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港府提出的2017政改方案付诸立法会表决的日子越来越近，一众香港高官们近来频频“落区”，卖力推销方案，试图通过打“民意战”扭转目前这种不利的局面。但毫无疑问的是，现时政改获得通过的机会仍然不乐观。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北京、建制派及泛民阵营的内部都有一部分人不希望见到香港落实普选。对此，一向被外界视为香港开明建制派的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日前在接受《南华早报》专访时坦然承认，自己没有办法知道北京和泛民主派有多大动机希望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他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政改最终不幸被否决，有一些人会暗自感到很高兴，这无疑是十分准确地点出了现时香港政改议题的众生相。
曾钰成一直对梁振英的“语言伪术”颇不以为然
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想通过方案，那么普选的实现一点难度都没有，但现时香港的情况明显并非是这样的，各个政治阵营的内部都有乐于见到政改“拉倒”的人，而这种思维其实早在“九七”回归之前就已初现端倪。对此，曾钰成受访时甚至还引用刚刚离世的前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过渡时期与英国人谈判作为例子，指鲁平虽然口头强硬，但他心底里相信如果能够达成协议，保住中英双方此前同意的跨越1997年的政制“直通车”安排，对香港平稳过渡是最有利的。而当双方谈判破裂，“直通车”正式告吹之后，在北京的一场酒会之上，有些人表情如丧考妣，有些人却好像是取了媳妇一般欢天喜地。足可见早在那时，各人对于香港政制发展议题的看法，就已经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
而在当下，上述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改变，甚至还有愈加分化的趋势。特区政府发动民意战，争取几位游离民主派议员“转軚”的做法并不足以令政改获得通过。凭借疯狂地收集签名，以“运动群众”的方式倒逼民主派支持政改的收效不可能有多理想，曾钰成对香港社会局势的这种洞见可谓准确到了极致。在这其中，最不想见到香港实现普选的无非是以下三类人。梁振英的内心小算盘
首先，感到开心的是香港特首梁振英，此君虽然口口声声高喊支持政改，香港500多万合资格选民在2017年不应沦为电视机前的看客，但其实他内心的“小算盘”已经再明显不过，他想做多一届特首是路人皆知的事。而即便是实行在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框架之下的“不完美普选”，梁振英也绝无胜选机会，唯有香港政制原地踏步，他才有可能在特首的位置上坐多5年。
因此，纵观他上台之后在政治上的一系列举措，都是明确围绕着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即主动地在四处挑起争端，三番四次地进行挑拨，只为讨好北京少部分立场强硬，思维僵化的官员，从而稳固自己“小圈子”特首的地位。从2014年占中运动爆发后，盲目动用催泪弹和防暴队对付示威者，并把责任推向泛民；到在施政报告中上纲上线地抨击港大“学苑”杂志提倡“港独”，制造白色恐怖，诱使中央相信“分离主义”在香港已经蔚然成风；再到前不久公然扬言要从泛民阵营内撬13至14票，明显是陷主流民主派议员于不义的举动。这种高调的宣扬只会令那些本来有意改变主意，对港府方案投赞成票的人，由于担心被“死硬派”的支持者批评为“民主的叛徒”，动摇了他们支持政改的决心。以上种种，无不清晰体现出梁振英希望通过普选告吹帮助自己实现连任的意图。而愈发失道寡助的“梁粉”们由于受益于“小圈子”制度下梁振英的当选，也自然期盼着政改“拉倒”，只有如此他们才可以继续封官进爵。为了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惜罔顾社会民生，也要令香港的政制发展停滞不前。
民主派内部的心怀不轨者
第二，在泛民主派阵营内部亦有一股势力乐于见到此次香港政改崩盘。其典型代表是立法会里的激进势力，这些人希望一切照旧的原因不难明白。由于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可能当选特首，晋身议会是这群人的最高目标。他们表面上摆出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但其实内心的台词只有一句：只要香港目前的选举制度得以维持，他们就有继续大骂“小圈子”选举不公的理由，从而获得在立法会中进一步增长势力的机会。
