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怎么支配他的稿费的？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既然他认为应该把稿费的“大头”上缴党费，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个“零头”。但此后毛泽东在动用他的稿费时，就没有什么“零头”的概念了。谓予不信，且看他是怎么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九次提出38万元和两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6万）给江青。
从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五次提取15万给张玉凤。还送给护士吴某2万5千元。曾先后给汪东兴4万元。
不算别的，仅这三笔账，就把他留下的“零头”掏空了。何况他还几次给党外人士（如章士钊、程思远等人）。这一情节说明毛泽东对“大头”（指“上缴党费”一事）并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执行，他是一清二楚的。这也就活脱脱证明毛泽东是地地道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讷、李敏又从毛泽东稿酬中领取2000万人民币，每人1000万元。
为什么毛泽东的稿酬能免税？
本来中央曾有意见：毛泽东著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的稿费不是留给家属的。江青先后5次声称她有权继承毛泽东的遗产，要求提取5千万给两个女儿和家属；遭到拒绝。
关于是否要纳税的问题，国务院对请示的答复是三点批示：一、作特殊处理，以不纳税为准；二、作为党的资产；三、如毛泽东的亲属要领取，原则上按照以前的政策办理。
编者的话：
在“纳税”问题上，在所有法治国家都不存在什么“可以不纳税”的“特殊处理”问题；这是公民的义务，也许这就是所谓“中国的特色”。可是，这是带有强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专制主义的衍生物。而国务院的答复又是在毛泽东死了以后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开放年代的事，岂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从这一视角看，不彻底还毛泽东以本来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
众人评说毛泽东的稿费问题
丁远先生认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张春桥向毛泽东请示后决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发稿费。而对毛泽东的稿费收入特许不纳税。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论家邵燕祥认为：当时破例给一人巨额稿酬，性质属于非法收入。他提出了“应作为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获得赔偿者的抚恤金，以解决对所谓“走资派”平反进行了经济补偿，而对其他冤假错案反而没有补偿的‘双重标准’问题”。
资深新闻工作者丁弘如是说：
“全国只对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这是他个人问题吗？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发。发到500多万时，毛泽东觉得不太好，说缴党费吧，但没有人执行。也可能觉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执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给毛泽东一个人发稿酬，别人都没有，他何以面对国人？这是以常人的角度进行分析。错了，错了。毛泽东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伟大领袖，……至于称‘万岁’又是和过去一样的。……至于说‘慎独’，这要求怕是太高了。”
“认为‘把稿费只发一个人，并无不可’。证明当时的道德底线！‘几十年间，毛泽东居于君和师的地位’（冯友兰语）。所谓‘君和师’是封建社会国人顶礼膜拜的‘天地君亲师’中的‘君和师’。毛泽东并不讳言。……既如此，抓住一桩稿费小事作评说，是否已属多余？……”
“问题在于我们标榜什么？我们标榜马克思主义，提倡‘毫不利己一专门利人’，还致力于‘社会主义’。以此对照‘言’、‘行’，天壤有别，这就是问题了。”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这一翻宏论，无疑是正确的，无可辩驳的。但对毛泽东提出这样要求，似乎是“对牛弹琴”。他是什么人？是当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错，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撕掉画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骗子。
丁弘又说：
“‘文革’中，罢黜百家，独尊毛著，且只给一个人发稿酬，这样的事，在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会发生吗？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发生吗？在人民的‘共和国’中应该发生吗？当然是不应该发生的。是不是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过这样的事？有此可能吗？
编者的话：
丁弘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发人深省。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发生的事，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发生的事，但却却在毛泽东领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了。这是铁板顶顶的事实。这究竟说明什么问题呢？唯一的答案是：这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了、变质了，她被毛泽东演变为“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
一点说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写的《论毛泽东现象和其它》一篇长文（见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第476～536页）。本文除最后几段是直接摘录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采取摘编的形式。所有的小标题是笔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与广州出版的《同舟共进》的第四期分别发表了有关波尔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题目为《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后者的题目是《又见〈红色高棉〉》。
这两篇文章在同一个月发表，是巧合，还是特殊内涵，值得深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当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历时三年另八个月），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波尔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骂，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在我国的杂志上历数他的罪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为什么还要联系中国实际来做文章，这就是两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两文都比较长，这里只摘编其中有关值得反思的内容。为了醒目一些，小标题是笔者写的，但其主要内容则引自两文。
《波尔布特罪行馆》与“文革博物馆”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边建立了一座《波尔布特罪行馆》，后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陈述参观“罪行馆”之后，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经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国已经以改革开放的态势高歌猛进，但至今没有建立可以公开开放的‘文革博物馆’。首倡其议的巴金老人已经作古，他那颗燃烧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来吧。而这，并不仅仅是巴金老人的梦与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观点是极其显明的。写本文的意图在于促进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馆”能尽快建立起来！可是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忌谈文革”的状态，似乎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忘记这一在神州大地曾经付出了极其惨痛的、血淋淋的局面，无疑这是十分可悲的！
