们根本没有过这种考虑，她在孩子出生前就结束探亲回国了。
我也相信闵维方是希望把北大办好的，他对待工作是非常投入的。但是作为北大的主政者，需要有把握社会大趋势和北大发展方向的能力。我听到对许智宏的个人评价中总有一句“他按照社会主义政治家、教育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许智宏、闵维方距离这些标准都过于遥远，但是作为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确实应该具备政治家、教育家的素质和能力。
闵维方虽然是学教育学的，但是除了强硬推行不切实际的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外，他没有在教育问题上提出过任何有针对性的主张和举措。如果闵维方懂一些政治，他可以充分利用北大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到更多的个人话语权和北大的办学自主权。但是闵维方却只会对体制内那些僵化的语言照本宣科，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已令人厌恶，徒然增加了人们对北大和他本人的反感。如果闵维方能认识到北大的问题所在，对各类官僚机构有所抵制，对北大自身的行政化、官僚化倾向有所纠正，是不难获得较高威望的。但他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对于行政化、官僚化那一套严重背离教育规律，严重阻碍大学进步的东西趋之若鹜、发扬光大，终于使北大彻底地变成了一所官场风气无处不在的衙门。尽管北大走到这一步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在闵维方时期却是使这一趋势走到了极致，他对此应该负重要的责任。
闵维方虽然卸任了，但是他为北大留下了不少负面资产。在他任职期间，北大的官僚机构大幅度膨胀，规则意识荡然无存，利益阶层几乎把持了学校的所有领域。即使北大今后的领导人想要有所作为，也将会遇到规章制度破坏殆尽、利益阶层难以触动的困难局面。如果闵维方能够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反思，并在他熟悉的专业领域提出一些好的建议，或者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教育体制乃至更深层次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和主张，或许还可以发挥一些积极作用，取得一些人们的谅解。但是他在北大留下的强硬、专断的个人风格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会成为北大历史上沉重的负担。
--恩来：“笑乒通自，逆痕箱费性渊么！”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