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劳动力以空前规模从乡村迁移至城市，支撑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然而，现在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城镇化最具活力的阶段已经完成。贫穷农村地区一度用之不竭的劳动力正快速枯竭。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对中国经济具有深远影响。
刘易斯拐点到来，加速中国经济转型
随着进入中国工厂的低薪农民工数量减少，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这要么导致低端制造商破产，要么迫使它们提高价格，从而减缓几十年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出口增长。
高盛香港私人财富管理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表示，劳动力和资本将变得越来越有限，越来越昂贵。随着工业品价格上升导致出口放缓，中国经济将会进入再平衡，投资将不得不放缓。
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的诸多特征，包括快速增长、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储蓄和投资偏高以及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从乡镇和乡村涌向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洪流。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缓至6.1%。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是主要因素。
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了拐点理论，用以解释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工资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来，该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小虎”的发展轨迹。
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有助于推动快速增长。但这种发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业所有者，因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深潭”确保了薪资保持低位。
这种格局解释了中国经济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得异常的特征。工厂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大肆扩张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则助推进一步投资，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资产泡沫也可能出现。
然而，最终农村的工资开始趋近工业部门，城市雇主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工人离开农村的家乡。即便乡镇的工资水平仍低于城市，但如今两者差距已经收窄，以至于一部分潜在的进城务工者选择留在离家更近的地方，以求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
不过，达到刘易斯拐点也有积极的一面。多年来，经济学家们警告称，中国储蓄和投资比例过高导致国内扭曲，也造成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失衡。这种高投资引发了建设浪费、资本配置不当和产能过剩。
刘易斯的理论解释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变化将如何帮助纠正这些问题，推动政府政策迄今未能实现的那种经济再平衡。工资上涨会逐渐侵蚀利润和投资，刘易斯拐点将迫使再平衡发生，而任何再平衡都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的贸易关系。
在拐点前时代，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烟囱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时代，医疗保健、媒体、金融服务和旅游等服务行业将蓬勃发展。进口将不再集中于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中国将购买更多的食品和其他消费者产品。
蔡昉指出，不必害怕潜在增长率的放缓。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型，即从仅仅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过渡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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