另外，与西方势力一向关系密切的香港民主派“大佬”李柱铭及其支持者也试图借此兴风作浪。他们一直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必须争取外部势力的支持，才能使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近年才会涌现出“香港命运自主”这样的口号，其实就是在为某些外部势力干预港事提供空间。即使英国外交大臣施维尔（Hugo Swire）早前赴香港向民主派游说，美国驻港总领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 Jr.）也认为接受政改方案是上上之策，不接受方案民主派的处境将更为不利。李柱铭仍然大肆造谣，称没有“真普选”就没有“两制”，坚信中央会对方案让步开闸；强调港人不能接受一切在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基础下“袋住先”的方案。其用意再明显不过，那就是要让多数港人的“普选梦”泡汤。所谓的“让步说”只不过是他希望借有票议员之手，杀死政改方案，在此之前给对方派下的一颗冒充“定心丸”而已。北京的“不和谐音”从何处来
第三，一些北京官员的内心也着实不愿意见到香港在2017年实现普选。正如曾钰成所说，“北京在2007年底同意订出普选时间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任特首曾荫权在当年3月以高票数和高票数连任，让当时的一些内地官员和不少建制派人士都相信将来即使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在任者也可以十拿九稳地胜出。2012年当选的行政长官，到2017年挟政绩争取连任的难度应当不大。”
然而，时移世易，香港的政情在曾荫权执政后期开始急转直下，而在政府中没有任何班底的梁振英上台之后情况愈趋恶化，自上台伊始就深陷关系危机之中，每天都面对来自全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在占中时香港社会“反梁”的情绪更是达到了顶峰。中央曾经做过几份不同的内部调查，结果都显示，一旦民主派中有人最终成功“出闸”，供500万香港合资格选民选择，那么他几乎笃定将获得胜选，而且是以30-40万票的巨大优势当选特首。这种不得不令中央有关人士在制定“8·31”普选框架时谨慎再三。以至于曾钰成坦然承认，如果有人说部分北京领导人其实不太愿意见到香港推行普选，后悔让香港2017年“一人一票”选特首，他也不会感到奇怪。
究其原因，一些内地官员的政治思维过时固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们片面要求泛民主派接受“一国”的前提，自己却没有同步接受“两制”的差异。但诱使北京方面做出“收紧”判断的最大“功臣”莫过于中联办，本应扮演内地与香港之间联络桥梁角色的中联办现在的手越伸越长，愈发深入地介入香港内部事务，权力甚至凌驾于特区政府之上，可以说毫不掩饰自己参与香港管治的企图心，导致香港社会中近年来对于“西环治港”的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并且愈发强烈。
而只有在香港当下的这种畸形政治生态之下，他们才能保住自己的巨大利益，打着“中央政府在港代言人”的旗号在香港狐假虎威，才可以从社会各界捞取了无数油水；也唯有“拉倒”政改，那些有志加官封印的香港人才有可能继续有求于他们，其“价值”才会得到充分的“彰显”。实际上，他们每日工作的最大成果就是在两边不断进行挑拨，使得中央与港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渐失，自己坐收渔利。这种构想当下显然已经到了实施的最后阶段。一旦普选“拉倒”的局面成真，香港势必将出现“有人大笑，有人哭”的场景。
综上所述，曾钰成此番语重心长，开诚布公的表态十分准确地剖析了香港当前的政治形势，也让人充分见识到了这位香港政治家的智慧与坦诚。对此，手持决定权的一众议员们如何在政改方案表决前夕，跨越上述“三座大山”的障碍，独立去思考什么才是对香港未来前途最好的抉择；而不是明知对方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还要奋身往里跳，甘心被人利用，也誓要与政治立场不同者拼个你死我活。这将是关系到香港能否彻底走出当下的政治阴霾，重新迈向光明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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