为什么在柬埔寨能够建立“波尔布特罪行馆”，而在中国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馆”？何况又不是什么“毛泽东罪行馆”，究竟怕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解放前在地下入党的党员）怎么也无法理解！
毛泽东盛赞波尔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两个有关重要情节。一是：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指波氏）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
“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这一句话倒是一句大实话，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正是他灵魂深处想追求的目标，可惜没有能够做到，对毛泽东来说，是留下了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人民也算是万幸的。
应该说：毛泽东与波尔布特属于同类。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面貌。
中共与柬共达成的一份充满血腥的协议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极为绝密的出卖侨胞的罪行史料，读后令人痛心、愤慨，这是我党奇耻大辱！现摘录原文如下：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为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从上述摘录的史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谁让波尔布特胆敢如此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的侨胞？是中共最高决策者毛泽东！
中共与柬共签订的出卖华人的协议，如果没有毛泽东授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国内毛泽东自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由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代劳了。
在上述文章中，还提到一个在国际外交史上的可怜又可笑的闹剧。现摘录供欣赏如下：
“在越军入侵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迅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47天，7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扬子报》）”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称得上是一对难兄难弟，但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现象，是发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说发生在毛泽东去世后的二年半的时间里，虽然已经步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怎么还会出现这一不可思议的蠢事、怪事！这是不是说明毛泽东的幽灵不散！
（六） 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写了一篇题为《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这又一篇震撼人们心灵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泽东的又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人士。他写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畅销全球。
“心路追踪”一词似乎带有某种主观判断的成分，但由于作者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毛泽东本人政治历程的信息，再加上严谨的逻辑推理。因此，他的这种判断是可信的。
这篇文章要讲的核心问题，即是本节标题：“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辅佐大臣”。那么，究竟谁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内部史料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为什么要“倒刘”和为什么要物色“辅佐大臣”来辅佐毛泽东的接班人呢？这是作者又一个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笔者受本文的启迪，开阔了视野，发现毛泽东晚年给民族带来大灾难的悲剧是两个“政治链”----第一个“政治链”是祝世华《反思录》（上）谈到的：从1956年处于“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冒进”建议被否决，9月“八大”通过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和在《党章》中撤销“毛泽东思想”命题，这些都意味着毛被赶下“凌驾宝座”。）到1957年为了打“翻身仗”，以发动“反右”为“突破口”，紧接着乘胜追击，以反“反冒进”为名，狠整周恩来，从而使毛泽东重新登上了“凌驾宝座”。但他并不就此罢休，以所谓“‘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狂言，发动了一场祸国殃民的“大跃进”。一年后“大跃进”恶果显露，开始纠“左”，1959年彭德环出于公心在庐山会议上书毛泽东，被毛诬为“反党纲领”，打成“反党集团”，进而掀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从而导致三年饿死3700万人的大灾难。这是第一个“政治链”。第二个“政治链”就是本文所阐明的：从为推卸饿死人的罪责，而最后导致“十年浩劫”。毛泽东以所谓“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名义，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刘少奇打成“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代表”和所谓“人民的罪人”。这样就把饿死3700万人的罪责，轻轻松松地堆在刘少奇的头上。这两个“政治链”，最后结成一个完整的“政治链”，这就是从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离世，这整整20年搞了一连串政治运动、炮制了一连串“冤案”（无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国民经济两次濒临崩溃边缘；饿死3700万人，仅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达2000万，受迫害人数达1亿人（叶帅在一次讲话中提供的信息）。至于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质的滑坡更难以估量。这就是作为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账”！
刘少奇在当年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是把自己与毛一起摆进去的，共同承担责任；可是这句话对毛泽东刺激太大。对毛泽东说来，“要上书的是你刘少奇，我毛泽东决不能以‘人相食”上书，而必须以‘人民的大救星’上书。”通过“文革”，毛泽东终于实现了他的如意算盘。但是，铁的事实终究会战胜无耻的谎言。在毛泽东离世后30年，或者说在饿死人大惨案发生后的50年，作者所写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共产主义地狱》上、下两章以及杨继绳的《墓碑》，终于彻底揭开了当年惨案的真相。
