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除有很多地主、反革命或历史反革命、资本家、知识分子自杀之外，还有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包括一些位高权重的老革命、老干部自杀，还有很多党内知识分子以及追随中共并曾得到赏识重用的知识分子自杀。众所周知，著名作家老舍自沉太平湖，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如果说老舍由于没有留下遗书因而使我们很难了解他自杀时的心理状态，那么，另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自杀前写下了遗书，从而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与思考提供了珍贵的证词----前《人民日报》社长邓拓，既是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又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2001年12月作家胡平发表文章《邓拓之死──文革中自杀现象案例研究》披露，邓拓在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竟然高呼“万岁”，对于邓拓的一惊人之举，作者发问“邓拓应该算中共内部最具批判精神，最早觉悟的一批知识分子，何以在身遭陷害，不得不与人间诀别之际却如此不清醒呢？”“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全文如下。
邓拓（右三）和《前线》杂志社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自杀是人生中的事变，无论人们对自杀有多少争议和讨论，自杀都是值得人们同情的，每一个时代都需要对自杀的问题重新思考。----歌德
1、令人悲哀的遗书
文化大革命以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为序曲，随即转入对“三家村”的口诛笔伐，作为“三家村”之首的邓拓顿时成了全国上下第一号批斗目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邓拓在家中自杀身亡，临死前留下两封遗书，一封是写给北京市委的，另一封是写给妻子丁一岚。
在写给北京市委的遗书中，邓拓写道：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接下来，邓拓用了不少篇幅，认真分析自己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时的背景与不足，竭力表白自己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例如，他解释道，《说大话的故事》原是听到当时有些农村又有买卖婚姻和谎报产量的现象，不是反对大跃进，攻击总路线，《一个鸡蛋的家当》原是有感于当时有些社队又在搞投机买卖和剥削行为而写的批评，不是“要纠集牛鬼蛇神起来推翻我们的党”。
邓拓说：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在这封长长的遗书的最后部份，邓拓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正如李洪林指出的那样：“曾经写出‘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邓拓，应该不是软弱之辈。再从他在《燕山夜话》中表现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见解看，他也决不会愚忠到如此地步，居然至死不悟。然而在遗书中他竟充满激情地高呼‘万岁’，实在使人感到悲哀。”
2、什么是愚忠？
然而，更使人感到悲哀的是，邓拓的最后表现甚至连古代的愚忠都不如。
所谓愚忠，是指对昏君暴君仍然坚持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忠诚并不是无异议地支持君主的任何行为。恰恰相反，忠诚意味着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提意见，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如果君主震怒，忠臣决不只是一味地表明自己的清白，反复申述自己决无反叛之意或背离之心，更重要的，是他决不放弃自己的批评意见。在这里，忠臣决不否认他和君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他始终坚持认为自己的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认为君主的某些主张或行为是错误的。不妨以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海瑞为例。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奏疏中指出，皇帝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奏疏中最刺激的一句话是“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海瑞知道自己的批评可能招致皇帝的震怒和严厉的惩罚，他甚至叫家人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
这才叫忠臣。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忠臣意味着在恪守君臣分际，也就是承认君主权力合法性的前提下坚持给君主提出批评意见。问题是，如果你明明知道皇帝是昏君是暴君，不但听不进你的逆耳忠言，反而还要对你打击迫害，你为什么还要承认他的权力，还要对他继续效忠呢？所以，后人常常把这种忠诚称为“愚忠”。
讲到愚忠，屈原是另一个愚忠的典范。屈原在自己的赋中多次提到彭咸之遗则，彭咸是殷时贤大夫，谏其君不听，乃投水而死。屈原批评君主为昏君，批评君主信用之人为奸佞，自己虽然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满腹怨艾，但忠贞如一，“事君而不二”。这当然是愚忠。然而，屈原高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何等的自以为是，何等的孤芳自赏！对于屈原，群众也好，君主也好，都不是真理和道义的最高权威，都是可错的，从而也就是可批评、可反对的，可以不与之保持一致的，唯独“我”才是清醒的、正确的。此所以屈原之为屈原。可是在邓拓一类忠诚的共产党人那里，只要别人以党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质问“难道你比党还高明？比群众还高明？”他们就无言以对了，唯有低头，唯有放弃。
在写于一九八三年年底的《邓拓文集》序言里，周扬这样描述邓拓当年的心态，既是设身处地，也是夫子自道：“他（邓拓）对那个时期某些错误的政策和做法也持有自己的看法。我以为他那两年集中写作的大量杂文，正是他内心这种矛盾心理的一种反映。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竭力采取委婉的方式；而当一九六二年秋冬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从这里不难想见，邓拓同志作为党员作家，他是严于律己，遵守党的纪律的。”一旦“发现自己的认识和中央的方针、路线有偏离，首先要想到自己的不足。”总而言之，“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这不是和屈原精神正好相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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