为此，现将该文摘要于后，以拓宽我们的视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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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飙突起，把全国人民吹得晕头转向，也把全世界的观察家们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都是从正面意义上理解毛泽东的。认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发动群众改造党，监督党，使党革命化和民主化。这历史的一幕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留下的浩瀚的决议、文告、公报、声明、社论、传单、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种不同角色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仍使人眼花缭乱，扑朔迷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毛泽东就是要把他的真实意图深深地掩藏起来，这个目的他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说毛泽东充满了高尚的动机，是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把事情搞乱了。其实，返璞归真，事情原很简单，毛泽东要掩盖3年大跃进（主要是饿死3750万人）的错误，又犯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书的！”刘少奇这话对毛泽东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后不被清算，靠刘少奇是不行了。至于林彪，只是打倒刘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这张牌最终是要传位于江青、毛远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这已为姚文元、张玉凤等披露出来的可信史料所证明。他披着最现代、最革命的理论外衣，做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干的事情：为了让江青顺利接班，通过“文化大革命”，他把勋臣宿将几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赛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绕这么大的弯子，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选辅政大臣，以革命的名义，完成家天下的布局，这是打开文化大革命这个黑匣子的密码。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
1961年9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安排毛主席与蒙哥马利会见事宜。当熊向晖谈到：“蒙哥马利……似乎想探询毛主席的继承人是谁？”时，毛泽东说了一段重要的话：
“这位元帅不了解，……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的……。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刘少奇。……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谁是我的继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黄昏时分，毛泽东在东湖梅岭一号会见了他。二位老人纵谈天下大事，历史人物。
“我认识世界各国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麦克米伦、戴高乐等。主席先生现在是否已经明确，您的继承人是谁？”蒙哥马利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毛泽东明确地回答。
蒙哥马利回到英国就写了一本书，列出专题披露毛泽东谈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的新闻，轰动世界。
在国内的轰动比在世界的轰动还要大，外交部将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重要谈话专印了一期简报，发到全国地师以上机关，逐渐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事后观察，毛泽东作为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权谋家，发表这个谈话，而且公之于众，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没有叫刘少奇当接班人的真实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跃进、公社化的后果非常严重，河南的、安徽的、山东的、四川的、甘肃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饿死人的电报和报告，他都看了。总要有一个人对这一段历史负责，对历史、对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谈话中强调刘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线了，刘少奇要对1958年以来的一切错误负责。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给刘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励刘少奇全力去整顿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反正将来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当名誉主席，“两个主席都姓刘。”整顿不好，乱下去，是你的事情。当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夙兴夜寐把国民经济整顿好，全国人民有了饭吃的时候，毛泽东就改变了说法。1965年8月3日，毛会见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马尔罗时说：“像戴高乐和我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刘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刘少奇，让他们两个争着忠于伟大领袖，争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让他们互相指责对方对领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于领袖。在这样的操纵运作中，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比任何时候都牢固，都安全。
从后来的历史来看，毛泽东发表这个谈话起码有这样三层意思。不仅国际观察家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连党内高级干部，也信以为真，被他哄骗了。
……
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下去搞“四清”，迟迟推不动。为了落实主席指示，刘少奇叫组织部长安子文具体安排，并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全党闻风而动，省部级干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级的干部下去了一千多人。这给毛泽东深深地触动：大权旁落了。
毛泽东认为党政系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跟刘少奇走的，他寄希望于军队，希望军队干部参加“四请”运动，干预地方工作。当然不是像彭德怀那样干预，是林彪式的干预。为此，他于1963年10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军队干部如罗瑞卿、杨成武等带头参加“四清”运动，并对林彪的身体表示关怀，随信用他那龙飞凤舞的毛体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龟虽寿》，当时可能是仅凭记忆默写的，他写错一字，写成了《神龟寿》：……（略）
1964年3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密谈，据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记》记载，林彪吓了一身冷汗。林彪写道：
“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样？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
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拉下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定的调子，刘少奇否定了自己领导整顿国民经济，制止饿死人的情况蔓延，使国家免于崩溃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篇讲话，别有深意。他说：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
……
请读者注意，毛泽东说，从1949年进城到八届十一中全会，17年来，他都是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别人提出来的，饿死3755万人，损失1200个亿，都是“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他老人家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建议分一线、二线，二是过于信任刘少奇和邓小平。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那么多人，使那么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党上下，全国人民，都承认、都相信这一点。十七年来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以谢国人，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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